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
(一)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作检查
东方泥与北京部里的朱士林经常有信件来往，互相通报一些自身和家庭的情况，特别是政治风暴中心的首都，“文革”中的一些大的事件，更是大家迫切需要了解的。东方泥把昆明“五·二八”、“五·二九”血案八派写的“真相”、砲派写的“记实”都给朱士林寄去一份。朱士林的来信，都是写的首都“文革”的重大新闻。这些新闻，尤其是其中一些斗争场面和细节，在“两报一刊”中是见不到的。这次朱士林在信中写道，建工学院的造反派组织抓住刘少奇在该院“蹲点”时的讲话,要求刘少奇1月7日凌晨4时以前到该院公开检查。刘少奇1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请示自己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毛泽东作出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1月7日周恩来找建工学院两派讲话,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6月3日，北京红代会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革命小将来到中南海门外要揪斗刘少奇。喊出了“誓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的口号。当天下午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第二天上午,50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揪刘大军,在中南海西门举行誓师大会。1967年1月初,北京农林口、教育口和外地到北京请愿及串连的红卫兵、学生、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约3000余人,有组织地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南门(新华门)外,安营扎寨,要揪斗刘少奇。7月初的一个下午，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中央首长指示：你们要揪刘少奇是很好的革命行动，中央的意见是斗争刘少奇要背靠背地斗。你们要刘少奇作出检查，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报告，中央同意了，责成他写。中央常委、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要你们回去。7月4日凌晨三时许，戚本禹来到中南海门外，与“新八一”揪刘指挥部的同学进行了交谈。当谈到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的分岐时，戚说：刘少奇到建工学院对八一战斗团的支持是假的，他企图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戚强调，两派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Z
不久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毛主席亲自批准，责成刘少奇向“新八一”作出检查。十日中午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把这份检查交给了“新八一”。“新八一”将刘少奇的检查抄成大字扳，贴到北京各地。这是件大事，既然已经公开贴在大街上了，昆明地区的红卫兵也会很快得到这份材料，我就不花工夫再给你抄一份了，见谅。
不出朱士林所料，很快八派的《红宣兵》报登了刘少奇的这份检查。
(二)毛泽东批准刘少奇作出书面检查
刘少奇猖狂反扑的宣言书
——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认罪书”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一)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时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星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交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的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领导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应该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的发表出来，充分的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的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的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让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糢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全院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来第三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或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有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选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些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至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负担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1，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害怕。因为绝大多数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2，在几次讲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巩固的。
3，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他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我首先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剝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它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予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这份报纸还附了一个戚本禹、关锋的简短指示：
戚本禹、关锋同志谈“认罪书”。
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和关锋同志最近就刘少奇的“认罪书“作了如下指示：一、通过对刘少奇七月九日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认罪书”的批判，进一步掀起一个新的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二、刘少奇的“认罪书”的发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反扑的信号弹，我们要把刘少奇“认罪书”的批判作为革命大联合的大方向。三、全国要开展对刘少奇的“认罪书”的大批判，各单位不要等闲视之，不久，将在北京召开全国革命派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大会。
据有关方面的报道，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为了粉碎刘少奇的反扑决心把刘少奇楸出中南海，再次到中南海门外揪刘少奇。他们得到全国二千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和他们并肩战斗。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前的爱人王前和刘的儿女刘涛、刘允真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坚决打退刘少奇的新反扑，坚决支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由刘涛、刘允真亲自送到揪刘火线。
七月二十六日凌晨，戚本禹同志亲临揪刘火线，对揪刘的红卫兵小将说，他(指刘少奇)出不出来由群众决定，你们可在外面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你们千万别进中南海。刘少奇在认罪书里说他八月五日才知道犯错误了，这是假的，这是批判的要害。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也要大力批判，对照着在这儿下功夫。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次讲话，更加鼓舞了揪刘火线红卫兵们的决心。“揪刘火线”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1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竖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
(三)周恩来义正词严劝红卫兵不要冲击中南海
红卫兵们开始冲撞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中南海里面的数十名干部和战士排起人墙顶着。但外面的人多势众，撞击力大，铁门不断地两面摇动着，发出喳喳的巨响声。更危险的是，在3米高的铁大门顶端栏杆之间狭窄空间内，骑满了从外面爬上来的红卫兵，万一铁大门被撞倒，数千人冲进中南诲，情况会失控，还会出人命，这可是件大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周恩来总理赶到了大门口。周总理首先劝说骑在铁大门顶端栏杆之间的人，不要急于往下跳，一定要慢慢滑下来，以保证安全，并让里面的干部、战士做好接应;迅即转向已经跳下来的人说，必须立即撤出去，这是最高纪律，没有任何申辩和讨论的余地。冲击者被周总理的突然出现和威严的话语镇住了。只好退出。然后周总理又耐心地对外面的广大群众说：“同志们，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要到中南海揪他们，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劝大家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你们一天从早到晚高音喇叭直对中南海，使我们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做工作的人很难进行安静的工作。如果你们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就会挺身而出，誓死保卫，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
几个月来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这才烟消云散。
大家看了刘少奇的第三次检查，当然会有一些议论和看法。
晁达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看到的刘少奇的第一次检查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可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在这个会上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有一个讲话，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历史，十七年搞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是讲五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也不想打倒你们，我也不想打倒你们。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据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检查有一个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別是后半段更好’。不知道是不是对刘少奇六六年十月十八日这个检讨所有的批示。我们看到的刘少奇的第一次检查只是红卫兵经过多次多人转手传抄的传单。在语句和文字上明显地有误，让人看起来很吃力。有些错字、漏字、明显的不太顺的句子，是东方泥改了以后，才抄成大字报贴出去的。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中央为什么没有正式文件？为什么不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批示‘特别是后半段更好’。我认为好在刘少奇认为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联系历史上犯了一些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并且找了犯错误的四个原因。这次的第三次检查，虽然在内容上与第一次检查有些重复，但是八派大报上铅印的，不管是文章的内容上，还是语句和文字上，都比较顺，表叙确切，可信度比较高。态度是诚恳的。在派工作组这个问题上写得比较细。我拥护毛主席的批示。”
“但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和关锋同志却在号召‘进一步掀起一个新的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而且戚本禹说：‘出不出来由群众决定，你们可以在外面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你们千万别进中南海’。这是在给红卫兵出点子，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要知道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平行的。而且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抓文化大革命，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我厅‘一月风暴’正在大批刘少奇的‘新反扑’了，正在大喊、大刷标语‘打倒刘邓陶李阎了’”。晟翚说。
门友昰说：“ ‘一月风暴’从保守派转到造反派，是要表现得左一些才行。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对准军管会的领导，把八派整倒，报一箭之仇。我注意到，周总理在讲话中仍称刘少奇、邓小平为同志，这是和毛主席对刘、邓的态度保持一致的。我佩服周总理解决一些群众大事件难题的能力。对‘揪刘火线’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第一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表示关怀，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出事。这就使红卫兵们感到亲切，而不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指责群众;第三，说明了不能冲进中南海的理由，这是在保护毛主席的前提下保护了大批领导干部;第四讲了最高纪律，没有申辩、讨论的余地;第五如果你们定要冲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周总理大义凛然，豁出命去保护中南海。到这个时候谁还敢、谁还能够从周总理身上踩过去呢？”
东方泥说：“周总理为什么说‘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因为这是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时，根据各部门、各地提出的要求派的工作组。刘、邓是总代表，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却不一样，各有各的责任，所以刘、邓只是代表，不能把所有错误的帐都算在刘、邓头上。即使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高喊‘打倒刘少奇’，但刘少奇的检查还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例如，他说，‘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从云南和我们218号信箱的情况来看，难道不是层层变本加厉吗？”
晁达说：“两派对中央问题的态度大体一致，你再怎么号召‘打倒刘邓陶’，都是放空炮，刷大标语，喊口号。所谓的大批判也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云南的实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一大帮人，涉及到山头。”
晟翚谨慎地说：“今天我们是在小范围内对当前比较敏感的事和人作了一些议论。目的是在行动上能把握好方向，不致于盲从，就到此为止了。‘一月风暴’现在正是钻空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时候。”
六、做军队的工作，稳定局势
(一)做工作的初步结果
中央派谢富治副总理来云南解决问题，是因为谢副总理解放后一段时期内是昆明军区政委兼云南省委书记，对云南的情况比较了解。正如谢副总理所说：“目前解决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所以我们这次的力量主要是做军队的工作。”在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一共开了八次座谈会，最长的一次座谈会开了十一个半小时。可见座谈得比较细，但从群众组织发出传单来看，谢副总理的谈话都比较简短，內容大体差不多，“要说的也是老话”。座谈会上一些细节也不可能都公开，例如对某些领导的批评，对某些事件的批评，汇报和讨论问题之中的思想交锋等等，群众组织不可能都知道。这个估计被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所证实了。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237号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驻云南省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的号召，在“三支” “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是错误的;在对待砲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依靠云南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英明方针，并派谢富治等同志来帮助，这对我们是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在谢富治等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刻也不离开斗争的大方向。对来自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各种思潮、口号和做法，都要耐心地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掀起对刘、邓、陶、李(井泉)、阎(红彦)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最近在谢富治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已在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和驻昆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对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还要继续召开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进一步严肃地检查我们的错误，认真地吸取教训，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以大局为重，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和援越抗美、保卫边防等任务。
三、八·二三和砲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压制革命群众、激化两派矛盾的言论和做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对两大左派之间的问题，应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由军管会与两派共同协商，订出具体解决问題的方案。今后，我们要切实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批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出现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要遵照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满腔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加强对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促进和巩固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尽快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的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军管是过渡，过渡得越快越好。凡左派占了优势、干部已站出来的单位和地区，即可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条件不够成熟的，可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云南省与昆明市尽快建立三结合的筹备小组。已实行军管的单位和地区，要改变管的过死，限制过多的缺点，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为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创造条件。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只要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刘、邓、陶、李、阎的罪行，都应该热烈欢迎、大力支持、坚决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他们过去的缺点错误为借口，进行抵制、排斥和打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军管会即将组织省、市机关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积极帮助各级革命干部尽快地站出来。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也要组织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为干部亮相创造条件。站出来的干部，对两大派不能只偏一方，要积极做两大派的团结工作，促进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各级党委凡召开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会议，要吸收有关方面的年轻干部参加;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的会议和某些工作，要吸收革命小将参加;各级领导在一定时期要召开一次老、中、小各方面参加的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教导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认真吸取教训，作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我们思想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坚决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和群众在一起，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当否？请予指示。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二)砲派大喜过望
中央八月八日的批示下达以后，218号信箱的砲派就大造舆论，说赵健民是中央批准的“三结合”对象;说五月三十日中央四点指示是为了稳定部队，因为云南的大权仍在李成芳手里，军权全部在决死队手里，打倒李成芳中央是支持的，八·二三在北京臭得很，到处挨撵。配合砲派的统一行动，《一月风暴》战斗队全体队员被动员上街张贴“打倒李成芳”，“李成芳是大叛徒”，“阎红彦是死老虎”等标语。还到处散布说：“王力同志讲，两级军区的问题是昆明军区的问题，昆明军区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书记的问题。”把矛头直接对准李成芳。
根据云南军区党委的决定，由李×向军区机关传达了当前情况和斗争任务，说：“李成芳去北京疗养是个大阴谋”，李的检查“是和刘少奇的所谓八点检查相呼应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提出：在大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批判李成芳和黎锡福”。“李是省委书记，黎是省委常委，要写大字报”。厅机关有人问八头千折南：“为什么不对《一月风暴》恶意歪曲中央指示的嚣张气焰进行反击？”
千折南淡然一笑，说：“这涉及两级军区、两军领导的事，矛盾顶尖锐的。我们只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我们掺和进去是帮倒忙，人家不是又说我们压了一派吗？第二、中央一再要求我们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符合这项要求的活动我们就参与，否则就不参与;第三、中央要求我们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加强团结。军区的领导都做了检讨，是真是假要看看行动。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的“意见书”中说，‘对昆明地区兩大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是错误的’;从2I8号信箱的情况看，军代表支持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是对的;对‘悍总’并没有压制，是他们自己第二天知趣地宣布解散了，何错之有？他们还要闹，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嘴脸。”
大家说，也是。
(三)八派抓大方向、大问题
八·二三派排除干扰，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分片召开干部大会，大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大会支持运动初期被阎孙黑帮打成“牛鬼蛇神”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更生，云南日报副总编辑夏雨、周钟德，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乔庄，省农垦局副局长王宇辉、农林学院院长彭少彭等相继在会上进行了揭发控诉。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炮兵》经研究，准备在面对新华山大门口的小山坡上建一毛主席的全身雕塑像。这个地方是昆明市的制高点，在这里塑一尊毛主席的雕像，全市都看得见，由《红炮兵》来制造，以表对毛主席的忠心，那是十分光荣的。所有的设计图纸以及专业施工队都准备就绪。动工前，要把小山坡挖出一小块平台，把平台两边的路铺好。这项工作由各厅局的《红炮兵》轮流参加，以实际行动表达忠心。这天，218号信箱组织了十多人带好工具前往工地。到那里一看，好家伙，小山坡上站满了人，而且辩论得很激烈。原来是省人委机关毛泽东主义砲兵团的《红砲手》知道八派要在这里树毛主席的像，立即组织一批人把这块地占住，说是他们要树毛主席的像。叫他们拿出设计方案的图纸和文字说明来，他们又拿不出来。只辩解说，我们砲派夺了省人委的权，新华山的事得由我们来做主。八·二三派《红炮兵》的人说，你们夺了省长的权，你们到光复楼省长办公室门口去树像，这块位置是我们早就选好了的。新华山有几十个厅局，《红炮兵》是多数，并且也夺了各厅局的权，由不得你们做主。都守在那里不退让。
东方泥等人拿着锄头、十字镐也守在中心地带，因为人多，又有砲派的人阻拦，无法下手。这时东方泥碰见云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他们是在晋宁县参加第一批省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中认识的，互相热情地打了招乎，就聊了起来。东方泥拿着锄头，这位记者当然就知道他是属于八派的《红炮兵》。记者背着像机，悄悄地说，我是《全无敌》派来的，这就接上关系了，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记者叫东方泥退出中心地带，悄悄地说：“你找两三个人，拿着工具到边上人少的地方站着，等我对好光圈、交距，向你使个眼色，你们就举起锄头挖下去，我立即按下快门，就表示已经由八派‘破土动工了’”。
东方泥约了马骉、晟翚在那边上人少的地方等待时机，闲聊中，只见记者挤了一下眼，三个人立即举起锄头挖了下去，记者咔嚓一声，有了。正待东方泥举起锄头准备挖第二次的时候，一个穿着整洁的中年妇女，猛蹿过来，扑倒在地，一边滚着，一边大喊：“不准挖！这是我们的地！”砲派、八派的人都围了过来。你推我攘，简直是要动手打架了……
在此紧急关头，省军管会生产指挥部驻新华山的几位军代表赶到现场，首先把两派的人隔开，劝那位滚了一身泥的女部干起来。军代表反复作工作，树毛主席的像是好事，不能因为这件事互相打起来，否则怎么对毛主席表忠心呢？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愿看到的。双方先撤离，我们找双方的负责人一起好好商量，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为了顾全大局，《红炮兵》司令部的头头宣布撤离。
马骉说：“这个婆娘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耍起赖来，却是个泼妇！”
东方泥说：“为了本派的利，豁出命了，人性都被纽曲了。”
门友昰笑着说：“彼此！彼此！”
砲派举行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大会，会后游行。口号是：“打倒周兴，支持赵健民！” “打倒李成芳，支持陈康！” “打倒张子明，支持张力雄！”。
双方的宣传车整天就在昆明市转悠，用高音喇叭大势宣传本派的评论员文章，揭发对方大搞武斗、打死打伤人的罪行。后面都有一帮娃娃跟着呐喊助威。宣传车当然准备了充足的材料，还派有大量的记者到处采访，消息特快。还有大量的群众来稿，照播不误。这种宣传的战斗力、号召力、煽动性极强。
八派的宣传车一出动或在播稿的间歇中就放唱片歌曲：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麦贤得光荣入伍保卫海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雄心立壮志乘风破浪……。这首歌节奏明快，战斗性比较强，以后就变成了八·二三战歌。
砲派的宣传车一出动或在播稿间歇就放唱片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旋律比较抒情，表现了砲派受压的一种心情，以后就变成了砲兵团战歌。
只要一听歌曲，就知道是哪一派的宣传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