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的那只“老鹰”

三十二年前的1993年，我正在美国攻读学位。 当时北京正在申请举办2000年的奥运会。期间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瑞士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里亲自向观众们介绍各种展品，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七件珍贵文物。他还亲口对记者们说“这些中国的珍贵文物也来为北京助选。”  当时的印象中就有秦始皇的兵马俑，金缕玉衣，凤冠龙袍等，其中的一只“老鹰”，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没料到32年后，我会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亲眼观赏这只老鹰。通过查询了解到，当年萨马兰奇先生亲自从中国甄选了七件文物作为 “申奥大使”， 送往瑞士展览；其中就包括1）古蜀国三星堆青铜大面具，2）战国古中山国四龙四风铜方案座，3）秦始皇兵马俑，4）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5）陕西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银盘，6）明朝的凤冠龙袍，以及本文主角—— 7）仰韶文化时期的陶鹰鼎。这些文物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为北京申奥助了力。然而那次出国竟是它们的“绝唱”——很不幸当年北京的申奥没有成功；而这批到瑞士展出的文物，后来都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如今这只老鹰就在国家博物馆的仰韶文化展厅中占据了 C位；该时期距今约 5000-7000 年，持续时长约 2000 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1921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首先发现这一文化遗存；依照考古学惯例，将其命名为 “仰韶文化”。 安特生先生早年多次从事北极和南极的探险工作； 1914～1924年间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任命为农商部矿政顾问。 他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的学术遗产至今仍被广泛研究和引用。

“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其中心区在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众多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展示，大都是“坛坛罐罐”， 国家博物馆也陈列了不少： ，

这只“老鹰“ 的正式名称是”鹰形陶鼎”，它的出土十分戏剧化：1957年春天，陕西华县太平庄的农民殷思义像往常一样在田间犁地。突然犁头“哐当”一声撞上硬物，震得他虎口发麻。“莫不是块石头？”他嘟囔着扒开泥土，却挖出一只灰头土脸的“怪鸟”——圆鼓鼓的肚子、钩子般的尖嘴，还有两条粗得像萝卜的短腿。殷思义挠头嘀咕：“这罐子长得像夜猫子（猫头鹰），装鸡食倒挺合适！” 于是这只六千年前的陶鹰鼎，成了农民家鸡群的“御用饭盆”。1958 年秋，北京大学考古队在邻近发掘仰韶文化遗址。殷思义听说后，想起自家那个“喂鸡的怪罐子”，便主动找到考古队员：“同志，我家有个陶罐，你们看看有用不？”当考古队员走进殷家院子，眼前的场景令人哭笑不得——一群鸡正围着陶鹰鼎啄食，鼎身沾满了饲料残渣。经过仔细擦拭，考古队员们震惊地发现：这竟是新石器时代的孤品！

考古队随即对陶鹰鼎的出土地展开挖掘，发现它原属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墓中还有骨匕和石斧等陪葬品，由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部落首领或高级祭司。鹰在远古象征权力与神性，这件陶鹰鼎或许用于祭祀，或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1959年，陶鹰鼎应征入藏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如今是这里最资深的藏品之一。

这只陶鹰鼎的制作工艺体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其工序复杂且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陶鼎高 35.8 厘米，口径 23.3 厘米，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其霸气与可爱并存，鹰眼圆睁，鹰嘴尖利如钩，两翼紧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仿佛随时准备向猎物出击。最神奇的是它那独特的气质，虽然是自然界中最凶猛的鹰，但整体造型给人感觉却并不凶猛，相反还有种莫名的呆萌。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这可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表明先民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高超的创造力。

在我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这是唯一一件以猛禽为原型的完整器物，堪称“远古雕塑之冠”。它被认为是商周时期鸟兽形青铜器的先驱，对后世青铜器造型有深远影响。这尊陶鹰鼎就像一座桥梁，一头连着六千年前先民的智慧与信仰，一头连着今人对文明源头的探寻与珍视。这只雄鹰在国博静静伫立了数十年，仿佛仍在守护着岁月的秘密。它没有金银的璀璨，没有玉石的温润，却用最质朴的形态，诉说着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故事——真正的国宝，从不需要华丽的修饰，只凭岁月沉淀的力量，便能让每一位观众心生敬畏与感动。

走到隔壁的展厅，看见许多观众都在排队参观一件展品；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定陵出土的明代凤冠。我突然想起，32年前这件凤冠也曾参加北京的申奥活动，在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今天真是十分幸运。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