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之死 - 6a 冷粥来凤

1. 冷粥来凤

方来凤冲上台，并非为了施暴。
她是要揭穿一个阴谋。

在她心中，校长与陈志远早已密谋妥当——这场批斗会不过是一出精心排演的戏码。风头一过，他们便会从后门悄然溜走，搭上开往苏联的列车，去看那里的白桦林。而她，和两个孩子，不过是被随手丢弃的包袱。

可校长却倒下了。
真的不动了。

方来凤心头一紧：难道陈志远没来接她？还是……他一个人跑了？
不，不可能。他不会丢下她——
就像七岁那年，没人来接她一样。

她记得柳林屯村口的三天。粗陶碗抱在怀里，继母说“你叔叔回来就接你”，可他始终没来。全村人绕着她走，像绕开一坨狗屎。从那以后，她便明白：人一走，就再不会回来。

但陈志远不一样。他是她男人，是八岁儿子喊“爸爸”的人，是五岁女儿夜里哭着要“爸爸抱”的人。

可今早，他不见了。
枕边冰凉，帆布包消失无踪。桌上只留一碗冷粥，一张字条：“工作组急召，勿念。”

她冷笑——骗鬼！工作组昨天就被红卫兵轰出校门，孙行亲口喊过：“靠边站！黑帮保护伞！”他竟当她是傻子？

她冲到米缸前——金戒指没了，存折没了，三十块钱一分不剩。
心，也空了。

门忽然开了。
陈志远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帆布包，眼神冷如井水，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擦得锃亮，仿佛那点革命正气能洗清一切私欲。

“你还有脸回来？”她扑上去抓他衣领。
他甩开她，声音平静得如同在主持一场批斗会：“方来凤，冷静。我在执行革委会的任务。我得把《毛选》带走。”

“任务？”她嗓音撕裂，“你和那女人约好私奔，对不对？”

他嘴角一勾，笑里淬毒：“你满脑子男女情爱，校长？疑神疑鬼，只会拖我后腿！”

“你说我拖后腿？”

“对。”他逼近一步，压低声音，“肖东东说你嫉妒成性。”

“她胡说！”她浑身发抖。

他冷笑，慢条斯理地整理衣袖：“胡说？你翻我教案，偷看借书卡。”

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却被她死死咬住牙关咽了回去。“你想甩了我，跟她跑！”

“跑？”他装出一副悲愤模样，“我搞革命工作，你却搞内斗！只会在家撒泼！革委会早盯上你了——私藏金戒指，就是反革命罪！”

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安静下来.

“我得走。”他忽然说，手指下意识抚正胸前的像章，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红卫兵在清查所有和她有过接触的人——孙行亲自点的名。你那些话，传得满校都是……要是我的名字沾上一点边，哪怕只是你嘴里说出来的，我也完了。”

他没看她的眼睛，只匆匆卷起那本从不离身的《毛选》。他并非被革命任务召唤，而是被自己亲手喂养的恐惧逼至墙角。谣言早已发酵成罪证，而他选择在风暴真正砸下之前，抢先割断所有可能拖他下水的绳索——包括妻子、孩子，和那个名为家的累赘。

他不是去接受审查，而是去躲。躲进某处干部宿舍的窄床，或远房亲戚的柴房，用沉默与距离向新权力献上投名状。他在等——等校长彻底倒下，等流言变成定论，等自己的清白因主动划清界限而被组织认可。

可他错了。
他的逃离，没有带来新生，只催生了更大的空洞——

陈志远并非无情，而是不敢有情。
他并非不爱，而是恐惧爱——在1966年的北京，爱是软肋，是污点，是可能将你拖入深渊的绳索。一句闲话，就能让你万劫不复。

可他终究是人。
于是，他幻想。

他幻想的不是方来凤，也不是校长，而是一种干净的、无负担的亲密——没有孩子的咳嗽，没有油渍的衣领，没有歇斯底里的质问。他幻想的对象，或许根本不是某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校长所象征的那种秩序：沉默、克制、体面、不索取。她从不哭闹，从不纠缠，连被批斗时都挺直脊背——仿佛痛苦也能被纪律驯服。

他羡慕的不是她的美，而是她的不可侵犯。
他渴望的不是占有她，而是成为她那样的人——一个连孤独都整齐划一的人。

但现实里，他只能缩回壳中。
于是，他在心里悄悄搭建一个逃亡后的世界：
一间干部宿舍的窄房，一张铁床，一盏煤油灯。
一个同样沉默的女同志——也许是档案室的打字员，也许是宣传科的干事——她不会问他“你爱不爱我”，只会递来一杯热水，轻声说：“材料写好了吗？”
他们不谈感情，只背《毛选》；不拥抱，只并肩走路。
可在这片荒芜的“革命纯洁”里，他竟感到一丝虚假的安宁。

他把这当作爱。
其实，那只是对脆弱的逃避。

他离开家那天，带走的不只是存折和《毛选》，还有对“完整家庭”的最后一丝愧疚。他用“工作组急召”这张纸，轻轻盖住自己的懦弱。他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没人看得见他眼底的动摇；只要划清界限够彻底，组织就会原谅他曾经是个丈夫、一个父亲。

他幻想爱，却亲手摧毁了爱存在的土壤。
他渴望尊严，却用背叛换来了更深的卑微。

他明明能感受到光，却选择躲进最深的阴影里，还骗自己说：这才是革命。

他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
他只是一个在时代碾轮下，抢先把自己变成石头的人。

他转身就走。
方来凤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别走！我改！我什么都改！”

他低头看她，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怜，只有看垃圾般的厌烦：“松手。再不松，我就去革委会举报你——说你私藏金戒指，对抗文化大革命。”

她的手一松。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消失，像一滴水落入干涸的河床。

她瘫坐在地，笑了，笑得眼泪直流。

儿子蹲在门口，用粉笔画跳房子格子，咳嗽声断续传来——发烧已持续四天。
女儿抱着缺了纽扣眼的布娃娃，坐在小板凳上，沉默如影。
他们问：“爸爸呢？”
她说：“爸爸去干革命了。”
可她心里清楚——他不是去革命，是逃。而校长，不过是他的逃亡掩护。

她换上鲜亮的蓝布衫，梳好头发，把教研组的合影塞进口袋。照片上，校长站在中间，陈志远在她身后，眼神低垂。她曾以为那是尊重，如今才明白，那是算计。

她冲出家门，直奔学校。
大字报铺天盖地，锣声震耳。
她脚步如飞，心跳如鼓——不是恐惧，而是使命。

她不怪陈志远。
她只怪校长。
若不是她在教研会上对他说“志远同志，你懂艺术”，他怎会嘴角带笑？

操场上，校长倒在地上，白衬衫染血，脸糊满墨汁。学生们欢呼雀跃，像在庆祝一场节日。

方来凤盯着那张血污的脸，想从她眼里挖出慌乱——“我骗了你们”的破绽。
可那双眼睛空洞、疲惫，无恐惧，无狡诈，仿佛早已与这世界断了联系。

她更恨了。
她凭什么装无辜？凭什么不承认？

她冲上台，举起照片，声嘶力竭：
“这就是她和陈志远的证据！臭不要脸的荡妇！她勾引我男人，破坏革命家庭！”

她以为校长会求饶，会崩溃。
可对方只是闭上眼，像在嘲笑她的无能。

方来凤抬手，狠狠甩下一记耳光。

退下台时，她听见自己心跳如雷。

夜里回到家，儿子仍在咳，女儿把布娃娃塞进她怀里，小声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桌上，那碗冷粥未动，字条依旧：“勿念。”

她撕碎字条，却哭不出来。
她不怀疑。
她不后悔。

——只是不知道，自己揭穿的，究竟是谎言，还是更深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