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文化大革命"首次在《人民日报》出现。
同一天,毛泽东在一张报角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孙行和文彬彬冲上城楼,给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兴致高涨,笑对文彬彬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道:“叫文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对。”
“要武嘛。”
短短三个字,如雷贯耳。文彬彬激动得浑身颤抖,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她高声喊道:“谢主席!我一定做革命的武先锋!”那一刻,她仿佛被点化,自此改名为“文要武”,把这个赐名当作无上的荣耀,仿佛戴上了毛亲手授予的金项圈。
然而,在她身旁的孙行却心生怨恨。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教会了文彬彬如何做一条“革命的狗”。可如今,文彬彬却成了被毛主席亲手赏识的宠犬。孙行眼中燃起嫉恨与冷漠:革命者不能失败,更不能软弱。她决定,从此割断与文彬彬的关系,再不并肩作战。
而文要武已不在乎。那一声改名,把她推到万众瞩目的位置。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需要孙行的庇护。此后,她开口说话时,连老红卫兵也噤声倾听。她的笑容依旧空洞,却笼罩着一种冷漠的自信。
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一千一百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
一九六六年八月,史称红八月。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打死或逼死知识分子上万人。据官方不完全统计,仅1966年8月,北京市就有1,772人死于红卫兵的暴力。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而今,这一切已无人再提。曾经的操场上,矗立过毛的塑像,后来却被悄然推倒。新楼拔地而起,花木繁盛,
任何革命都需要祭品,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但至今,没有人能说清,那位校长究竟死于谁手。正如当年的书记所说:“死了就是死了。”
至于文要武,她后来再次改名,远走海外,留学美国,甚至入籍,重新找到了新的依附。那个曾经让她荣耀无比的名字,如今成了她急于甩脱的枷锁和诅咒。她害怕一生都与校长的死纠缠在一起。
而孙行的去向,则成了谜。有人说她留在中国,在体制内步步高升,直至成为教育局副局长。退休后,住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老干部宿舍楼里,安度晚年。
然而,真正需要被记住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谁的荣光与耻辱,而是那段岁月揭示的人的本性——狂热、冷漠、嫉妒、屈从与背叛,这些东西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换了新的外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