校长之死 - 2 镜子里的影子

镜子里的影子

文彬彬看着校长跪倒在地，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这种感觉她很熟悉——当她完美地执行孙行的意图时，当她成为孙行意志的延伸时，她总会感到这样的满足。

她想起昨晚在宿舍镜子前的练习。她对着镜子厉声喝道：“你是人民的敌人！”然后凝视自己的表情，调整语调，直到那愤怒听起来像从孙行喉咙里直接撕裂出来的一样——不带一丝颤抖，不漏一分犹豫。

这些练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是从她六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她参加高干子弟聚会。那些比她大的孩子围成一圈，争着攀比谁的父亲官职更高、军衔更重。她怯生生地站在外围，不敢插话，直到一个男孩瞥见了她。

“你是谁家的？”

“我爸爸是……”她刚开口，男孩便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算了，肯定不重要，不然我们早就认识你了。”

孩子们哄堂大笑，笑声像刀子一样，一片片削去她的存在感。

从那天起，她学会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里，要么是中心，要么是影子。她选择了后者。

而孙行，就是她找到的中心。

初入女附中时，文彬彬就注意到了孙行走路的姿态——昂首挺胸，步伐坚定，像极了新闻里那些领袖人物的模样。其他女孩见到她，会自然让开道路，如同海水为战舰让出航道。那一刻，文彬彬就知道：她此生唯一的使命，就是成为孙行最忠实的追随者。

孙行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干部子弟。她反对“骄娇二气”，拒绝任何特权；早锻炼时她第一个冲出去，跑完五公里还加做六十个俯卧撑；劳动时别人两人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文彬彬也挑两筐——尽管她瘦小纤弱，肩膀压得发紫，脊椎仿佛要折断，但她从不喊一声苦。她知道，痛苦是忠诚的证明。

她观察孙行的一切：喜欢哪种颜色的钢笔，就读哪本《毛选》的哪一页，对哪个老师皱眉，对哪句口号语气加重。孙行说某个老师“思想有问题”，她第二天就在班上公开质疑；孙行轻叹一声“现在的教育太软弱”，她立刻在党支部会上提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意见。

她不是孙行的朋友。朋友需要平等，而她早已放弃平等的权利。
她是孙行的刀。
她是孙行的声。
她是孙行意志的肉身化。

每天清晨六点，孙行准时出现在操场。文彬彬总在她身后一步之遥，像影子贴着光。她们一起跑步，一起挑土，一起在寒风中背诵《为人民服务》。雷锋的话成了她们的信仰：“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刻在笔记本扉页，也刻进了骨血。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愈演愈烈，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气息。高三早已学完全部课程，进入复习阶段，可没人再关心高考。在文彬彬和同学们看来，“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远比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重要千倍万倍。

当听说1965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曾爆发学潮时，她们羡慕得发狂——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淬炼，而她们，还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革命时刻”。

在党支部会上，她们激烈讨论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什么学校不组织我们批斗资产阶级教师？为什么还逼我们做习题、背公式？为什么政治课总是温吞吞的？她们甚至与负责指导支部的老师展开辩论，言辞尖锐，寸步不让。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清晨，孙行匆匆来到宿舍找文彬彬。

“现在党号了，”孙行直视她的眼睛，“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

文彬彬没有犹豫。“当然。”她说。

她们连草稿都没打。站在走廊尽头，借着晨光，由孙行执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奋笔疾书。字句滚烫，句句如刀。她签名后，文彬彬紧随其后，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只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现在，站在烈日灼烧的操场上，文彬彬看着校长跪在泥地上，额头抵着尘土，双手颤抖。她的心里，没有怜悯，没有快意，只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平静。

作为孙行意志的延伸，作为革命机器的一个零件，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她不会感到内疚——因为内疚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而她早已亲手埋葬了它。
她也不会感到快乐——因为快乐需要个人的情感，而她早已把灵魂交给了孙行。

她只会感到服从的纯粹。

昨晚，当孙行望着远处的红旗，低声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了？”
文彬彬立刻跪在她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声音如铁：

“孙行，你忘了毛主席说的话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在为人民除害，在为毛主席扫清道路！”

看到孙行重新挺直脊背，眼神复燃的那一刻，文彬彬感到前所未有的完整。

这就是她的价值——当孙行动摇时，她提供信仰；当孙行犹豫时，她注入力量；当孙行沉默时，她替她呐喊。

她不需要名字，不需要未来，不需要自我。

她只需要——
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一声轻叹。

然后，毫不犹豫地，
成为那柄最锋利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