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之国的制度回声：从胡惟庸到总书记中心制 ——七百年中枢空位的制度惯性

文明系列·制度节点图谱（其四）

 

无相之国的制度回声：从胡惟庸到总书记中心制

——七百年中枢空位的制度惯性

 

七百年中枢空位未曾归还，权力越集中，制度越虚空。

从废除宰相到党政合一，中国政治结构始终绕过一个问题：谁协调？谁纠错？谁容纳异议？

 

一、节点之一：胡惟庸之死，不只是权臣伏法，而是制度中枢的被剔除

 

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被朱元璋处死。

但真正被终结的，并非胡惟庸个人的生命，而是自战国以来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中枢结构”——中书省与宰相制。

 

朱元璋随即下令：

    废除中书省；

政务由六部各自奏报，皇帝亲批万机；

不再设政府中枢，权力直接从皇帝垂直触达行政末端。

 

自此，中国进入一个无相之国的时代——不设协调机制，不容制度缓冲，一人独裁成为权力新常态。

 

 

二、节点之二：宰相制度的功能，从分权到被误读为“异己”

 

纵观秦汉至唐宋，宰相从未是皇权的对手，而是制度性的“减压阀”与“协调器”。

宰相负责统筹六部，节奏调和、职责分流；

能够在皇帝与施政之间提供策略过滤与责任中转；

类似于政体中的“操作系统”与“协调神经”；

 

但朱元璋对“权力中介”的高度不信任，使得宰相制度不再是制度分工，而被视为潜在威胁。

 

结果是：制度理性退位，个人意志主宰。

 

三、制度后果：政务结构“去中枢化”，皇权由全能转为全责

 

朱元璋的决策让明朝官僚体制出现三个结构性后果：

1，权力集中：皇帝成唯一中枢，日理万机，批红制度高度依赖个人精力；

2，部门割裂：六部不设横向调度者，造成军事、财政、民政各行其是；

3，责任下沉：政策失败归责模糊，官僚变得机械而非主动。

 

明朝表面集中，实质是以“个人高压”代替“制度效率”的代偿结构。

 

 

四、七百年后的制度回声：总书记制下的中枢再空缺

 

2018年，中国宪法修改，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正式打破自邓小平以来“最高领导有限任期”的制度护栏。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结构开始呈现出与明制高度相似的“垂直集权 + 去中枢化”趋势：

所有重大战略、改革、金融、外交政策，不再由国务院主导，而由党内“领导小组”体系统筹；

总理职权急剧收缩，政府部门沦为执行中转台，类似“六部直报皇帝”；

总书记个人兼任所有核心小组组长，形成前所未有的“意志中心化”结构。

 

与明初废相异曲同工：不是废掉一个官职，而是废掉一个制度缓冲机制。

 

 

五、中枢之位，七百年未归还制度

 

自胡惟庸案后，中国政体始终缺乏一个稳定、合法、协调、负责的制度性中枢。

清代军机处只是延皇之手；

民国总理制被军阀结构碾压；

毛时代以批示替代中枢；

当下，则以组织机制再度规避制度分工。

 

      无论称帝、称总理、称总书记，本质不变：权力不容中枢共存，制度回避协调设计。

 

文明从不因技术前进而自然进步，

当制度中枢被剥空，政体运行的“协调、纠偏、容错”能力也将随之消失。

所谓“无相之国”，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