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与“做爱”：都是误译惹的祸

学者作为一种社会阶层也好，一种职业角色也罢，是有自身特点的，例如说话、著文要有根据、有逻辑，简单说就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不能像市井民众一样凭感觉和情绪信口胡言，不负责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学者们也不能保证时时理性，除了感情和情绪的不可控外，学识能力和责任态度限制也是个大问题。

因为特殊的原因，现代文坛中曾经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被淹没而后又在1980、90年代后被打捞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等，也有在文学圈外不是特别著名的徐訏、黄震遐、无名氏、梅娘、苏青，还包括小品文作家、文学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梁遇春。

在梁遇春被打捞出来的过程中，吴福辉先生是有贡献的，因为他早在1992年就选编出版了《梁遇春散文全编》。并非夸张地说，这个贡献，在笔者看来，远大于他在“重写文学史”口号中与钱理群、温儒敏合作参与编写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对作家茅盾的系列研究，因为后两者存在的问题可商榷处实在太多，已非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地步。

吴福辉先生能够在1990年代初就着手选编《梁遇春散文全编》，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踏实的学术精神，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而且就散轶作品的囊括度来说，该书确实可以算作是“全编”了，这一点也要对吴福辉先生表示敬佩。不过，正如所有的“全集”几乎不可能全一样，“全篇”难免有遗憾，那就是起码包括《<情歌>附记》《东西》等多篇轶文未被收入；将《草堂随笔》误认为是梁遇春的作品，而实际译者是南星；将署名为“秋心”的《海上棠棣》也看成是梁遇春的作品，而实际作者是王秋心。但这只能算缺憾和失误，不能太求全责备，因为尽管目前笔者与李立夫兄一起在为福建教育出版社主编《梁遇春著译全集》，而且是在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研究、选编的基础之上，再进行相对比较省力的选编、辑校工作，也仍然不敢保证全集完全无疏漏。

吴福辉先生的“全编”的另一处问题是《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发表李冰封的《发现、整理经过与思考线索——有关梁遇春致石民四十一封信札的两件事》指出的，其中提到：“致石民书六通”，是摘自梁遇春的友人沈海分别在1933年2月的《现代》第2卷第4期和1936年5月1日《西北风》创刊号上发表的信件摘抄，而非原信。李冰封核对后认为，“这‘小札’摘抄得很不理想，把信中一些颇为重要的内容竞摘丢了”。尽管这个问题的造成是由沈海先造成的，吴福辉先生的责任并不大，但终究是个以讹传讹的学术遗憾。

以上，都不是此文撰写的主要动因，今天要说的是一处译注的错误，即在核对文献时，发现“泪与笑”辑作为“附”的《论麻雀及扑克》一文中，吴福辉先生针对原文“若使像Ella同Bridgetel一样play for love那是一种游戏，已经不是赌钱”一句做注说：“Ella和Bridgetel为一般人名，这里泛指一男一女。”

实际情形如何呢？研究者荆素蓉博士核对过兰姆原文，这两个英文实际上是Elia和Bridget的拼写或印刷错误。Elia和Bridget也不是“一般人名，泛指一男一女”，而是兰姆自己和堂姐勃莉吉特。

如果说这一处的错误，是因不够细心、严谨造成的，那么第二处将“play for love”注为“译为：做爱”，就实实在在是望文生义和胡乱想象了。因为根据原文：“when I am in sickness, or not in the best spirits, I sometimes call for the cards, and play a game at piquet for love with my cousin Bridget—Bridge Elia”的上下文来看，兰姆的意思就是自己生了病，或心情不太好时，跟堂姐玩一会儿牌，消磨时光，怎么会和“做爱”联系起来呢？

其实不用看原文，就单纯的“play a game at piquet for love”这一英语短语来说，也不能直接翻译成“做爱”，而是“（打牌）打着玩玩”的意思。但是，经吴福辉先生这么一注释，就成了把做爱当游戏或姐弟乱伦了。

这个重大误译必须指出来，否则读者真的会以为小品文家兰姆竟然如此“不检点”甚或做出那样的乱伦之事，还写成文章“不知廉耻”地四处招摇，尤其是在道德家和流言家遍地的儒家中国，这个问题简直比天都大。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不确定吴福辉先生是不是始作俑者，但是后来的涉及梁遇春这个作品的其他选编书籍中，比如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论麻雀与扑克·醉中人生》、200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论麻雀与扑克·梁遇春散文》、2009年华夏出版社的《论麻雀与扑克·泪与笑》和吉林出版社集团的《论麻雀与扑克·毋忘草》、201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论麻雀与扑克·天真与经验——梁遇春散文》等，都使用或沿用了这一谬误，真是贻害无穷。另外要说的是《春醪集：权威插图典藏版》，没有跟风错下去，但却将“play for love”译成了“谈情说爱”。另外，这本书将原文的出处《语丝》121期写成“21期”。

好在梁遇春没有被广泛阅读，也好在没几个人注意这个问题，所以错误就悄无声息地寂寞在书中二十多年，没有产生什么文坛波澜。

尽管吴福辉先生在“全编”的“前言”中曾诉苦说：“之后是做注释，这简直是个‘灾难’。整个夏天我都因此字典不离手，热汗不离身地泡在挤挤挨挨的英文人名、书名、引语之中不能自拔。”“恐怕除了这个全编本能够照录，离了原文别的办法很难辑印。这也算得一个特色。但梁的译注是下在英汉对照的英文一边的，现在要一个个拔出来，剔除掉单纯翻译问题的注释，再一一按回到中文的‘坑’里去，还要对作者的译注夹杂的英文人名、书名、引语再加注中注，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件‘后怕’的工作呀！”但是苦劳归苦劳，硬伤归硬伤，不予以指出贻害无穷。

这个话题之所以要公开指出，是因为同样作为主编者，能够理解吴福辉先生为“全编”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在他不擅长的英文注释方面，但是这样污人清白的举动，哪怕是完全无心无意造成，作为学者也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首先那样的注释在中文版的上下文看，就解释不通。其次这样的注释不同于一般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解读，出现偏差无伤大雅，这可是直接关涉个人名誉的大问题。更加庆幸的是作家兰姆的亲属没有看到，否则可能引起法律官司也未可知。

吴福辉先生的这个错误，虽然与坊间传扬的“常凯申”（实为蒋介石）、“门修斯”（实为孟子）和“双鸭山大学”（实为中山大学）等翻译事件不同，但是作为学者，一个简单道理，就是遇到有疑问的地方，首先去核对一下原文，或者请教他人，然后才能下笔译注。这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基本学术训练，不知道著作近乎等身的吴福辉先生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端的错误。更有意思的是，吴福辉先生在“前言”中坦诚自己“学养有限，口说希望国内外专家学人与广大读者指正，私心里还妄想不出大错，蒙混过关”，但是白纸黑字，他确实出了大错，所以不能让他蒙混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