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栗子
老在异乡，怀旧当作补品
在北京时，我们有一位德国朋友，他人聪明，说话幽默诙谐，还能把女人恭维得恰到好处，所以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二十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到中国，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大家聊天时只能使用戴安娜家乡的土话。没想时不多久，他不但汉话说得朗朗上口，还特别会用中国话骂人，在北京一住就是十年，妻子和女儿年年飞来探望，而他却不曾回过一次德国。他中国朋友交了一把，生活得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开。你若是以为他乐不思蜀，一心献身中国革命，就大错特错了，他不回德国是因为他不能回而已。
老开当年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甚至还身居要位呢，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在世界广泛流传，德国共产党也身先士卒走在前列，效仿兄弟党，大造资本主义联邦德国的反，老开在革命运动中得罪了联邦政府，若被抓获就有坐牢的危险，他不得已之下在中国过了十年“流亡”日子。后来西德共产党由于形势的变化慢慢的自动解体，老开才经通融被允许重新进入德国，但入境后必须先坐三个月的监狱，然后就一了百了。老开临走前开了个大大的Party，他的各路中外朋友都来为他送行，预祝他三个月的铁窗生涯顺利愉快。终于能够又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很开心，尽管一下飞机就被警察带走了，很快他就给朋友们来了信，说他的狱中生活像度假一般，一人一个房间带电视，而且还有为犯人设立的小图书馆，他每天读书看报写东西，脑子累了就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再加上狱中伙食也不错，把他养得红光满面。读了他的信，大家都为他高兴，同时也羡慕得不知该说什么好，要是监狱的日子像度假，那囚徒们不都如同神仙一般了吗？
后来，我也鬼使神差地跑到德国来闯天下，偶尔的机会，认识了一个真正在牢里住过的男人，那是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他上车后坐进了我所在的车厢。他衣着不整，眼神游弋，两臂上满是怪异的刺青。他人怪怪的，我一下子就觉察出来，因为他的眼神空荡荡的没着落。他卷烟草时手指痉挛着，嘴里叽叽咕咕说着什么，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没说几句话，他突然大睁着眼睛对我解释，说他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整整五年没有见过一个女人，我是五年来第一个和她交谈的女人，他已不太知道应该怎样和女人谈话才好。他和我说话时，眼中似乎浮着一层雾水，眼球在里面忽隐忽现，让人觉得他是在梦中似的，他指着臂上的一副刺青对我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他小臂内刺着一个长发飘逸的女人侧面头像，头像下方刺着一颗爱心，爱心内还刺着几个字母，想必是些两情相许的海誓山盟吧，我点头赞许着：“噢，多么好！你是准备去她那里吗？”
“我不可能再去看她了，她死了，毒品用过了量，你知道的。”他指着自己臂弯处的静脉对我解释着。
“我是要去妹妹那里，她结婚后搬到科隆去了，我入狱的五年期间，她从未来看望过我，她有孩子，一定很忙的。”
听着他梦呓般地缓慢倾诉，我竟连他的脸孔都失去了，他整个人似乎都被那片雾水遮盖住了。
“我出狱前曾给她写了信，告诉她我准备去她那里，我的父母均已过世，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
“噢，那她一定很高兴。”
“我不知道，她没有回信给我，现在我只是撞一下运气，她有自己的难处，或许她的丈夫不愿意。”
他上车时一件随身的行李都没有，只是手上拿着一听易拉罐啤酒，一边说一边小口地喝着啤酒，同时还点燃了一只味道很呛的烟。我专心地听他诉说，很少插进话去，只是在谈话结束之前斗胆问他：“你当初为了什么事被送到监狱里？”
“我参加一次游行时把警察给打了。”
再往下我们俩都沉默了，他的话使我生出一股沉重的压抑感，车厢里的空气闷闷的让我窒息，我出了车厢站在走道上，打开车窗，强劲的风一下子挤了进来，大量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相比之下，那呛人的烟草味道显得更加浓重难忍，我不知道他所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但他那茫然空漠的眼神像是施了魔法似的罩住了我，我久久都走不出它的阴霾。我在走道里百无聊赖地踱着步，窗外的绿树匆匆地一掠而过，远方的田野缓缓地向后退缩，此时的世界除了列车长轨有规则的卡哒声以外，显得格外的清冷。我又回到包厢时，他已躺在皮椅上睡着了，夹克盖在头上遮住了脸，臂上的刺青女孩也窝在肘弯里幻想去了，他睡得那么深沉，好像有一个星期不曾睡过，我快下车时，故意弄出动静想把他惊醒，因为我到站之后，下一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了，照他那么睡，肯定会错过的，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把他摇醒，何苦呢，听天由命好了，万一到了他妹妹处吃个闭门羹，还不如随便睡到哪里重新打天下呢！看他的运气了。几十年过去了，有时我还会想起他，不知这位当年重获自由的囚犯运气如何？
10、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