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曾经说过：“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这话当然中肯，然而现实是他不但成为公众人物，而且每每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会成为公众人物中的热点人物，哪怕是并不逢十的生辰、忌日，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都要小小热闹一番。
前段时间偶然看到贺卫方教授2016年所作的一篇简短小文《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内容是针对1949年的历史风陵渡口，胡适和陈寅恪的不同选择做出评判，并对陈寅恪留在大陆给予一种历史之同情。其中分析原因的第一点时这样写道：“陈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历史学家，对史学之外的事务很少公开发表看法。这样的学者通常十分专业化，同时也会认为自己这类不问政治的专业化风格足以成为自保的屏障。”
一贯儒雅、博学、宽容的贺卫方教授显然认为，后世学界不应该太苛刻陈寅恪这样一个象牙塔里的专科教授，对公共政治不关心、也不了解，1949年后做出留下的选择，完全情有可原。这样的评判不能说没有道理，甚至很大程度上还能博得多数人的赞同。但是，一段时间以来的陈寅恪，已经被改写、被定位、被宣传为自由主义的旗帜人物，还要以这么勉强的同情心理视之，多少都会有一些“强陈所难”、政治正确式的低标准之嫌。
先来回顾一下。在升华陈寅恪的历史叙事中，贡献较大的是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影响一时的巨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其中也包括贺卫方教授本人。十余年前他曾探访过陈寅恪在庐山的墓地，并撰文介绍说：2003年，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合葬在庐山植物园一鲜为人知处，墓碑旁边的巨石上，湘人黄永玉执笔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出自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先生拟写的碑文中。黄永玉先生将其用在这里，贺教授欣然撰文，自然是寓意明显，那就是将陈寅恪视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精神的学人。
那么，作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先生，具备自由主义思想吗？他本人应该或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检验陈寅恪1949年前的著作和言论外，其实更简单的办法就是1949年这个历史鼎革之际的选择大考。大考之中，要考学识，考判断，当然也要考思想。
关于王国维究竟是否适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似可商榷的。因为王国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精神独立、何等意义上思想自由，一直是一个不好言说的问题。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今天在兹念兹地数说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代表着读书人最高人格和思想境界的名言警句，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结，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心结，因为谁个也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读书人也好，知识分子也罢，全活得不那么光鲜了，不那么自在了，甚至被打断脊骨地苟延残喘于无道之中，至今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于是，人们多么地怀念王国维活着的时代，多么地怀念精神能够独立、思想能够自由的时代，甚至完全不顾及王国维与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裂痕和难以跨越的鸿沟。
不过，王国维既然敢于选择自沉，后来人无论如何都要礼让三分，因为这种提前拒绝侮辱的自戕行为，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起码1966年后的老舍、傅雷等，就完全不能与之比肩——他们属于肉身被凌辱，尽管很多所谓学术界中人仍喜欢将“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气节”等好词一厢情愿地用于他们身上。
面对1949年陈寅恪的选择，也是需要说一说。从过程和结果来看，他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又到了广州，虽然在大情境下是被动选择，但毕竟握有主动选择权，陈雪屏也好，杭立武、叶公超也罢，还是远在东南海岸的傅斯年多次来电，以及妻子唐筼几次三番地规劝，陈寅恪哪怕听从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或者是哪天心血一来潮，都不会在1950年代写作“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和“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①]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样的讥讽诗句，更不会写作：“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此日谁教同驻马，当时各悔笑牵牛。银河浅浅褰难涉，金钿申申詈未休。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不写这些诗，也就不会让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谢泳（《陈寅恪晚年诗箋证稿》）等学者，在事后多年还要费劲地考证他的心绪和思想究竟如何？他是不是后悔没听夫人的话？
如果说王国维能否适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美誉还需要再审慎地斟酌一下，那么陈寅恪更应该接受这样一次质疑和评估，因为遥想1927年，他的好友兼同道王国维，选择自沉昆明湖，直接和间接原因就是湖南大儒叶德辉等被低端阶级野蛮分房分地分钱财，即所谓文化亡了天下亡了。陈寅恪应该是知道王国维当年所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指的是什么？陆键东不是也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样推心置腹地写道：“二十六年前，是他赋予了这个‘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的孤魂以鲜活的生命意义，挖掘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空谷足音。”
既然如此惺惺相惜，作为“许我忘年为气类”的陈寅恪，应该听闻1924年王国维上书溥仪时说：“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横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他也应该知道“五四”时，王国维写信给正处舆论风口浪尖的陆宗舆，提出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议案，团结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更应该知道，1919年1月19日，也就是苏俄十月政变后一年多，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所写：“俄德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如此派得志，则世界末日至矣，遑论其他？……欧美诸国默视其害而不为计，不知何故？”
作为遗老（更确切说是遗少），陈寅恪即使不知道上述王国维的诸多言论，也应该知道其他几位遗老和遗少的意见。例如，郑孝胥当时提出的“三亡论”或“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罗振玉为溥仪出任满洲最高领袖时代拟的电文中写道：“自辛亥革命，改君主为共和，宜若可得国利民福矣。乃二十年来，内战不已，死亡枕藉，复刮民脂膏以充军费。……今推求祸始，自改政体为民主，人人皆有总统之望，于是人欲日肆，不夺不厌。总统复变为委员制，委员制将复变为共产制。暴民专制之害，远过于君主独裁。”
如果说陈寅恪自恃清高，不愿意听闻权贵遗老遗少们的牢骚，那总该听说过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的胡先骕在1924年的《学阀之罪恶》《文学之标准》等文中所指出的：“甚如俄国专政之无产阶级，以众暴寡，暗无天日，亦可称为无产阀。”“今日共产制已实施于苏俄矣。吾国近年来急进少年之艳羡苏俄，可谓与法国革命初年英国文士之艳羡法国相若，吾知其失望将亦必有同然者。”“今日之谈政治者，幸有鉴于此，勿徒为任何大举革命之鼓吹，惟求实事求是，为枝枝节节之改革，则吾国政治前途，庶乎有豸。否则徒引骚乱，黄巢闯献流寇之祸，殆将不免矣”。
或者陈寅恪也应该听说1925年徐志摩在《晨报》发起的那场包括梁启超、张奚若等数十文化人参与的“苏俄仇友”之争吧，那里面徐志摩、张奚若、梁启超等皆有文章痛斥苏俄极权情况，而且这场讨论持续时间很长。
再或者，陈寅恪还应该读过已经主持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说：（CCP）“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
最低限度，陈寅恪应该听过与他同机离开北平的胡适的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从北京到南京，这一路上，以胡适的热心和大家的焦虑处境，他应该会向尊敬的陈寅恪先生表达过类似的话。
假设这些讯息陈寅恪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绝对不赞同，也并不表明他不知魏晋，因为他至少在20世纪初留学时就看过《资本论》，中日战争期间还曾对人说：他“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觉得很可怕”；他也曾在1949年大局玄黄未定之际，跟同事浦江清说过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尽管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还说了自己“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这样的话儿，南渡只是担心吃小米受不了，而且“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
关于陈寅恪的思想认知高度，其实早有学者质疑过，这里不再多论，仅就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段他的几次三番地犹犹豫豫（可参见余英时、张求会等人文章）的行为来说，不管他对那“非驴非马”（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的民国有多少意见，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不能做出恰当选择，再说他留学欧美若干年，精通十余种外语，是什么教授中的教授，怎么听起来不像是赞美与艳羡，反而感觉有些脊背发麻地嘲讽呢？
文章至此，很多学者会举例1949年后陈寅恪的不配合与冷战，借此表明他不曾堕落、附逆，这也正是很多学人将陈寅恪与自由主义者相联系的有力证据。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例：1950年代初陈寅恪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赴任史语所所长提出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样的答复，当然可见陈寅恪力争“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的愿景，其中也可见他“历二十余年而不变”的“学术自由之宗旨”。但是，这种想法在1950年代全民思想改造和大肆清除阶级敌人（比如所谓地主、国民政府旧有人员等）的大潮中，多少都会显得有些单纯幼稚。因为一个显见的问题是，他太不了解共产极权主义的本质，太不懂得1930年代的所谓“苏区”肃反和1940年代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了，更对他笔下的所谓“毛公”、“刘公”缺少基本史实的认知。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再来看陆健东先生写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尽管寄情于字里行间，不时地大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等誉美之词，真的有些一厢情愿和过度赞誉了。贺卫方先生显然承接了这些溢美和谬赞，因而以低标准的宽厚仁慈勉力将其拉入自由主义的大旗之下。
有学人常将陈寅恪的不走与胡适的远走对比，结论是陈不如胡。其实，这样的比较实在没意义，正如鲁迅曾言：比富要龙王跟龙王比，让叫花子跟龙王比，那还比个啥劲儿呢！不止是跟胡适比不了，就是跟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和董时进比，陈寅恪也不是对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连一向不关注政治的张爱玲、徐訏等作家都要略胜他一筹。
不过，陈寅恪倒是可以与陈垣、张伯苓、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金岳霖、陈序经以及中央研究院留下的六十余位院士比，但那种比不是比谁比谁更优秀、更深刻、更有价值、更有历史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是比谁比谁更斯文扫地、更倒霉了。
比较的结果让人很痛惜，一个民国的史学大家，1949年后除了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和几百首寓各种情怀于其中的古体诗，就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了。尽管这样的成绩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就陈寅恪自身的学术造诣和学术生产能力来说则远远不够。或者参照一下远走的钱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徐訏写下《彼岸》等众多名作、董时进任教于加州大学兼任美国农业顾问等，一代学术大家只能成就这些东西，而且还那样备受屈辱，实在让人遗憾备至。
其实，检索一下陈寅恪所谓的学问理路和学术思想，可以发现，他的留学与游学，不过是在技艺层面上地不断丰富、提高，而对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例如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及基督教文化圈既不是很感冒，当然也就不明就里，对于现代世界的公民职责和权利、对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与担当等，更没有什么实践行为和言论号召。他的确如贺卫方先生所言，是属于书斋型的工具理性知识人。
整体来说，陈寅恪在更大程度上属于那种老派的传统中国读书人，比现今那些所谓沉潜于学术研究并自以为是的傻博士、愚教授显得高明一些，但也要清楚，他的那些清高，偶尔敢于说几句不学马列，比如曾对昔日学生汪篯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或讥讽时政的不合作话，充其量不过是传统儒家的所谓气节，或者如夏中义教授所言的是一种陶渊明式的“诗性”自由观念，不但难以避免骆玉明教授所谓的“某种陈腐的情感”，更远远算不上拉吉舍夫式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比比王国维，都要逊色一些，更遑论与贺卫方教授二十余年来所作所为相比，那个距离还有很长一段，所以陈寅恪能否适用（古典）自由主义语境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评价，的确需要重新审视一番。
对陈寅恪先生这样的评判，看上去有些苛责，完全不符合传统中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古训，但是作为曾经的大教授，尤其是被时下读书人奉为自由主义的精神偶像，价值标准倘若太低，既对不住已经驾鹤西去的陈寅恪先生，也枉对他写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神圣的话语，不知贺卫方教授以为然否？
其实，贺卫方先生之所以“强树”陈寅恪这个所谓自由主义的大旗，也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和潜在心理，因为20世纪中期鼎革之后，知识界、文化界，除了能找出顾准、陈寅恪等少得可怜的几个相对秉持独立思考和兼具反思批评精神的文化人，放眼望去那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回顾晚清从徐继畬、郭嵩焘的“睁眼看世界”，到严复、胡适的自由主义“盗火者”，百余年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虽经欧风美雨不断洗礼，然而收成依然这么让人难堪，实在无以向文明世界交代，于是贺卫方教授只好选择“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历史之宽容了。
[①] 此诗句中的“白头学究”很多人认为是讽刺陈垣，谢泳教授考证认为是讽刺冯友兰，本文赞同这一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