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当1928年的南京政府成立时，就意味着1912年确立的合法政府被正式取代。在这个政权交接中，国名虽然没有改变，都叫中华民国，但国旗由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政体架构也由不完全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变成三权不完全分立的党国威权体制。如果将历史的时间向后推延20年，又变成三权完全不分立的党国极权体制。因此，就民国的三十年历史来看，大致可以说宪政是个不断走向失败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历史不断进步的体现和证明，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不断走向成功的过程。
这是两种立场叙事，我今天不去做更多的价值判断，只是想探讨一下历史何以至此的问题，其中也直接涉及制度决定论和备受质疑的国民性批判等相关问题。我的意思是，不管历史是不断失败还是不断进步，梁启超这个经历过晚清和民国的集改革先锋、文化名人、意见领袖、学术名流和政界高官于一身的精英人物，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做出了什么贡献。同时，因为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在时间点上也有意义。恰好前段时间李炜光教授也以梁启超为题做了精彩的讲座，还引起很大的热议。所以就促成了我今天这个讲座。
为了让问题更有针对性，我将选取三个富有争议的侧面来展开谈。
其一，护国运动中梁启超的举措是否得当
关于袁世凯变更国体以及梁启超、蔡锷起兵发起护国运动，此前差不多所有的中外研究成果，主流历史学界和非主流学界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们，都赞同护国运动，而且都严厉批判袁世凯。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中华民国史稿》中写道：“袁世凯不断扩权及进行帝制，破坏了国人追求共和的理想。”比如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在《民国政治人物》中引用了蔡锷誓师中的名言“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后评论道：“这是何等伟大而有意义的号召”，“实在是自由中国每一军民每日闻鸡起舞时应该朗诵再三的誓词”；比如美国的徐中约教授在名著《中国近代史》中写道：“蔡锷与从前的梁启超宣誓讨袁，一个用枪，一个用笔来捍卫共和，保卫中国四亿黎民的荣誉和骨气。”
包括李新宇教授和李炜光教授，也大都持这样的观点，我这里不多举例。
我也知道，各位非常熟悉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袁世凯称帝的行径，更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背叛共和的袁世凯。”
所有这些观点和评论，都认为袁世凯是错的，是开历史倒车，武力反对他的梁启超和蔡锷因此一定是对的、正义的。这种简单的二元思维特别有市场，无论主流学术界还是非主流思想界。但当年的历史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能确定我们头脑中的史实就是史实而不是人们假想的历史吗？达成共识的批判性结论和观点，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吗？
如果我们不怀有观念的偏见而能本着平常心回到历史当年，基本可以说，袁世凯复辟或更改国体，是明确提交参政院讨论的一个重大决策，属于民国议会政治的一个公共议题，并非是袁世凯总统一人随心所欲的私人举动。如果了解民国初年的历史，或者听过我讲的《共和危机》那个讲座，就应该了解民国初年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几近无解的那些困难，也就能理解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经过集体成员认真讨论后的重大政治举措，不能以简单的对或错，好或坏，去衡量一个尚处于襁褓中的决策。因为对与错、好与坏，是通过决策推行过程以及结果去衡量的。实行得好了，预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政策本身的弊端，也都能化解；实行得不好，哪怕再好、再对的决策，也都是错误的不好的。
这样的分析和总结，并非是什么新鲜观点和认知，因为早在19世纪时，德国的宰相匹斯麦就曾提出政治是关乎可能性、可行性和次优的艺术，20世纪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再次附和了政治是可行性的艺术，包括亚当·斯密，也曾认为政治家四个美德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合宜。但是这些政治智慧，于民国以及当下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来说，还是太新鲜太陌生。
回到话题。既然是公共议题，那就要遵循议会政治的规则。从1914年5月成立的参政院成员来看，110人左右的参政员中，赞同国体变更的梁士贻、杨度、杨士琦、朱启钤、孙毓筠、刘师培、周自齐等明显是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而梁启超、蔡锷（他们后来辞职或病假）以及议长黎元洪等反对者则明显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如果承认议会政治的普世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袁世凯顺应多数原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李炜光教授在讲座中，也承认袁更改国体有社会基础，很多文化精英、政治精英都没有明确反对。是的，这的确是历史实情，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反对。那为何作为少数的反对者就一定是正确并且一定要被表扬呢？以至于整个中文圈，不管是海外、台港还是党国史家、自由派教授们，都惊人一致地谴责袁世凯而赞美梁启超、蔡锷。这种无意识的同一性表现，本身就很令人堪忧！
当然，这样说马上会引发参政院是否可以被视为或等同民国议会的问题，李炜光教授在讲座的答疑中说梁、蔡不是议员，而只是参政员，还说参政院不过是袁世凯总统的咨询意见机构，并以《中华民国约法》的第四十九条作为依据：“参政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参政院之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之。”这样有理有据的说法，当然意在表明参政院起不到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权力和地位。但是，李教授大概没有注意到，同一个《中华民国约法》中的第六十七条规定：“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也就是说，参政院就相当于或者就是此前的议会，不过是由原来的参议院、众议院的两院制变为一院制，或者作为过度时期的临时立法机构而已。
那可能会有人继续说，参政院是在袁世凯的操控下成立的，不过是总统的附庸或御用工具，而参政院的国民大会及其程序，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不能当回事。是的，这种腹黑式的想象型思维，很多时候适用于中国的很多问题，但是想象和分析不能代替历史，而历史就是历史，并不会惯着谁，也不由人数多少来定。我可以直接说，从参政院成立后的表现和实践来说，不能说它完全独立于总统，但是也绝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趋炎附势。比如《申报》1914年10月6日报道了梁启超领衔的参政院同仁陈国祥、熊希龄、王家襄、宝熙、邓镕、黎渊、朱文邵等，就民国政府外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质询，其中写道：“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梁启超言本席根据约法第三十条立法院之职权第八项，提出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云云。”具体质询的内容我就不多引用了，因为从行文用语上就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议员，跟后来那种只知道拍手吃饭的列席党不一样。
至于参政院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以及1993个代表的全票结果，难以避免被操纵的嫌疑，或者在实质正义方面确实需要严格审计后才可以得出结论，但是如果在形式上大致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就只能暂时承认其合法性，服从其具有立法意义的决议。服从，并不意味着认可，任何有疑义的人都可以进行调查，都可以为追求实质正义而继续努力，只是在调查期间，包括法院正式宣判之前，还是要服从这个立法意义上的决议，这是政治博弈本身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如果确认更改国体是公共议题，如果愿意遵循议会政治中的多数原则，如果能够看重程序正义，那我们就可以理性地讨论梁启超、蔡锷等反对派的手段问题了。
梁启超和蔡锷这两个政界精英，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不能说多么备受倚赖，但说受到重用，应该是符合历史实情的。比如梁启超本人曾担任过司法部长、制币局局长、袁世凯总统府的政治顾问、一共十个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一百一十多人组成的参政院的参政员。虽然其中一些职务很短暂，或者没有就任，或者是虚衔，但即使仅有参政员这一个身份，就不能说他没有影响力。蔡锷也差不多如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他的官职了。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二人明确反对更改国体，那就可以在参政院游说其他参政员，形成足够大的反对声音。如果进入投票环节，那就以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也可以像梁启超那样给袁世凯写反对信、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合法手段。但问题是，当梁启超意识到自己的意见不能被采纳时，他改变了和平的合法手段，先是授意蔡锷先“不动声色”，与袁虚与委蛇，然后背地里开始策划武力反抗。
蔡锷呢，1915年8月25日，与汤芗铭、云南督军唐继尧等督军联名向袁世凯请愿帝制。9月1日，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上，又与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等参政员请愿改革国体，实行君主立宪。等到袁世凯接受了参政院的推戴，准备更改国体时，蔡锷偷偷潜回云南起兵。随后梁启超一边动员冯国璋起义，一边绕路也去了云南。
关于蔡锷的行为，很多自由派人士表达了赞美，认为这是干大事的聪明机智，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民国议员如此行径，实在是大清宫廷政治式的黑箱操作，完全是违反现代政治的规则。因为议员的战场是议会，不是这种中国式的揭竿而起。
仅从这一点，就也可以看出梁启超、蔡锷并不懂得现代议会政治，尤其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会规则，也无视程序正义的公共原则。他们的意思就是，自己就是正确、真理的代表，不听从他们的意见就是错的，就需要动刀动枪地反对。而很多自由派的教授们，因为他们喊出了漂亮的口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就共情式地大力赞美，完全无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暴露出他们在观念层面与实际政治行为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我知道很多自由派教授和学者们，之所以站在梁启超和蔡锷一边，是因为大家都反感皇帝制，因此也就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而且中文中的“复辟”这个词，本身就让人联想起黄袍加身，高高在上，一言九鼎，下面一群磕头的大臣和太监、宫女。但这样的镜头，是大清国，不是民国“洪宪”的设计初衷。袁世凯的“复辟”，更准确地说是君主立宪，也就是国体由民主改为君主，政体还是权力分立的宪政模式。这种模式，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瑞典、丹麦、日本等国一直使用着，不存在错误或正确的区别。梁启超当年面对记者的提问时也说：“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尤其是梁启超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承认，搞君主立宪并没有错，但应该在“内治修明之后”，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反对了。
既然不是因为政见问题，更不是因为真理问题，而仅仅是时间和机遇问题，那我要问了，在一个新生的共和国风雨飘摇、勉强维持之际，动辄兵戎相见，还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难道就合宜吗？这是真正爱共和国、为中国人争人格的表现吗？
如果一个梁启超式的精英如此，完全可以原谅，但如果众多精英皆如此，那问题就必然涉及国民品质和国民文化的问题了。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庸当年留下一段不太被重视的文字：“吾国之所谓舆论，唯是各据一方，代表其黑幕之势力乎？抑真有发挥其所主张之真义公理，以求国民最后之判断乎？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实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罗列了民国精英们的表现后，黄远庸无奈地感叹：“所谓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国今日之政客之无节操之无主张，唯是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于国事之张弛而已。”
看到这段话，我想黄远庸在100年前就等于质疑了中国大陆特别流行的制度决定论，同时也等于再次提及了文化与国民性的问题。事实上，自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兴起，以及后殖民主义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和学术界一大批人开始反思和批判晚清民国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其中刘禾、冯骥才、周宁、贺仲明、贺昌盛、摩罗等人举起殖民地话语的旗帜，马勇、邵建、张雪忠、熊培云、马国川等人举起制度决定论的旗帜，一时间举国振奋地谴责鲁迅、胡适等人的国民性批判，是丑化中国人，是西方殖民话语的体现，是不重视制度的伪问题。可是黄远庸的观察和记录等于告诉我们，因为自身的职业素养、政治品格和现代意识不够，作为议员的那批民国精英，并不能适应一个看似简单的政治游戏。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下中国大陆的精英们，是否进步得比当年的那批精英更强、更好、更懂得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则呢？以我个人的观察，情形似乎并不那么乐观，至少就我接触过的一些著名的自由派精英来说，他们蔑视异己讨论的态度，已经暴露出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品格。如果连正常的学术对话都很难沟通，何况真刀真枪地进行议会辩论而不生成见、不以立场定是非和选票呢？很多自由派朋友会说：好制度对人的规范是渐进的，慢慢训练就会好起来，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几个好邻居就可以证明。是的，这话在理论上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在一个失败者那里，如果他自身不想做出什么改变，就空口说下次有机会一定行，是不大令人放心的。或者不如听听梁启超的说法：“然欧美人所谓完全自治机关，求诸我国，实渺不可得。”（1911年：《新中国建设问题》）“三权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绝非久困专制骤获自由之民所能运用而无弊也。”（1906年：《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其二，“北伐”期间梁启超的表现如何
各位都知道，南京国民政府取代民国合法政府，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北伐，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这种的历史关头，作为晚清以来的最著名的言论家、意见领袖和大学者，梁启超都干了什么呢？或者他是否如袁世凯更改国体时一样发表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章，或者组织军事力量为保卫共和而努力奋斗了呢？
从我考察的历史看，用归隐田园、消失匿迹来形容，肯定是不符合梁启超当年的实际情形，但是如果用没有什么实际作为描述应该说不算冤枉他。当然，我还可以再退一步，报以历史之同情的态度，或者就按照朱中原兄的评价“似乎表面上无所作为，但实际是他想作为而不得”。
那么我还是不禁要问，梁启超这样一个精英，在这个时候应该退出政治和言论舞台吗？不再考虑共和、不考虑四万万人的人格问题了吗？关于这个问题，李炜光教授在讲座中给出的理由是：在这期间，梁启超因身体原因，无力承担舆论领袖的责任。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梁启超的确生病了，还住院两次，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原因或角度，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甚至有些牵强，因为首先正如李炜光教授提到的，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还能整理《辛弃疾年谱》，那为什么就不能提笔写文章呢？而且我还简单考察了一下，仅1926年，他就撰写和整理了学术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先秦学术年表》《荀子评诸子语汇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庄子>天下篇释义》等18篇；在1927年完成《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6部著作；在1926年末的一个月里举行了四场讲座，甚至还不顾亲朋好友的阻拦执意要去美国访问。所有这些证据显示，李炜光教授为梁启超的辩护，实在是因为太爱护而有些护短了。
我的意思是，梁启超既然可以带病写这么多学术文章，还写了很多家信，那完全可以写几篇政论文章。因为写文章对于我辈来说需要绞尽脑汁，需要翻查大量史料，但对于梁启超这个下笔千言的政论家，尤其是写那种不需要翻很多资料就可以成文的政论散文，并不需要消耗多少体力和脑力。
再退一步说，如果梁启超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多动笔，那他完全可以将生病时期写给家人的一封又一封书信，同时公之于众。那样的话，一定会让民国人和现在渴望真相的大陆中国人大开眼界，而且还会更加敬佩这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精英。然而并没有，那些闪光的睿智的具有穿透力的甚至解气的文字，他只留给了他的孩子们。即便是面对同事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遗言，他都能隐忍地只在私下里继续写着他的满含爱意和洞见的家信。对此，我无论如何都认为，这样的举动，太自私，太没有公义和大爱了。
批评李炜光教授为梁启超护短，实在是有些不够宽容，我本不想公开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我准备讲座再次翻看梁启超的家信时，随便看上几页透视镜般的时政见解后，我还是忍不住地要表达。因为事实上，在苏联人鲍罗廷和加仑将军指挥的党军“北伐”时期，梁启超并非是因为生病无所作为，而是他那时陷入到一种内心斗争和利益权衡之中，这一点他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证实道：“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这些人都有哪些人呢？信中提到，包括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者团体、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实业界”的人，还有一些南方已经投降但并不真心要归属蒋介石的二、三等军人。这些人，因为团结不起来，想在梁启超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当时也跟梁启超说，党军“北伐”这事“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而此时的梁启超，的确在公开场合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始终拒绝着。
当然，梁启超也说了自己拒不出山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他说自己实在“讨厌政党政治”，因为那样“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梁启超还说，自己若旁观，“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几乎天天睡不着”。他还在此前跟孩子们写信表态说：“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梁启超先生能够这样操心国是，作为后来人，我们当然应该赞赏和敬佩他。尤其是此前他确实通电呼吁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唐生智等人放弃南北战争，也曾支持弟子蒋百里加入吴佩孚的军队，主动联络孙传芳，但在紧要关头，他最后怎么决定的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一来可以通过结果去检验他的言论与行为之间是统一还是对立的；二来可以在历史评估中为他打个比较精确的分数。
那作为一个时代的精英如何决定的呢？梁启超在家信中深思熟虑地说：“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片断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
这样关键的时刻，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梁任公，在有可能为国效力之时，竟然要闭门专心搞学问，还要以写出两本书的方式指点江山，还认为代议制不适用于中国，还想单枪匹马力挽狂澜，还说这就是他救中国的良方妙计。我不知道这是读书人的幼稚、迂腐，还是他别有自己的小算盘，亦或是并不真把民族危亡和内心良知放在心上。我真的不能理解，一个如果真正承担起民族责任的精英，一个在家信中强调曾国藩所谓的“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儒家士子，何以在此时做出这种不务正业的选择。
面对梁启超的这种选择，我是否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下呢？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中，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明哲保身。中文里也有很多这种智慧的表达，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枪打出头鸟”、“ 出头的椽子先烂”等。梁启超既然已经判断出南方必会获胜，既然知道革命党可以暗杀和明杀几万人，分掉那些富户的田地和女人，逼死湖南名儒叶德辉，抢劫了南京驻外领事机构，甚至打算携带家眷到加拿大避难，并将手头所有的现钱凑成五千美元汇往国外，那么为何还要螳臂当车、鸡蛋碰石头呢？为何还要以公义之名为那些不值得拯救的中国人而献身呢？即便是他浑身是胆，并且已经是老朽之身不怕秋后算账，但祸及家人总是不应该的。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做声，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也知道自己的选择，实在有负众望，所以在家信中，不停地抒发和排解情绪，聊以自慰。
其实，我这样苛责梁启超，不是一厢情愿地期盼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式的英雄，只是我知道有人并没有将思考和关注停留在私人领域，比如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章太炎。他对于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特别是在苏俄支持下建立黄埔军校等行为，抱以“异族宰制中华”的恶评，还说这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在1925年10月的演讲中，章太炎公开指出：“共产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为俄党。”他批评广东的党政府，“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来压迫我们中华民族的共产党。”这些批判不管是当年还是当下，都可以说是令人胆战心惊。章太炎不仅公开发言和批判，而且身体力行地在1926年4月初，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任三理事之一，还在通电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不亟剪除，国将不国。”接着在8月份，他正式通电反对北伐说：“借外兵以侵害宗国者谓之叛，奉外国为共主者为之奴。”8月15日，他又在《申报》发表《章炳麟通电》说：广东“自蒋中正得政，尊事赤俄，奉鲍罗廷为统监，而外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致少年军士受其蛊惑。”他批评蒋介石“其所谓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华民国之命也”。
不得不说，相比勇敢、公义和同样不失洞察力、批判力的章太炎，梁启超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显得太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愧对他此前大半生的意见领袖的身份，太对不起他那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笔，更对不起那个风云际会、宪政得失于瞬间的大历史时代。
当然从中国人的功利结果来看，不识时务的章太炎，没能挽回宪政而成了被通缉的战犯，潦倒余生，实在够惨，而识时务的梁启超，一家人稳妥地告别民国宪政，也平安地进入到党国的威权时代。
尽管我这样“厚黑”梁启超，仍不过是小人之心，并非我本意，尤其是马上换位思考地想到我本人，在那样大局底定的情况是否能够站出来，是不敢想象的，或者更大概率会聪明地躲起来，甚至还会为自己的苟且寻找一些说得过去的托词。但是，在历史尤其是上帝面前，任何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一个人干了什么，应该干什么而没干什么，都是需要一一交代的，谁也逃不脱。
当然，中国人不太相信什么上帝审判，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很聪明，可能还将继续聪明下去。即便是那些所谓清醒的人，也不愿意为此反思、反省和忏悔，他们不愿意正视过去失败的历史，也不愿意反求诸已做深度剖析，他们喜欢为失败寻找各种客观理由，喜欢说中国人具有全世界人普遍的人性，喜欢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制度决定论，好像从大清一夜之间进入民国，那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品格和血亲伦理观也可以魔术一般地消失不见，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生追求，也随之就现代化、文明化起来了。
其三，评估梁启超的思想底色
应该说梁启超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经常有一些令人佩服的言论，比如他在1900年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比如1902年他写道：“是故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比如在苏俄革命传入中国，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之际，他写信给刘勉己直言不讳地说：“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醒过来罢！”他能在国民党尚在北伐之时就说：“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
大概是因为有这样的言论，所以李炜光教授对梁启超赞叹不已。这的确是历史实情，至少在自由派人士看来，应该与李教授一起鼓掌，尤其是相比陈寅恪、胡适、鲁迅等那批糊涂蛋，这都可以算作是空谷足音了。这时我想起李慎之先生为《顾准日记》所作的序中写道：“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但是顾准真的配称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吗？在我看来，如果是矬子里面拔大个，那他可以当仁不让地傲视同时代的任何精英，但是如果就思想家的标准看，还是有些勉强的。比如在他对法国革命和希腊文明的有洞见观察的一面外，先天的知识残缺和认知盲区，让他没有办法进入希伯来——基督教的另一面，以至于把所谓西方文明都归在希腊的帽子里。这个认知基调，直接影响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包括那些自由派中最著名的历史评论家、法学评论家、哲学评论家和文化名流们。
相比顾准，梁启超的情形也差不多，因为他确实有深刻的预见性和判断力的一面，但也还有李炜光教授应该知道但不愿意提及的另一面。比如在《论自由》中，他首先写道：“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那么他所理解的自由是什么呢？他在一番分类论述和例举欧洲争自由的各种运动后，接着写道：“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自由，作为现代政治最具有号召力的价值，根本点就在个人，梁启超却将其摆错位置，以团体的自由为优先。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体之自由减。斯二者盖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由此可见，梁启超并不是很懂何谓自由，他不过是在那个时代，通过游学日本得到一些常识，然后就大笔一挥地谈起自由、宪政、民主，有些内容切合西学，也能够很好地运用到大清国和民国，这也就是自由派学者们表扬他的那部分，但是涉及到自由的内涵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深入探讨，他就不甚了了了，或者中国化地理解。当然，他本身无意于探讨本质、根源、历史的轨迹，他很中国地喜欢弯道超车，习惯于表面上的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并不求问与宪政相关问题的本源，所以遇到知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就像糊里糊涂翻译密尔的《论自由》的严复一样，不加思索地根据传统中国的文化和智慧加以中国特色式的曲解。这个病症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让人感觉历史循环论真的是中国特色。
如果我这样说是以偏概全或揪住一点不及其余，那么接下来看他在一战后去欧洲周游，看到经济凋敝、物资匮乏、政治动荡，于是就认为西方文明存在缺陷，中西方文明需要相互融合和补充。他在《欧游漫录》中写道：“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种中西文明互补的观点，在我看来，不过就是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民国版本，或者可以说梁启超不过就是张之洞的民国再现。我这样说如果显得有些不厚道，那么接着来看这篇文章的末尾，梁启超以为世界找到文明钥匙的气概，以要引领世界文明方向的胸怀，大声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不知道当年的青年人读了梁启超的文章，会不会真的飘飘然地去超拔和拯救欧洲人，反正我想爱国的青年们和钟情于传统文化的国学家们，今天再看到这段文字时，一定比阅读《少年中国说》更加热血沸腾、扬眉吐气。
而回顾九十年代以来的大陆中国思想界，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梁启超就是被遗忘的国学派和新儒家士子们的学理鼻祖？但我确实可以说，清华大学毕业生季羡林一定深得嫡传，因为他在老迈之际，还信心满满地宣称：“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梁启超遗憾地没有看到他的清华弟子继承他的衣钵，但他当年应该看到了新文化派的胡适当年的反调：“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我们不能说梁先生说的话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风行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
那梁启超为何具有这般中国胸怀和这等中国气概呢？我不自觉地就回想起1900年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所写的：“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提出“四大文明古国”之说。其中，后来中国学者根据考古成就，将“小亚细亚”改为“古巴比伦”，让中国人从此可以自豪地藐视世界。
应该说，成长于大清国的文化土壤中，梁启超必然具有一份属于大清国特色式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当他亲身见证那些中外矛盾时，倍感屈辱的他必然会说：西方列强“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作为政论家，梁启超不仅有分析，还有对策：“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他还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进一步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特不知我民族自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
不知道这是否是西方侵略成性的最早概括和描述？我知道的是，这个说法后来被自由左派和后现代派换个马甲，以后殖民主义和欧美中心论，让大陆中国的教授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甚至连移民海外的自由派精英们一说起这事，内心的脆弱情感马上得到释放，欣欣然地回归祖国了。
如果有人会说，不能总揪着人家早期的言论说事，人的思想是会变的。是的，这样的辩解很有道理，不过梁启超这方面的思想似乎没有什么太大改变，比如他在1915年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说，袁世凯称帝是可以的，但应该基于这样的条件：“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卧薪尝胆，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梁启超的意思应该很清楚，也就是他期望袁世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地做勾践，然后伺机“对外一战而霸”，然后万民敬仰、膜拜之时，就可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样当皇帝。比如他在给张作霖、吴佩孚和蒋介石的通电中，首先以这样的言辞开篇：“我国八十余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苦痛......”比如他在给孩子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因为五卅惨案而不满“顽固骄傲的英侨”，因为各国允诺撤回领事裁判权而要“培养司法人才，预备‘审洋鬼子’”，并说这种扬眉吐气“全国人民渴望已非一日”。这样极富中国特色的爱国言论，这样悠久历史积累的文化心理，怎能不唤起中国人的内心共鸣呢？
到此我可以说，作为那个时期的精英，梁启超在应该说话而不应该行动时，他选择了行动；在他应该以言论家和政治家说话和行动时，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乘桴浮于海”地做起书斋学者。因此，无论1949年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梁启超都是历史的参与人，一个错位的尴尬人。
分析梁启超的尴尬结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他文笔倜傥、言辞华丽的背后，难掩他的思想底色之匮乏，即便是写下大量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但事实上那不过是一时之需的功利主义，他本人并不真懂所谓西方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不怎么明白现代国家和议会政治的运作规则。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他因为对于儒家和佛家的执著，让他始终固收中国特色式的思维和价值理念，没有真正拥抱“西方”，造成忽而智慧忽而愚蠢的悖论认知，包括他不停地“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都使他始终没有，也不能，真正跳出中国人的视野和文化。或者可以扩大一点说，认知的盲区和时代的局限，是且可能永远是梁启超们的标签和特色，更不要说什么公义和使命。
我的讲座结束了，但还有三个问题想求教大家：第一，为什么历经晚清和民国的向西方学习那么多年，结果不过是一个半新不旧的梁启超？第二，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现今的大陆中国的自由派精英，尤其是那些留学过欧美的精英，看来看去还是那么梁启超？第三，如果现今大陆中国的精英是因为制度让他们变成这个状态，那台港、海外的那些中国文化背景的精英们，为什么与梁启超也不过是伯仲之间？
2023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