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

           世界上任何一家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展厅中，青铜器和唐三彩肯定是标配。上世纪初，随着陇海铁路的修建，发现了河南洛阳一带的不少唐代墓葬，并出土了大量唐三彩作品。彼时中国尚未建立现代考古制度与有效的文物出境管控，这些器物迅速进入地方市场，并经北京、上海等地转售给外国古董商。色彩绚丽、造型生动、题材世俗的唐三彩，既不同于宗教造像的神圣性，也低于青铜重器的政治象征，因而成为最易被“艺术化”与市场化的中国文物门类之一。 对美国博物馆而言，唐三彩既具有极高的展示价值，又可补足中国艺术史从史前至明清的连续谱系，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美国各博物馆于1910—1930年代通过购买与捐赠并行的方式，将多件唐三彩纳入馆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和日本的山中商会（Yamanaka & Co.）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 他们以整批采购、分级定价的方式，将唐三彩系统性地推向欧美市场。

         美国各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操作方法和程序： 第一类是商业和公共型的博物馆，如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 他们的核心使命是面向公众展示“世界艺术史全景”和建立权威性、代表性、视觉冲击力强的收藏体系展览；对收藏文物的要求则是展示文明的辉煌，视觉连续性和国家—王朝叙事，使展品成为“世界艺术史剧场”的演员；并通过展览与图录，建立其“权威叙述”，由此增强其影响力与国际声望。此类博物馆的收购方式主要通过购买的方式， 中国的唐三彩被纳入世界艺术史的叙事过程之中； 它们与希腊雕塑、埃及文物和文艺复兴绘画等并列，构成一条线性发展的文明图景。大都会收藏的唐三彩文物甚多，其中有几件堪称精品：

我在参观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时，感觉到他们收藏的唐三彩作品比大都会更具观赏性：

位于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的唐三彩展品也别具风味：

第二类是以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为代表的收藏体系，其收购逻辑明显区别于大都会博物馆的规模化扩张， 而是体现出以教学与研究为中心的收藏机制。哈佛大学并未积极追逐体量宏大、视觉冲击力强的唐三彩，而是通过较为谨慎的方式，从纽约、伦敦和巴黎的古董商处购入少量价格相对可控的代表性作品：

           哈佛中国艺术收藏的形成，与早期东亚艺术史学科在美国大学中的制度化密切相关。上世纪20—30年代，哈佛逐步将中国艺术纳入艺术史教学体系，唐三彩被视为理解唐代社会生活、丧葬观念与工艺技术的直观材料。正因如此，哈佛更重视器物的类型学意义——马、骆驼、仕女或俑的基本形制——而非其奢华程度或市场稀缺性。这些唐三彩往往以“教学标本”的身份进入馆藏： 它们既可用于课堂讲授，也可供研究生近距离观察釉色、胎质与制作工艺。 这就决定了其收藏规模有限，却在学术语境中具有高度针对性。总体而言，哈佛大学艺术馆的唐三彩收藏，体现了一种以学术需求驱动、教学功能优先、市场参与度有限的路径。 如果说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是“被世界市场认可的中国艺术”，而哈佛大学等学术性博物馆收藏的，则是“能让中国艺术史成立为一门学科的证据”。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展出的唐三彩，并不以数量取胜，也不追求震撼性的陈列效果。展厅空间克制而安静，几件三彩器物被分散安置，与同时期的陶器、金属器、绘画并置，像是被放入一间研究室，而非舞台中央。这种观看方式，在一开始便提醒观者：这里的唐三彩，不是“盛唐奇观”，而是艺术史与考古学问题的一部分。

 

         第三类以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为代表，与以上两类不同，该美术馆中陈列的唐三彩，主要源自其创始人查尔斯·兰·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的私人收藏，其形成路径更具“个人审美选择—学术化转化”的特征。 20世纪初，中国的唐三彩大量流入国际古董市场。弗利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纽约、伦敦与巴黎的古董商网络接触到唐三彩。他本人并非考古学家，而是一位深受东方美学影响的工业资本家，其收藏理念强调“形式之美”与“精神气质”，而非器物的历史完整性。唐三彩作品的釉色流动和造型写意，与弗利尔本人所推崇的宋元绘画和青瓷审美形成了微妙呼应。 这些唐三彩器物只是作为“雕塑性对象”进入他的私人陈列空间。与同期一些博物馆偏好大型、成组的随葬俑不同，弗利尔更倾向于选择造型节制、釉色和谐的作品，使唐三彩在其收藏体系中不显张扬，而成为其整体东方艺术收藏中的一环。 1906年，弗利尔将全部收藏捐赠给史密森学会，并明确规定藏品不得外借或随意扩充。这一决定，使其私人审美被制度化、经典化。他收藏的唐三彩由此从流通中的商品，转化为国家级博物馆中“可被研究、但不再被交易”的对象。

            与大都会博物馆的宏阔叙事和哈佛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取向相比，华盛顿特区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唐三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安静”。这种安静并非因为展品稀少，而是一种被精心营造的观看氛围：光线柔和、空间内敛，展柜之间留有足够的空白，使每一件器物都仿佛被单独对待。弗利尔收藏的唐三彩并不追求数量上的系统性，也不刻意呈现唐代社会的全景。几件三彩俑、三彩马或器物，被放置在与佛教造像、绘画作品相互呼应的位置上，强调的是形式、气韵与精神层面的共鸣。这种展示方式，使唐三彩暂时脱离了考古学与社会史的框架，而被引向一种更偏向个人审美情趣的展现。

         从我亲眼所见来看，如果说大都会强调的是“文明的展示”，哈佛强调的是“知识的生成”，那么弗利尔强调的则是“展品本身”。三者并无高下之分，却分别体现了公共博物馆、学术博物馆与专题美术馆的不同使命。 从每一件单个的唐三彩作品当然看不出这些区别，这需要从博物馆的整体布置来欣赏。 而正是因为博物馆定位的差异，决定了单个的唐三彩作品在不同的空间中被如何解释和欣赏。 这种比较性的观赏也提醒我：所谓“看懂”一件中国文物，从来不是单一答案。唐三彩既可以是世界艺术史中的高峰，也可以是学术研究中的材料，还可以是个人审美的对象。它们在不同博物馆中的“身份转换”，本身就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