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栗子
老在异乡，怀旧当作补品
基督降临日历的第一个窗口开启了，哇，漫天大大小小的雪花飘啊飘，像做梦的孩子，甜蜜，柔和，悠悠的，静静的，二千多年前，东方的三位圣贤，循着那颗明亮的星，带着礼物来恭贺耶稣的诞生。我虽然没有信仰，但回国时正赶上圣诞时期，都要买几样基督降临日历带回去，送给有小孩子的人家，孩子们都觉得新鲜有趣，一天开启一个窗口，总有惊喜。后来圣诞节全世界泛滥，跟信仰没有半毛关系，只是多了一条生意赚钱路而已，但我仍旧喜欢基督降临日历，它给我一种宁静下的惊喜。
说到三位圣贤，不禁忆起儿时的三个男人，他们都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却偏偏在我脑子里住到至今不肯消失，曾问过儿时的朋友们，无人对他们有丝毫记忆，是我不同寻常，还是那老三位不同寻常？他们的平凡在我的脑袋里掘了一个深深的坑。
牛 叔
牛叔是街对面煤厂的工人，我们这个院子烧得煤都是他负责运送，一件很辛苦的工作。牛叔英俊，眼睛大，眉毛重，皮肤白，尽管总是被煤抹成花脸，记得他还有两个酒窝，唯一挑剔的是他的两条腿，罗圈的利害。牛叔的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只记得只要牛叔一来，立刻茶水伺候，家里没人抽烟却专为他备着，大人们都对他客气有佳嘘寒问暖，大人们说，牛叔不可得罪，得罪了家里就有断炊的危险，他说声音有些沙哑，很可能到谁家都给烟抽，抽成了烟嗓？牛叔送煤来时，各户的保姆看见后，都急着从凉台上探出身高喊：“老牛啊！”牛叔则笑嘻嘻地“哞”一声回答，他是所有保姆的意中人。
我家住的楼盖在高处，送煤要上一个坡，他每次来要在楼下喊，XX 单元XX号，下来推车啦。有一次我家不知没人还是没听见，牛叔只好自己推，力气不够一车煤球统统滑了下来，许多都碎成了煤沫，我们必须把沫子做成煤饼后再烧。我家一个月需要600斤煤球，一筐50斤，一车12筐，牛叔一次背两筐还要上三层楼，他的腿一定是被重量压弯的，他对孩子很和蔼，和各家的爸爸说话都称官衔，难得他记得那么多头衔，他自己或许从前也是个官，可惜我一无所知。
文革来了，大家都起来造反，煤厂的工人也不例外，第一个被打破的就是不再送煤，要煤自己来拉，后来平静些改为只送到楼门口，要煤的人家自己往上搬。烧蜂窝煤的人家搬煤容易些，找块板慢慢运，我家烧煤球，50斤一人搬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两人抬楼道里不好走，倒出一半又容易把煤搞碎，总之是个头疼的事。那时我十来岁，索性一个人搬，上一段歇一段，累是真累，但很有成就感，如果注意到我的腿也不直，肯定就是那时压的。
长大后打听牛叔的事，说是还当过造反派的头头，闹活得厉害，只是挺早就走了，好像得了癌症。可惜了那么一个俊美的男子，和那么喜兴的一声“哞”，他的眼睛亮亮的目光灵活，很可能是属猴的，那时的他已经是中年人，就算不患病今天也该归西了，趁我还在，把他记下来。
炉匠
我家住的公寓是当年为苏联专家设计的，欧式风格，厨房的灶不小，灶里盘着水管，和架在高处的一个小锅炉相连，一直通到卫生间，卫生间里有浴缸和淋浴，只要炉子不灭就有热水可用，很方便，烦人的是炉壁的泥很容易破损，总要请人来重新抹砌。院里有位老师傅是专门的砌炉匠，在我眼里他是个很独特的人物。因为就他一人管此事，因而他是“大爷”（2声）我妈去请他时毕恭毕敬，他来时先上一瓶酒，他是个贪杯的。他推着个小车，车里是砌炉子的专用土，卸在楼前的土地上便开始和泥。
我那时是小学生，在我眼里他原本就是个大爷，一个老大爷，他戴着顶工帽，干活时打赤膊，穿的是老式免裆裤，用根布带子系在腰间，肚子挂在腰带上特别的突出，我第一次看见他非常吃惊，人的肚子怎么会长这么大？！他懒懒的抬起眼皮撇我一眼，什么表情都没有继续和他的泥，还不时泯上一口白酒，他不用杯，直接对着瓶嘴喝。和好了泥拎到楼上，先嘁哩咔嚓把炉子里的旧泥巴除掉，一阵灰土烟弥漫，他的脸上也和了泥。
我站在厨房门口观看，他一把泥一把水的膛着炉子，其他的都视而不见，我有一种感觉，他蔑视一切。他说活很简洁，两字，回答你也如此，两字，脸上自始至终没有笑容。完毕，我妈唱着赞美词儿，竭尽恭维之能事，倒也不是虚情假意，都知道他手艺高超，他膛过的炉子省煤火还大，难怪他傲慢。文革时，什么服务都没有了，但炉子需要服务，没有炉子一家人没法子活，我便开始学着他的样儿自己膛，他用什么泥我不清楚，反正搅和到一起就是泥。我在外面挖些土再掺上烧过的煤灰，满满当当和了一大盆，再把一盆清水往灶上一摆，先嘁哩咔嚓敲掉旧泥，也跟他一样，满头满脸都是灰，然后一把泥一把水，居然也光溜溜的膛好了，除了没打赤膊喝老酒，所有的都跟他做的一模一样，把我妈看得目瞪口呆。
我，得意得面呈傲色，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老大爷是叫人恭候的“大爷”啦，那时的他大约已年过五十，定是早就去了该去的地方，那里肯定没有灶，但是不是也没有酒呢？
拾荒
他，不知姓甚名谁，孩子们都叫他掏垃圾老头儿，按说这很不礼貌，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头儿我们都称大爷，为什么不把他也叫大爷呢？是因为他掏垃圾低贱吗？我无法解释，8岁那年搬到院子里，别人怎么叫我也跟着怎么叫。他负责院子里若干个楼的垃圾，每天早上来一次，推着个车，车里一个耙子一把锹。他人清瘦，戴着副深度眼镜，镜片如瓶底厚，像一位老学究，他有文化，歇息时坐在车把子上读报，有时还读书，我老觉得他的外貌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参谋长。但他肯定不是国民党，我父亲工作的单位保密度很高，无论如何不会派曾经的国军来工作，再说钱学森家的垃圾也是他负责，那岂不更危险嘛。那时候家家户户没什么了不起的垃圾，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哪里像今天，挺好的东西随意丢掉眼睛都不眨，更有甚者，拾荒人的口味都是九品以上，以前打破头抢着要的，现在都成了狗屎般的累赘。掏垃圾老头在那些垃圾里扒拉来扒拉去，还是扒拉出些值得留下的，他收攒起来卖废品。
对他印象深刻和他女儿有关，他干的事情虽然有固定收入，但肯定不是财大气粗，社会地位也不会被人看好，尽管总是宣传什么革命工作人人平等，不过哄小孩罢了，你见过迄今为止哪个社会是平等的呢？！他家老婆何人我不认识，他女儿我倒是常见，一个娇小玲珑五官秀丽的女儿，在院图书馆工作，有一副挺和善的面孔，我却不喜欢她，对大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军官，她笑意嫣然甜甜的，对小孩子却爱搭不理的板着脸。她的桌上摆着本打开的书，旁边还有个宜兴小泥壶，没人来借书时，她一边看书一边对着壶嘴喝水，怡然自得十分享受，令人羡慕的心痒，我作图书管理员的理想很可能就是从那时萌芽的。那时我第一次进图书馆，什么都新鲜，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图书馆设在集体大楼的一厅，大楼里住的都是些年轻的单身军官，个个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换作我也肯定笑得花枝灿烂，只是我还太小不谙风情，她的模样秀丽柔和细致，我总觉得和她爸爸不合音律。她和她的爸爸，在我眼里都是人物，尤其是她的爸爸，很有些神秘感，六十多年了过去了，掏垃圾老头肯定不在了，他那个秀气的女儿或许也去啦，还在逗留的我为他们留个念想吧。
我总喜欢普通人平常事，有地位有头脸的大人物在我眼里难免不自然甚至很虚伪， 我没有下过乡，没吃过什么苦，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周围的人很多都是有个一官半职的，可我却很不耐烦那些显赫，尤其大家聚在一起胡侃时，听到那些什么“就是那个呀，她（他）爸(妈)以前是哪个部委的某某某啊。”尽管那个某某早撒手人世，人们还总要不断地把那些官职晒一晒，生怕长了霉。沈从文先生曾经在日记中说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我读过之后好有共鸣，尽管我不曾认识乡下，我以为，三百年前的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
07、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