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愚，或制度之必然：从“蠢爆了”的美日协定谈起

 

 

 

《文明系列·制度地缘篇（补章）》

 

制度之愚，或制度之必然：从“蠢爆了”的美日协定谈起

 

 

“蠢爆了。”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对川普与日本最新贸易协定的评价。

 

在他眼中，这项协定以15%的统一关税交换了对方有限让步，不但丧失了谈判筹码，还可能诱发欧盟、墨西哥、韩国等要求同等待遇，造成美国制度性谈判结构的整体滑坡。

 

但克鲁曼的批评，虽然尖锐，却恰恰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当理论模型遇上制度现实，当最优解撞上多方博弈的政治成本，政府是否真的有能力“不蠢”？

 

　

 

一、经济学家的最优路径，政府永远抵达不了

 

经济学家追求的是结构对称、成本最小、边际激励清晰的最优解。

 

他们的谈判模型内嵌于完美竞争、对等交换与长期理性预期。

 

但政府面对的，从不是一个干净的模型空间。

 

他们要面对的是：

 

   过去的盟约与未兑现的承诺；

 

   当前的财政赤字与通胀压力；

 

   未来大选的时间窗口与联盟稳定的政治风险。

 

因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往往是制度次优中的动态均衡——即便它看起来笨拙、模糊、甚至“愚蠢”，却是现实条件下唯一可以成交的选项。

 

　

 

二、15%的“聪明妥协”还是制度自废武功？

 

川普与日本达成的关税协定，主打一个数字：15%。

 

它不高，不低，不针对，也不区分。对日系汽车、电子零部件、机械设备等出口品类一律适用，对美方并无明确产业对价。

 

    克鲁曼认为这是制度级的让步：放弃了关税分层、激励调节与政策主导权；

 

   但财政部长贝森特却称此为“谈判艺术的新创新”，强调节奏控制、风险封顶与全球规则带动效应。

 

在学理上，这确实是“蠢”的：它不符合最小损失原则，也削弱了制度层级感。

 

但在制度现实中，它却是一个可以复制、可以安抚、可以过关的“行动性均衡”。

 

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经济学家设计了跑满100分的跳高架，政府却只能推着拉伤的国家机器，跳过60分的壕沟。

 

　

 

三、制度的博弈不是解题，而是博弈边界的识别

 

美日协定之所以引发争议，关键不在于这一个协定是否得分，而在于它设定了一个未来谈判的预期锚点。

 

  若欧盟、韩国、台湾、新加坡等要求复制同样待遇，美国的谈判区间将从结构型变为折价型；

 

  若15%成为全球对美谈判“制度天花板”，则美国制度影响力将由议价权转为“摊牌权”；

 

   若其他国家从中识别出美国只求节奏、不守规则的底层逻辑，未来更难重建制度高地。

 

所以克鲁曼不是仅在批评一个数字，而是在警告：这种“看起来可接受”的妥协，会让制度本身失去层次感与牵引力。

 

而这，恰恰是次优均衡最大的制度风险——在每次“不得不”的让步中，最终丢失了“必须有”的架构底线。

 

　

 

四、川普蠢了吗？他只是知道哪里不能输

 

一个制度不是靠完美设计站立，而是靠不被错误拉垮存续。

 

川普的协定，表面愚蠢，但背后逻辑极其清晰：

 

    以15%统一税率设定谈判上限，让贸易不再反复跳涨；

 

    将对日让步“制度化”，提前释放政治压力，腾出空间对欧、对中谈判；

 

   避免2026大选前陷入产业施压、盟友不稳的“制度连锁反应”。

 

从这个角度说，他并不蠢，他只是放弃了结构美学，选择了政治力场下最可控的制度低轨道运行。

 

这不是经济学家的胜利，但可能是制度政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