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滇挺”头头的检讨交待
《春城风暴》丛刊公布了“滇西挺进纵队”罪行(之一)。以16开，共计20页的篇幅刊载了三篇文章，即：一、“滇挺”头头李国桢第一次在XXX揭发、控诉、批判“滇西挺进纵队”大会上的检查交待;二、李国桢第二次在XXX揭发、控诉、批判“滇西挺进纵队”大会上的检查交待;三、真相的澄清者，原“滇西挺进纵队”(工八团)宣传部长马自明所写：关于所谓“滇西问题的真相”的真象——用《滇西挺进纵队》的犯罪事实驳“一平浪事件”的无耻谎言。
编者按指出：“滇西挺进纵队”在干尽坏事，恶贯满盈之后，已被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但是现在还有人“大叫大嚷地要为‘滇挺’翻案，公开提出要打倒坚决执行中央剿匪命令的鲁瑞林同志。更为甚者，至今还有那么一些不要脸的人，他们竟公开矢口否认有‘滇西挺进纵队’这样一个组织。但事实胜于雄辩，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
现将李国桢的第二次的检查交待摘要如下：
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各位首长请罪，向大家请罪。
(一)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情况
正当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取得胜利的一片大好形势下，窃踞在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看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将土崩瓦解，就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策略，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一次又一次的大武斗，让群众互相屠杀，转移斗争大方向，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为维持他们窃取的大权。“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大叛徒赵健民、XXX、XX等和砲派某些坏头头，为了屠杀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组织、策划起来的。也是赵健民、XXX、XX混入砲派后，亲自组织、策划，亲自操纵、指挥砲派的大武斗中，一个重要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也是赵健民一伙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攻打“11·30”以前，XXX就写信告诉我：最近XX向下面各专、县来的人作了调查，作了形势报告。根据几个老头的意见，当前形势对我们砲派很有利。中央准备在明年春节后解决云南问题。砲派要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打出一个好局面，对老八要由武卫转入进攻，采取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各个解决。现在昆明砲派力量很大，占的地盘多，完全有力量把八·二三赶出昆明。但下边有些地区还是八派占优势，昆明的老八还不断地往下去，扩大他们的势力。如果把老八赶出昆明，怕他们往滇西撤退，卡断了我们砲派上下联系，怕下边砲派支持不住。再说，下边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连陈康司令员都不知道，都是以老八为主成立的。所以派里决定，在打完“11·30”以后，就解决滇西问题，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滇西挺进纵队”，只在内部讲，不往外传，不要叫老八知道了。成立一个“滇西总指挥部”，公开对外。总指挥部的人有XX、XXX、XXX、XX和我，总指挥是XXX。X说本来叫你去参加指挥部，后来考虑到你要到前边去打仗，就不参加了。“滇西挺进纵队”总的任务是，要把安宁到保山这一路上的老八全部干掉，扫除障碍，充实巩固砲派。
十二月二十三日，五团指挥部在翠湖宾馆420号XXX的家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XXX、XXX、XXX、XXX、XXX、十团的XXX、十一团的XXX等。八团是我参加，还有九团姓王的，七团的不认识。会议表面上是研究工役制工人的工作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为压我们八团参加打“11·30”，解决滇西问题和统一思想的动员会。大家说了一阵，XXX说：“关于工人下厂的问题已向赵健民同志请示了，我们是按照赵健民同志的指示进行分配。对首长的话执行不执行是态度问题，是听不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的问题。”“这次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你们几个团都是主要力量，下了厂子的就不动了，没有下厂的要配合派里的行动。这次派里的决定，全体红砲手对你们希望很大，都把砲派的胜利寄托在支边工人身上，特别是五个团出身又好，都是棒打不倒的小伙子。”这时候XXX插话说：“你们才是真正响当当的左派，没有什么含糊的，就是有点错误，也是前进中的错误。打架不用怕，不要躲避武斗，不要怕死人。你们这支部队这样纯洁，还有什么可怕的？”XXX说：“打死老八白打，打死你们要算烈士。我XXX敢负责。”XXX说：“根据各团情况，今天讨论一下怎么办？表一下决心。”当九团代表表态后我就表示：“俺没有意见，今后叫俺八团怎么干就怎么干，叫出多少人就出多少人，以前没有按派里指示行动是错误的，俺代表八团作检查。”
今年元月三日，XX在他家里亲自对我说：“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要去2000人，你们八团去200—300人。解决了滇西后就把你们全部分到工厂里。如果不把滇西这条路保住，老八失守昆明后肯定要往滇西撤退，所以派里决定我们早下手。”
XXX还对我说：“‘滇西挺进纵队’这只是内部知道，不能传出去。解决了滇西问题，就集中力量消灭昆明的老八，到昆明大会师。那时整个昆明都是砲派的，等赵健民回来日子就好过了，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赵健民可能是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搞不好还是主任，XX将来当个省长不成问题，XX最低是个副省长，XXX是书记处的什么官我没听清，XXX还不是个交通厅副厅长。国桢你好好干吧，将来起码还不是一个科级干部。俗话说‘炭热是火，酱咸是盐’趁此机会，把八团的人从下关拉上来分配工作，咱们好了大家也好，咱们不好大家也不会好。”
元月十四号晚上我就在“大联合”开会，研究打下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我、XXX、XXX、XXX和支左委员会的XXX，云南省军区的干部XXX，还有大理军分区的一个干部。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以“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和三个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部的成员由五个人组成，XXX是总指挥，我是工八团这个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然后由三个军人按着地图分配了攻打下关的任务，规定了打下关的路线、时间和信号，以及如何传达动员等问题。十五号XXX向我传达了XXX的三点指示：1、紧早不紧晚，抓紧时间打下关;2、打完下关市后繁荣市场、恢复交通;3、整顿组织。一切准备完成后，于十六号早上各路就按照总指挥部的规定向“四·二O”派发起了武装进攻，一直打到十七号下午，把“四·二O”全部打出了下关为止。
(二)“滇挺”的大打、大抓、大杀、大抢
我带领“滇西挺进纵队”四分部所属八团人员和下关“大联合”一起武装攻打下关“四·二O”派以后，又在下关实行了大打、大抓、大杀、大抢，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危害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在下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下关一是大打：从十六号早上起我亲自指挥工八团的部分人员从打马车社开始，打了东风旅社、向阳饭店、百货公司、新华书店、黑龙桥，一直打到穿心古楼。配合下关“大联合”和砲团把“四·二O”全部打出了下关市。在攻打中双方都打死了一些人，并且随便打炮，打坏了许多房屋，炸死了不少群众。打炮是XXX和大理军分区一个军队干部指挥的，我派了八团人员打的。
二是大抓：十九号打完下关后，“大联合”派出大量的人员到处搜查抓人，我也在穿心古楼下边把八团人员集中起来，然后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在黑龙桥至滇西大学一带挨家挨户地进行清乡搜查，并叫他们要搜查严格一些，凡是“四·二O”的人统统送给“大联合”处理。
结果他们不管老的小的一齐都抓，把成批的群众运到金沙林勘(金沙江林业勘查队)和新建市医院等地分别关押起来。
三是大杀：在抓人的同时，“滇西挺进纵队”中我们工八团和“大联合”的某些人还惨无人道的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据我知道真正在武斗中双方打死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打完后被抓住枪毙的。仅在十七号下午打完后，我从穿心古楼回到总站的一路上就看见枪毙了三十多个，真是遍街横尸。有的是由坏人操纵指使杀人，有的是图财害命杀人，还有的趁机报私仇杀人。例如我派去搜查的十连服务员蒋XX带领工人在古楼边一个院子里指挥工人并亲自动手把几个“四·二O”的伤员枪毙了。十七号在古楼附近我还亲眼看到我们工八团六连的张XX抓到“四·二O”的三个群众，在大街上用冲锋枪打死两个，第三个在他开枪时往我身边躲被我挡了一下才没有被打死，打伤了胳膊。看见“大联合”的马XX在古楼那边枪毙了一个群众。“大联合”在武斗期间还发动民兵和派人在新桥前边打伏击，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不少“四·二O”逃出去的群众，他们还派人去点名枪杀被抓的群众。除此之外，还把“四·二0”的一些群众逼上苍山冻死饿死，跳洱海淹死。杀得下关市一片白色恐怖，甚至鸡鸭猫狗都不能生存。
四是大抢：打完了下关以后，有的人趁搜查之机，大量抢劫私人的财物，有的还明目张胆地枪劫国家财产。例如：我就派杨XX等人开着车去抢了六头猪，下关“大联合”的就抢得更厉害，我看见他们将国家的东西抢来，成车成车的拉进总站。我们八团的很多人都抢得衣服、单车、手表等，据我亲眼看到的抢来的单车估计就有十来辆，从下关逃跑时都送了亲戚朋友。有的还把抢来的水果糖给我吃，把抢来的手表和现金交了一些给“大联合”。
由于几天的大打、大抓、大杀、大抢，严重破坏了国家财产，使工厂停工，市场停业，交通中断。打的数万群众得不到安身，失去自由，杀的到处是孤儿寡妇，数百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弄得下关地区到处是枪声、到处是哭声，一片悽惨景象，就像当年俺们山东来了还乡团和遇到日本鬼子大扫荡一样。
(三)我蒙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对抗解放军
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完下关后还要打保山，回来打掉永平。后来刚打完下关，就接到派里的电话，说陈康司令员叫赶快停火。因为在昆明出发前XXX给我规定过，他说：“一听到叫‘停火’就是叫你们赶快往回撤，这是个暗号。”所以我听到“停火”的通知后就是赶快离开下关返回昆明，这跟在昆明砲派打东风商店，打“11·30”打“东方红兵团”和打“1·26”兵团一样。元月二十三日，当我们准备撤回昆明时，XXX师张副师长找到我，向我传达说：“昆明空军崔政委传来电话，中央指示‘要八团就地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接到通知后我就和XXX研究怎么办？XXX说：“枪我们不交，要交也要到昆明才交，如果硬要交，XXX师必须派人护送我们到昆明。”用这个借口拒绝交枪。后来XX又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叫交枪，XXX又和我商量，他说：“你把吊槽抢来的枪交给我，我打个条子给你，将来就说枪已经交给‘大联合’了。”为了蒙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我说：“行！”我就欺骗大家说：“ ‘大联合'枪少，怕‘四·二O’以后反扑，我们支援‘大联合'一些武器。”叫各连交出了三、四十支旧枪，同时对XX军说：“让我们研究研究中央的指示再说。”欺骗大家急忙逃往昆明。
到了吉山坡石门坎地带遇到执勤部队后，执勤部队又再次传达和宣传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团交枪和交出坏头头。我仍然继续欺骗大家说：“解放军是李成芳的保皇兵，中央指示是假的。”并指挥大家抡了执勤部队的枪支，指挥人和汽车冲开执勤部队的阻拦逃到了一平浪。
元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了一平浪，XXX、XXX就先后来到了一平浪，在干海子XXX传达了陈康、张力雄的电报指示，陈康的电报内容是：“听说你们在下关做的事很不像话，现在(1)原地待命，不要动，动要经过批准；(2)赶快弄清情况等待调查落实；(3)听候中央命令。”XXX说：“就按陈康的指示办，队伍住在干海子原地不动，枪不要交。”接着又念了张力雄的电报。由于他们对中央发现“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怕得要命，当天晚上XXX两次对我说：“你死也不要承认，就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没有。二十五号XXX写来一封信，再次叫我割了头也不要承认有‘滇西挺进纵队’这些事，说：“你要是承认了那就成了反革命组织。要是不行你就跑掉，到昆明来我想法把你送到北京去找陈康解决，就说是三十七师谎报军情。”他们还派代表张X对我说：“要坚持住，不要怕，就是全派打成反革命也要支持你们八团。”我就对大家说：‘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谁也不要承认，枪也不能交，交枪就等于交命，交枪就等于承认了‘滇西挺进纵队’。我叫大家不要听解放军的，说：“这些兵都是三十七师的，是老八观点，他们见我们的枪好，要收我们的枪给老八，这些兵都是李成芳的保皇兵，要搞政变”等等。继续蒙蔽大家抗拒中央指示，不交枪，并且调整充实了指挥部，重新组织了武卫组、材料组、谈判组和后勤部，把大家分配到山上占领了工事，我对大家说：“要是解放军文的来就把他们推回去，要是解放军开了枪就和他们干。”
二十七号曹XX带的人在干海子学校里面先向解放军开枪，打起来后我在后边山上又下命令给机枪射手王XX，叫他朝解放军打。我自己受坏人操纵走上了对抗中央，对抗解放军的反革命道路，也把大家推上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把枪口对准解放军的道路上去。这是我在下关犯下了大罪以后死不觉悟再次犯下了滔天大罪。
李国桢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晟翚说：“这份丛刊登载的材料大约三万字，若要抄成大字报贴出去太费劲，但砲派某些人对‘滇挺’事件的真相並不完全了解，甚至还贴出‘向工役制部队八团战士致敬！’的大标语。李国桢的检查和交待的问题，比黄文进说的要严重得多，竹立青以前还不相信老黄说的。这次东方泥特意把这份材料拿给竹立青看，他相信这些老干部还是讲原则的、有是非观念的。再加上以前昆明军区党委处理“滇挺”问题的文件，省军管会的通告和通令，总不能说他们都是派委会吧！竹立青，也许还有其他人，看了这份材料，那天是孔大姐还材料给老东，她说，我老头子看了，认为这种行为是反革命事件，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投降就镇压。”
东方泥心里想，做通一个人的工作，影响一片。
218号信箱得到一份重要文件，即时向全体职工作了传达。
中央军委命令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任命军委工程兵政委谭甫仁同志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中央军委
1968年5月19日
四、为制止武斗,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的五大领袖。
(一)派工宣队进驻清华,有人要抓黑手
根据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同志回忆以及有关方面得到的信息：
1968年，遵照主席指示我(谢静宜)跟随8341部队去新华印刷厂“支工”。这时全北京市的工厂绝大多数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但学校的形势不好，大学里两派之间武斗，北大、清华最为严重。大学武斗不止，广大群众都为此非常气愤。
在这种形势下，7月24日，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叫我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我。我放下电话即去见主席。
主席说：“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多数……”主席站起来，气愤地来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
主席略微停顿一下，面部仍带着气愤的表情说下去：“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
主席这时自言自语伸出手指低声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他又补充一句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遵照主席指示，由杨德中政委带领张荣温、迟群和我，到北京市委汇报。听取汇报的领导同志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他们说，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先进清华好。
7月27日，指挥小组一声号令，8个团，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工宣队，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发。没想到搞武斗的人不但不听工宣队的劝说，反而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大学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报给毛主席和市委领导。
(二)毛主席说︰黑手就是我
主席时刻关注看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于27日探夜、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主席明确告诉他们：“军工宣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不是要抓黑手马？黑手就是我……”
这次召见的情况很快就有传单散发开来。16开的一张大纸用红色油墨铅印的。全文如下：
(电话记录)
聂元梓等同志传达毛主席
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我们五个人，陪同接见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参加接见的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今无是找你们来商量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成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 ；(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是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就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了极亲切的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惭愧，有些事情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鼓舞和希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聂元梓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 清华大学蒯大富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北师大谭厚兰
昆明部队政治部翻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还看了学校少数人散发的小传单，当看到传单上讲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的“五大领袖”时，主席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
(三)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218号信箱八派拿到的这份传单是以“五大领袖”的名义落的款，是昆明部队政治部翻印，内容当然是可信的。没有正式文件，军代表就只能以此传单为内容，叫各处室组织学习。由于各战斗队都是以处室的同志为主成立的，归口联合以后，除少数回到原处室，其实还是以战斗队的形式为主。砲派的几个主力还在新华山不下来，砲派参加办公室和工业政策处这个组学习的只有原属办公室的干部柴光祺和寇艺莲。柴光祺因上次拍错了马屁，搞得自己十分被动，但观点没变，只是不像以前那么积极参加派里的活动和辩论。寇艺莲很铁杆，因为她老公是砲派的笔杆子、军师之类的人物，对她的影响很大。你若想知道砲派有什么想法和打算，用激将法、旁敲侧击法、反意法,几句话就可以从她嘴里掏出砲派的真情实意。门友昰射冷箭，宿大勇放大炮，几句话把寇艺莲气得脸发紫，又说不出什么尖锐的、反击的、解恨的话来。只好发火说道：“走！老柴！”老柴就跟着她屁股后面溜了。这时屋子里面一阵哈哈大笑。说是“大联合”，但砲派的人本来就少，处于劣势，在一起学习，砲派的人总是受压的，所以他们很少来参加一起学习。有时寇艺莲领着柴光祺来参加学习，也只是想探听一下八派的动态。
这次交枪，砲派的人提出要查八派的人是否有枪，是否交了枪，特别提出要查宿大勇这个“司令”的枪。这下子把大勇也惹火了，趁学习的时候在宿舍大院里叫起来：“是的，我是被选为“自卫队”的司令，我只当了五天的司令，我没有枪，只好提着糨糊桶，帮着文班子的人刷大标语，他们还笑我是‘糨糊司令’。我是向千折南要枪,我说胡（传奎）司令还有七八根枪，我身上够得上根的只有鸟，你让我咋武卫？查嘛！来嘛！”拍拍自己的小肚皮，“老子的这个鸟还在！”大家就格格地笑，巴不得多骂几句。大勇指桑驾槐地说：“你有根鸟不使，跑到新华山去搞武斗。你老婆被外单位八派的军代表搞了，这才应该查哩！咋不查呢？格鸟人。”门友昰说：“这种事怎么能查呢！查了不是出自家的丑，只能哑巴吃黄连——阴着起。”
这是件小插曲，学习中这种节外生枝、借机发着的小插曲还多哩！
大家议论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五大领袖”谈了近五个小时，毛主席花这么多时间来教导他们，这是空前绝后的。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然而他们整理出来的文字才一千多字，说明还有许多批评未加整理进去。此外，在语句上比较严厉的话，有意识地回避了。例如，毛主席说：：“你们不是要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这么重要的话怎么会不注意，会漏掉呢？。这份传单虽然简短，有点避重就轻，但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武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当时我们从十五中撤回去是正确的。否则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五大领袖“的这张传单下发的还有两份红色油墨铅印的布告。
一份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布的，毛泽东签字“照办”的布告，由云南省军管会宣传组翻印。布告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提到的第二份布告，就是陕西布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13号。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宣传组翻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布告称：“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布告指出：“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质，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读了这三份材料，大家讨论得十分热烈。
晁达：“这已经不是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中国正面临全面内战的危险。已经是全面内战了，只不过是各省、地、县各自为战，全面开花。全社会所有行业，数百万人卷入其中，其惨烈、血腥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清华大学的武斗始于四月二十三日，直到毛主席派出工宣队、召见“五大领袖”的七月二十七日为止，将近一百天。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使用各种土、洋武器竞相参战：棍棒、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自动步枪、燃烧瓶、土制坦克等等。据说，七月二十七日三万工宣队员奉命进驻清华园制止武斗时，遭到各派红卫兵的相继抵抗，造成多人伤亡。”
晟翚：“六月三日，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在醖酿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毛主席这里说的‘有鬼’，我理解是背后有人操纵和指挥武斗。早在两年之前这段时间流向香港的珠江水面上，有人发现漂来数以百计的四肢不全，泡得肿胀的尸体，死者都是在红卫兵派性武斗中的牺牲品。如果情况属实，这些牺牲品是珠江上游广西地区漂下来的。”
杨诗云：“两年以前，那是1966年的文革初期，那个时候还不是红卫兵的派性武斗，而是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杀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这类分子及其子女是没有反抗力的，是任其杀害，斗不起来的。武斗是指互斗，互有伤亡。那是毛主席说的里面‘有鬼’，是不太容易制止的。”
寸华兴：“说广西的武斗严重，发了一个‘七·三布告’，我看陕西的武斗更厉害，发展到抢劫国家银行、私设电台，甚至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等等。简直明目张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发一个《七·二四》布告。还有人认为‘这在我这里不适用，’ 还要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该抓的就抓嘛！该杀的就杀嘛！”
马骉：“刑事犯罪分子肯定是要‘依法惩办’的，或者已经办了，不可能在布告中去说，那是公检法的事。我同意晟翚和杨诗云的分析，‘里面有鬼’是指有人在幕后操纵、指挥，要处理这一部分人谈何容易。他们都是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自己的行动出发点，你还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
“就拿这两份布告来说，这一系列反革命事件都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制造的。
“布告中指出的这个根源也只能是概括性的，适合各个地区。但是，谁是代理人？各个地区的两派都是具体有所指的。自从军管以后，省一级掌权的是将军级领导，地(州)、厅局一级掌权的是师级领导，他们在国内革命战争或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功臣。文革初期他们又没有在地方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派代理人的帽子还很难扣在他们头上。然而，恰恰是部队的领导特别是省军级的领导有分歧，各支持一派，那武斗就凶猛了，有军人帮忙嘛，那就难以制止了。其动力是争权夺利，不到黄河心不死。至于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只要是被点了名的，已经靠边站了，群众组织已不可能再依靠这些人，这些人也不可能再操纵群众組织。还有几个暗藏的、没有暴露的？即使有，他也不敢动了。至于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是两派组织为纯洁自己的队伍而被清理的对象。况且，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多半在农村，常期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绝不允许这种人乱说乱动。右派分子多半集中在劳改农场，还没有权力参加‘文革’，机关里有极少数右派或摘帽右派是受排斥的，是很孤独的，多半是离群而居，不再沾政治。设计院有一个由于认错较好，为体现政策而留在机关的右派，利用现在混乱的局面，傍晚到街上去卖狗肉，挣几个钱补贴生活，结果两派都批斗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右派属上层民主人士的‘学术权威’，‘文革’初期已被重点批判。这些‘土都埋起肚’的人更不会去操纵群众组织去搞武斗。中央文件这么提，是对自认为有本钱搞武斗的人的一个警告，不要被利用。
“真正搞武斗的是工人、农民，是出身好的人。《滇西挺进纵队》第八团的人出身都很好。只有这些人才有利用价值。这一点从李国桢检查交待中看得很清楚。两大派的情况大体相同，都是上面有人支持，下面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要制止武斗是比较难的，对中央的布告置之不理，毛主席这才发话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不管你是哪一派，不管你出身成分多么好，不听中央的招呼，为本派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打、砸、抢、抄、抓，杀人放火，那就要实行歼灭。《滇挺》的下场是罪有应得。”
党令泽：“再说，代理人是谁？未指名，要指名也好办，把首要的抓出来，问题就解决了。说明情况复杂，牵扯的面很广，不明朗，情况还会有变化。砲派要肃薄(一波)肃李(成芳)，即肃清薄一波及李成芳的影响，要打倒李成芳。但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昆明军区党委的重要指示第三条为：“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康生、谢富治审问赵健民的时候，谢富治说：‘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错误，中央调离了他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李成芳有错误，已被调离云南。可是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签订“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时，谢富治副总理说：‘昆明两大派都是跨行业的，应该停止武斗，应该归口大联合，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两派内部的坏人，都应该照江青同志指示，总理也讲过，都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双方自己抓坏人。上面就有坏人，有李成芳嘛，有赵健民嘛！这就是坏人嘛！都应该抓。’我们曾经为李成芳辩护过，也为保李成芳与砲派辩论过。现在说李成芳是坏人，我们也没有见到具体的材料，李成芳究竟在哪些方面坏，坏到什么程度。八派现在也贴出大标语，打到李成芳。如果不搞清楚事实，真正从思想上提高认识，那也只是放空炮。这种空炮放了也没有用，还是少放为妙。”
“对的，对的。”聂淼急忙接着说，“有些人的情况我们不了解，特别是中央一级和省部级的领导人，我们只能听中央的，表个态就可以了。莫那么积极地跟着猛打，打错了，那是要后果自负的。有几个领导挨了整，哪怕他执行了资反路线，迫害过群众，甚至整死了人，群众批斗了他，他会服气吗?到时候他掌了权，不明整你，暗收拾你。现在的当权派都学乖了，都知道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这就叫做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本人被保护了，坏头头被揪出来了，多数群众是受骗了，弄不好就牵连上了。这是明摆着的，莫跟着闹。”说罢，摆摆手，摇摇头。
聂淼是位学工的老知识分子，五十多岁，头发、胡子有点花白，是218号信箱少有的几个工程师之一，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都只是个技术员。东方泥理解他的处境以及谨言慎行，他在小组会上很少发言，发言也只三言两语表个态，因为这是要记录下来上交给“文革”小组看的，白纸落黑字，弄不好就要被上纲上线。但会后与大家闲谈时，他会表明他的观点和造反派是一致的，说明他的沉默寡言不是与造反派离心离德。他们林业政策处里的马骉被打成“反革命”，对他呢？政治部主任杲建义曾表示，“这种‘旧人员’留在机关干什么？叫他滚远点！”所以他对批资反路线、平反、夺权是赞同的。后来马骉、杨诗云等都参加了机关《红炮兵》造反派，他没有表态。直到军代表进驻218号信箱机关，发动群众识别左派，准备支左了，他想参加造反派了，又顾虑重重。表现得焦虑不安，一些想法在东方泥面前略有流露。一、怕现在才来参加造反派，人家会说他是“摘桃派”，有人不是正在说《飞鸣镝》战斗队要下山摘桃子吗？怕《飞鸣镝》不要他；二、自己是所谓“旧人员”，“捍总”的人正在抓《红炮兵》组织不纯，他若被《飞鸣镝》吸收了，军代表认为这个组织不纯，而不予以支持，岂不连累好多人；三、怕自己被主流撇在一边，自己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况且厅里造反派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军代表的支持，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又一想，只享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处，不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力，算个什么？东方泥找他详细地谈了一次，把他们向军代表汇报《飞鸣镝》从成立以来的大方向、活动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向军代表作了汇报甚至进行了辩论。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些重要讲话的要求向他作了表述。打消了他的顾虑，在军代表支左表态之前，他参加了《飞鸣镝》战斗队。
说实在话，军队支左虽然对造反派有利，但是，云南的造反派内部分成两大派，并且都被中央承认以后，斗争更加激烈了，因为两派都有军队支持。聂淼就最怕自己这个战斗队犯错误，大派有个什么活动，他就胆怯地说，莫参加，莫参加。上面那个发言是他的真实想法，是他讲得最明确的一次。莫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不能等着被整垮台，派的利益一致就生死与共了。有些活动，如冲击4·26大杂会，保卫工学院，马市口大游行，十五中的自卫队，就没有让他参加，理由是他的年龄大了，是对他的照顾。但又不能使他多心，是不是不信任他了，有些大字报让他抄一抄，有些小字报，毛主席讲话的传单打出来以后请他校对。
东方泥说：“军代表让我们学的是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和两个中央发的布告。刚才党令泽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签订两个协议时的重要讲话，是一份传单，不知大家是否都传阅了。因为说的都是云南的问题，涉及到一些具体事和人，涉及到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再就这份讲话的内容作点补充。康老首先讲了停火交枪的问题；第二，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第三，如果我们要识破敌人，就要坚决彻底消灭派性；最后讲一讲关于部队的问题。康老说，应该说云南的部队前一个时期，派性相当严重，影响到地方，很严重。部队内部也是不统一的，不一致的，也是派性，这样就不合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同时，部队有些干部陷到派性里面去，昆明军区有李成芳、张子明，省军区有没有？也有。张力雄你有没有？(张答：有)我看你的派性也不少。还有一个付司令员朱家壁，来了没有？(朱答：来了)你有没有派性？(朱答：有)怎么办？(朱答：改正)有了就改嘛！按毛主席讲的改了就好了。所以靠自己改正。另一方面请其它兄弟部队帮助。康老指出云南问题的关键是部队的派性相当严重，影响到地方，很严重，并点了名。张力雄是云南军区的政治委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掌权的，但不是走资派，不是叛徒、特务。承认有派性，有了就改，改了就好了。说明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个政策扛扛，我们必须清楚。
“江青同志用规劝的语调讲了不要再搞武斗的问题。江青说，我想讲一讲，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是要‘ 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但是在你们那儿，我是知道一点，有武斗，有的地方斗的还不轻。是不是这样？(众：是)武斗能不能算好事？不能算好事，因为伤害了人，损失了国家财产，不能算好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第一，你们搞了革命大联合，就是不打不相识，是不是？(鼓掌，口号)第二，青年人，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枪，这一点我谅解的。拿了枪，放两下，也是个锻炼。你们来自祖国的边疆，要是将来有什么战争，你们也锻炼了一下。对不对(众：对)第三，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假如你走过了头，就是说走到对立面去了，懂不懂我的意思？(众：懂)如果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里头，超出人民內部矛盾，那就要剿匪，你们想想看，你们是乌合之众，我们的军队是：“四不”。(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口号)向小将学习！向小将致敬！假使你们走到对立面去了，你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们一声令下，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听毛主席命令的。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枪就成了火柴棍了嘛(笑)。江青同志这一段话语重心长，走到对立面就要剿匪。这也被云南的实际证实了。我们不拿枪是对的，现在有了协议，就要遵守。
“周总讲了两派大联合的问题。总理说，你们想一想，去年一月份也在这里谈判，开过会。那时在场的几个同志今天也来了，现在名单上分成两派了。去年我们给你们谈的时候，你们战斗在一起，黄兆琪、方向东(二人站起来)现在两边了，你们俩是这样(手势指分坐两边)，我们还是这样(指总理自己)，你们想一想，你们一年前战斗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的走资派阎红彦等人开火。当时军区开始支左的前后，是支持了当时的省委，你们就冲了军区，我们向你们解释，不要去冲，叫军区不要责备你们，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好，过了一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武斗。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以充分吸取教训，江青同志讲的很深刻，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不再重复了。……你们两家头头，黄兆琪、方向东，我都很熟，你们是不是今天就握手言欢，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奋斗，有没有这个决心，你们当面给大家表示(鼓掌，黄、方握手)
(江青：不打不相识嘛！)对！江青同志讲了嘛，比一年前进步了，有丰富的经验了，有很多经验教训嘛！你们到北京学习了很多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对群众好交待。必须讲清楚，动员他们联合起来，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周总理已经做了两派的工作，黄、方当着总理的面握了手。两派的联合已势在必行，我们怎么联合，思想上必须有所准备。”
门友昰把头靠在墙上，眼睛半睁半闭地说道：“政治风云多变幻，又是暗箱操作，别以为被中央红头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小报点了名的人，一定都会打倒。有的可能进省革委会，有的甚至进中央。”
大家都愣着，没有吭气。
“这算是对前面几位发言作的小结。”晁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