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砲派武装强占新华山。
(一)砲派出其不意占领了新华山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砲派在昆明检阅台召开“打倒李成芳誓师大会”，发出了“打到李成芳总动员令”。云南军区约三百名指战员及昆明军区的少数人，乘坐八辆卡车参加了这个大会。
下午五时左右，砲派包围了车站八·二三所属三·一八兵团，七时左右，发起进攻，遭到顽强抵抗。
下午九时许，围攻三·一八兵团的砲派武装，突然撤退，返回市中心，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和省人委所在地———新华山。
砲派占领新华山，省政府各厅局的大部分干部不能上班。省军管会生产指挥部瘫痪了，引起绝大部分职工的公愤。
有些小孩围着新华山大门口看热闹，被砲派占领者的民兵谩骂、驱赶，小鬼们不服气，离大门口十多步远的地方对骂，民兵就用弹弓夹着钢珠、小钢片向小鬼们射击。不少娃娃被射伤。特别是射出的小钢片，乱飞一气。那种小角钢片锋利无比，挂着哪里，就会被刮去一快皮和肉。有几个受伤的小孩是住在附近的，其家长还是砲派的人，这就更加引起群众的不满。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去新华山上班的218号信箱的职工，不少人从新华山大门口退了回来，站在职工宿舍大院大门口议论。
(二)218号信箱总军代表险些被抓
汪总军代表正站在大门口讲着：“……昨天晚上，我吃了晚饭以后，又到新华山办公室去看文件和基层单位送来的报告，作些处理。大概晚九点钟左右，有人把我办公室的门扭开，伸头看了一下，就拉上门走了，我见是计划处的史忠华。隔了一会儿，他又打开门伸头看了一下，又匆匆地走了。我起了疑心，他是否在盯住我，要找我什么岔子？我赶紧锁好抽屜打开门，向走廊两边看了看，没有人，我就开着灯，把门一带，从黑走廊里绕到后大门出去了。刚出来不久，转到正义路，就听说新华山被砲派占领了。”
千折南说：“好险啦！你毕竟是个军人，警惕性高，否则就被他们抓去了。”
抓军总代表干什么？有人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胆。
“问题是他们背后有人支持，而且是两级军区的领导人。抓军代表的目的，是要军代表承认李成芳通过军代表支左，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是执行了李成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晁达说。
“是啊！不是有人说，要把军代表赶回去吗？”计划处的荆立言说。
汪总军代表说：“我们支左，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看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中央没有说李成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议论了一番，连上班的地点也没有了，只好散了。但派里的活动还不少。
后来发觉，本单位那几位铁杆砲人都无影无踪了，可能都上新华山了。
(三)砲派占领新华山的严正声明
强占新华山的第二天，赵健民上了新华山，对砲兵团的负责人表示“我上新华山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和砲团同志共存亡，我坚决支持你们革命小将这一革命行动。”紧接着就布置砲团核心常委李XX起草和发布了“关于进驻并占领新华山的严正声明”，声明说进驻新华山“是当机立断的、有深远意义的革命行动”，是为了“保证军管会的大权不致被李成芳司令部篡夺。”
自赵健民表了态，发布了“严正声明”以后，各厅级持砲派观点的厅局长、处长们都集中到翠湖宾馆，参加砲派举办的学习班。组织了“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摧资(摧毁资产阶级——笔者注)兵团”、“大批判联络站”，号称拥有3000名中上层领导干部。分成文、武两个指挥部。研究全国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想对策，出点子;制定方针、政策、方法;抓舆论宣传;抓干部的思想及组织工作;抓省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等等。218号信箱的厅级领导干部去翠湖参加砲派学习班的有：郗维润(厅党组书记、厅长)、杲建义(厅党组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坚鸿全(副厅长)。盖广宇(副厅长)因为是“四清下台干部”，未被砲派接收。本人态度坚决，自己搬着行李去翠湖兵馆，未安排床位，就睡在走廊里。砲派的领导一直未安排他作任何工作。
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步深入，省军管会在春城饭店举办厅级领导干部学习班。218号信箱去参加的有：米宜超(副厅长、厅生产指挥组组长)、狄逸翔(副厅长)、鲜世奇(厅办公室主任)。
(四)砲人在马市口开枪杀人
八月二十三日，为纪念八·二三革命造反一周年。上午九时，八·二三派二十余万人在检阅台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八·二三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人民立新功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均乘大卡车从东风路转到正义路，直上马市口，然后分左右两路，左路绕华山西路到青云街散队;右路绕华山东路绕到平正街散队。这不就是要向占领新华山的砲派示威吗？
218号信箱的四辆卡车，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过了正义路与长春路的交义路口，向马市口慢慢驶去时，……叭叭……哒哒哒……，正面对着正义路马市口的五华区人民医院三楼窗口，枪响了。
最前面一辆卡车上举着大旗的小伙子被撂倒！
《飞鸣镝》和其他两个战斗队的人，集中在218号信箱四辆车的首辆，也就是说离五华区人民医院三楼的枪口最近。大家忘命地跳车，宿大勇先跳下去，大家也神速地跳下车,往哪里逃?是往前还是往后……。宿大勇大声说，不要慌，跟我来。大家就跟着宿大勇，他是往马市口方向跑……，跟着他吧！这时当街店铺都慌忙地关了门。后来大家才发现，马市口下面一点的国际照像馆的门面伸出来一截，恰好有一个角落可供躲避。宿大勇等人到那里时，已经有十多个人躲在那里了，一下子涌去几十个人，小角落挤得铁铁的。
叭叭又是几声枪响，大家吓得把脑壳往墙边缩，生怕枪是朝墙角射来的。宿大勇说，不要怕，枪是朝天打的。子弹声是啾啾的，如果子弹声是呼呼的，那就在我们身边飞了！在外围的人看得见医院三楼的窗口，如果枪口对着这个墙角扫射，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倒下，这仍然是个危险地方。就在这栋楼角旁边，有一个小院子，小院子的木栅栏的门是关着的，只是插着一棵大铁钉栓着。宿大勇过去，掏出随身带的一把大牛角刀，从门缝里把大铁钉顶出来，打开栅栏门，大家就一溜烟地躲进小院子里。
这时，新华山铁塔上的高音喇叭一个愤怒的女播音员叫起来：强烈抗议八·二三的挑衅！打倒八·二三，活捉黄兆琪！打倒李成芳！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叫了一阵，就放毛主席的诗词歌曲——井冈山：
………………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院子虽不大，但比起那块墙角宽松多了。更重要的是木栅栏的厚木板可以挡挡子弹。小院子有几个花台，放着一些花钵子。有人把花钵子移了一下，坐在花台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三三两两一堆地站着。东方泥注意到，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正从窗帘缝里往院子里瞄。大家只不过进来避避难，也没有搞什么破坏，女主人就没有吭气。
大勇一直站在栅栏门旁从稀拉的门板缝里往外看，嘴里骂道：“真他妈的‘敌军宵遁’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马骉问：“谁是敌军？”
大勇说：“我们呗，个个被吓得像龟孙子似的抱头鼠窜。”
大家笑了起来，现在安全了，思想放松了。
又约莫过了半把个钟头，仍无动静。宿大勇打开栅栏门，走到人行道上四处一看，大声说道：“出来吧！出来吧！开枪的鸡巴人逃跑了！”
这时大家都缩头缩脑地试探着走了出来。街上已有几个行人，有的店铺已开门。马市口以下还有七八辆卡车丢在那里。第一辆车的人确实被打死一个，八·二三战旗和人倒在车厢里。大家不敢在马市口久留，都匆匆地向长春路口走去。
好像听到集合命令似的，都集中到了威远街宿舍大院。
军代表也出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乱着一团。
第四辆车是物资处仓库的金师傅开的，他脑子灵，一听马市口的枪响，一抹方向盘，调转头就开跑了，车上的人还没来得及跳车，安全脱险了。第一辆车上的人跟着大勇跑，第二、三辆车上的人往长春路口跑。最惊险的是高如璊，她是一个孕妇。
人们问她是怎么跳下车的，高如璊说，一听见枪声，车厢里就乱了起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稀里糊塗就下来了。有个人说，什么稀里糊塗，是我们几人把你猛推上车箱板，下面的人接你下去的，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兵慌马乱中，你记不得了吧！大家一阵笑。
高如璊说：“我倒记得是郏彩瑛和何蓓琨一边一个夹着我往回跑。路过一个牙医诊所，那个女医生一把抓住我，唉吔，你挺着一个大肚子，别跑了，快进来躲躲。我们三个人就在牙医诊所里躲过一劫。女医生还以为我们是路过的，听说我也是参加游行的，她更惊奇了，唉呀，这种活动你还要参加，你是不要命了！她不了解我的处境。如果我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生下的儿子也是小反革命，这是被许多事实证明了的。如其稀松地保这样的一条命，不如舍命一搏。”
马骉说：“原以为搞武斗无非是动动棍棒。哼!这回是亲眼看到杀人了！”
宿大勇说：“眼看自己真的打死一个，还是害怕的，杀人抵命是常理，他也会怕别人报复的。他后来朝天放了几枪，是要把街上的人吓跑，他好开蹓。他要真想消灭八·二三，那是极好的机会。医院窗口与游行队伍对个正着，车厢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几梭子下去至少撂倒几十个人。”
待东方泥回到家，正准备向郦静月讲讲他们今天的险遇……
郦静月一脸不满地埋怨道：“你这个铁桿老八，真是与八派生死与共了，有什么重大的活动让你丢不下，非去不可……。娃娃饿得直哭，牛奶也没有人去拿。我只好爬起来到奶站去打牛奶。走在街上碰见孔大姐，连她都大吃一惊，说，唉呀！你还在月子里，就跑出来。在月子里受了凉得了病，就留下了一辈子的病根。老东到哪里去了？打牛奶跑腿的事叫他去干嘛！你呀！叫我怎么向孔大姐说……甩手掌柜的一个。”
东方泥愧疚地连声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也未多加解释。
眼看产假(56天)就要满了，郦静月要上班。新华山被砲派占领以后，各厅局就乱套了，218号信箱机关也不可能照常上班，照说，东方泥可以在家照看一下孩子，但是他的事情还多得很，而且郦静月也不放心他带孩子。保姆还不好找，怎么办？孔大姐又主动上门帮他们介绍了一个。过去为孔大姐带过孩子，南京人，丈夫因公伤去世，两个儿子，一个是工人，一个技校毕业，刚参加工作。孔大姐介绍说，人勤快、干事麻利、讲卫生。这就很好，一说就妥。大妈住在北京路，说好，早来晚去，在老东家吃一顿午饭，也不用她交粮票，老东家现在有四个人的口粮，供她一顿饭也够了，大妈也很高兴。除了带孩子，还帮他们搞卫生。有时大妈还做点可口的菜供他们晚上吃。
(五)“抢枪”大血拼
八月二十四日砲派发表了“武装保卫昆明”的“紧急动员动令”，宣称新华山是“红色堡垒”，“一定要保住这个根据地”。宣告要“打倒李成芳司令部”，攻破“反革命第二道防线”。下午砲派持枪强占了云大校舍后面的第三十中学;当晚又強占新建设电影院，袭击八·二三西区联络站，把师范学院八·二三赶出学校，为砲派建立新华山——云大——西站的“砲管区”打开了道路。
根据八派提供的信息，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左右，砲派出动大批人员，乘着车，直奔××云南军区警卫团民兵武器仓库，未经任何阻止，顺利“抢”走大批枪支弹药。返回昆明时，路经黑林铺时，砲派用机枪、步枪、手榴弹横扫滥炸，当即打死无辜群众和八·二三战士六人，伤三十人。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市民群众自发地在街头召开控诉砲派中一小撮暴徒行凶杀人大会，强烈抗议砲派的法西斯暴行，提出三点严正要求：要求云南军区副政委李×严惩杀人凶手;责令砲派立即撤出新华山;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抚恤和一慰问。
(六)中央文革小组的来电
八月二十六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来电。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砲兵团的同志们：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砲兵团双方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质，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解放军;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议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
东方泥说：“从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份电报可以看出，八派也抡了枪。”
马骉说：“砲派有了枪，八派绝不能赤手空拳，束手待毙。什么抡枪，没有上面默许，你去抡着试试。后面都是有人支持的。有小报透露说，某负责人动员战士交枪说：‘不管哪一派来了都交，这是上面的命令。’战士想不通时，竟敢假传军委指示说：‘这是军委指示，造反派来夺，不要紧，交出去，这是个策略。’‘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组织服从，错了也要照办。”
东方泥说:“说是不管哪一派来了都交，实际暗地里都通了气的。拿了枪就不好控制了。最好不要跟这玩意沾边，你有了枪，对方就要先发制人，就没完没了啦！人命关天的事。”
马骉：“我们不沾边，别人就管不着了。”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半，八·二三和昆明革命群众一起，在检阅台召开坚决拥护贯彻中央文革小组四项重要指示大会。革命群众宣布成立“昆明市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委员会。”
砲派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抡”了昆明市委警卫连的枪;下午三时，又调动大批人马到凉亭，顺利地从武装部军火库“抢”走大批枪支弹药。
据悉，218号信箱物资处仓库的金师傅，闻讯赶到凉亭，在半路上碰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娃娃，娃娃说：“没得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揀着一根。”他手里的确提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显得沉甸甸的。金师傅赶紧跑到仓库去找，确实没有了。转回去，发觉男娃娃还提着手枪在前面摇摇晃晃地走着。金师傅跑上前，喊道：“喂！小鬼，你要枪有什么用，把枪给我。”小男娃娃说：“是我揀到的，不给你。”“你拿枪回家小心把你爹妈打死。”金师傅欲上前夺他手上的枪。小鬼退后几步，举起枪，一个指头扣住扳机(男娃娃都有玩具枪，都会玩枪的)说：“我打死你！”金师傅吓得忙说：“嗳！嗳！打不得，打不得。”也许是枪太重，小孩抬不动，手慢慢垂下来。金师傅说：“你那支枪太重，不好。我拿支小枪同你换。”小孩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金师傅，金师傅把手伸进上衣里，在怀里作摸枪的动作，趁其不备，一把将小孩手里的枪夺了过来。小孩大骂大叫大哭，金师傅扬长而去。走在半路上金师傅拉开枪盖一看，枪里有子弹，好在没有上膛。要不然，哼哼，说不定完蛋了哩！
八月二十八日晚，砲派调集一万多人包围二百号信箱。大规模抢劫枪支弹药。他们打伤解放军战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二三一些组织被迫拿起民兵枪支，实行武装自卫。
八月二十九日十九时三十分，周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给昆明军区打来电话，对二百号信箱作了三点指示：1、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宣传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点指示，作政治思想工作。2、部队由原来的一个营增加到XX连，尽最大努力劝阻，坚决保护武器。3、如果劝阻无效，立即抓起头头来。
大家议论，这当然是针对砲派的。
218号信箱机关走廊里贴出一份大字报，全文如下：
九月二日，八·二三一些组织，未通过指挥部自己组织起来到解放军XXX仓库抢枪。这一行动违背了毛主席八月二十五日签发的拥军爱民的指示，违背了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四点来电。当八·二三派指挥部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焦急，立即派出主要负责人黄兆琪、杨树先等同志会同军管会到现场处理教育八·二三战士，把枪全部交回仓库，向解放军陪礼道歉，并立即拍电报向中央作检讨。八·二三派这种知错就改，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在场解放军指战员深受感动，对全体八·二三战士也是一次深刻的拥军爱民的教育。
《一月风暴》一战士，在大字报空白处批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门友昰说：“抄这种大字报贴出来，非常愚蠢。”
派报、传单、小字报的信息纷至沓来。
(七)交枪、大联合
九月十七月至十九日，北京南下串连学生高仰义先后发表了《我的声明》、《向云南人民检讨》等文章，讲述了他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以致偏听偏信，违背了中央首长的指示，单方面支持砲派，反对八·二三，给云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的经过。
九月二十、二十一日，昆明街头不断出现关于大联合的标语口号。如“跑步集合，紧跟中央，实现革命大联合！” “旧帐不算，旧事不提，实现革命大联合！” “旧帐一笔勾消，实现革命大联合！”“不联合就是狗屎堆！” “不联合就比臭狗屎还臭”等等。
九月二十二日，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达成《关于停火交枪的补充协议》和《关于严禁打、砸、抢、抄、抓和立即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
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发表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声明，说：当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重大的转折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衷心地拥护，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促进革命大联合，坚决地希望同砲兵团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无条件地联合起来。
九月二十三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及其他人员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迅速返回原地，坚持就地闹革命，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八·二三无产阶革命派各团队组织和广大战士坚决执行中央《九·五命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和两派谈判代表签订的“停火交枪协议”。连日来分期分片在检阅台召开了“交枪大会”，将封存的全部枪支弹药和其他武器如数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月二十七日，在我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云南毛泽东主义砲兵团第三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声明说：为了继续坚持砲兵团本来的革命方向，恢复砲兵团本来的面目，特别是为了实现毛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伟大战略方针，实现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战斗。
九月二十九日，云南毛泽东主义砲兵团第三司令部给陈康并云南省军管会发出《照会》，要求军管会公开宣布《砲三司》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派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
自九月下旬以来，春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了一个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帮助和促进下，许多工厂、机关、团体、企业八·二三派和砲派组织，通过协商谈判实现了大联合。广大八·二三战士和砲兵团战士欢欣鼓舞，连日纷纷前往省军管会和有关领导机关报喜。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重要义文件。组织全国人民学习。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批转
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现将这个讲话的记录稿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切实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此文件发至县团级)
(八)林彪讲“文革”革什么?怎么革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的一方暴露出来，革命的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过去我们对个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样反动，总是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略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事充分暴露出来好，各种隐患诱发出来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的东西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主张。往往自己以为对了，实际上不对，自己以为差不多了，实际上差得满远。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阶级成分是必须注意的，不注意会犯错误。但不能唯成份论，主要看政治表现，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对待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和革命派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组织的个别坏头头，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起来把他抓起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强调联合，说服他们不要打內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对右派组织的群众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正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检讨了，改正了，就主动。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辮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受到群众的欢迎。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盖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生了新情况，出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个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懂得，但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许多同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肯改，党和群众就欢迎，不肯改，就将毀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不理解，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之外，不少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很多错误，而这种错误，非纠正不行，绝不能因为犯错误的人多就不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有些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哪些是社会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确和错误。否则，就会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把右的当成左的，把错的当成对的。今后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毛主席著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后退。
毛主席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教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有的镇压人民，像內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办了一些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现在还要想办法，把总政机关改造好。
大学毛主席著作，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军区，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讲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多介绍左派的好处。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抓好大批判，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如果部队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一出去就会出洋相，犯错误。“三支” “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上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心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经过教育之后，大部分还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暂时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不适当的零件就要撤换，让他们受训，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一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组织作报告，所以把部队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是对部队领导说的，是关于“三支” “两军”的问题。群众组织属于军队“支左”的对象，当然大家也十分关心。学习讨论中，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乱有四种情况，本单位的“捍总”搞“苦肉计”，批斗杲建义执行了“资反路线”，庹万福打了杲建义两个耳光算什么？有人说算是“坏人斗坏人”。晟翚说，坏人是地富反坏右中的第四位，属敌我矛盾。我们战斗队一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说的，执行资反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要改正错误，只有少数人会顽固到底的。现在还是算“好人斗好人”。经过讨论，大家同意老晟的看法;
二、“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讨论中大家认为，这句话好像是针对我们单位的军代表讲的，看来这个情况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初，我们战斗队向军代表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是对的。宿大勇说，我拿这份文件让军代表看看。东方泥忙说，不必了，他们已经接受我们的意见了嘛！这份文件他们有，他们会比我们学得更认真;
三、文化大革命，有个划线站队的问题。“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我们战斗队要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四、“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的命的命，怎么理解？有人理解，现在要革那些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现在不正是这样吗?门友昰说，恐怕不能这么理解，原来革过的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旧思想、政策、理论，现在要革掉这些东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否则，就分不清敌我，不分是非。大家还是有些迷惑。宿大勇说,是不是我们原来革过的资本主义的命,现在再革一次?没有人回答。要把毛泽东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谈何容易，是要花大功夫的。
(九)孩子该上学、职工该上班了
十月二十日，云南省军管会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大、中、小学校十一月五日前一律开学，现住校外单位人员和群众组织必须立即撤出，不得影响复课闹革命。
郦静月说：“这可是件大好事，仅我们这个单元的十六户人家，就有二十多个孩子要上中、小学。我们的寒梅也该上小学一年级了。要不然，整天像放野鸭子似的，到了吃饭时间，还到处找人，怎么得了。”
上小学一年级也简单。隔壁劳绍平家有五个孩子，四女一男，儿子也要上小学一年级，他们家大姐姐领着他们去学校考试，交学费，认教室等，一切都办妥了。大姐姐是中学红卫兵，她说，她没有参加造反，只参加大串连。背个包把全国大城市、名胜地区都跑得差不多了。她妈说，人都累瘦了、变黑了。东方泥说，但是见识增加很多很多了噻！大姐姐笑笑说，是哩！
十月三十日，省人委新华山各厅局春城饭店临时办公处服务组，发表《关于自新华山迁移电话至春城饭店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严正声明》。
搬到《春城饭店》去上班的也只是各厅局生产指挥组的少部分人。多数人仍然在自己闹革命,或者革命闹自己。
十一月四日，街头贴出北京来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一)王力二十天的错误比陈毅四十年的错误还要大，打倒王力，打倒！打倒！
(二)陈毅怎么能打倒？陈毅跟我四十年，功劳这么大，陈毅掉了二十斤肉，不然我就带他见外宾。
(三)造反派不听总理的话，这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和林彪。
看了这份来电的人都说,是的、是的。
八、周兴的第四次检查。
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属组织，遵循毛主席的最新重要指示，正确对待干部，积极帮助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为人民立新功。
省级机关红炮兵司令部于十一月六日在东风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让周兴作检查。这是最近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周兴认识错误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大会上，周兴同志作了长篇检查。他首先检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跟随叛徒阎红彦镇压革命群众，保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黑司令部的严重错误，表示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接着，他对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的情况作了说明，最后检查了犯错误的根源、教训，表示了今后的态度。周兴同志检查后，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砲三司、昆明市制止武斗委员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相继发言，一致表示欢迎周兴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红炮兵战友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积极帮助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认识和改正错误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二月底，中央召集昆明两大革命造反派代表到北京讨论解决云南的问題，周兴等人也去了。在北京，周总理等中央负责同志，对周兴等人作了许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过好群众这一关，挺直腰杆子干革命。
半年多以来，革命群众组织先后对周兴同志进行了一百多次批判或斗争。周兴同志对待群众的批判斗争，态度基本上是端正的。根据周兴同志的表现和对他的主要问题的调查，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广大战士认为，周兴同志虽然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因此，红炮兵等组织召开会议，积极支持他在群众中检查错误，改正错误，站出来革命。周兴同志的检查全文如下：
我的第四次检查
周 兴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我是一个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共产党员，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由于对毛主席著作学习得不好，运用的更差，跟毛主席思想跟得不紧，没有在思想上经常地牢固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自己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又没有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来彻底改造自己，长期以来，自以为是，处在一种做官当老爷的地位，对群众忠言逆耳的批评有时又听不进去，虽然在党内先后受过三次比较大的批判斗争，但自己主观上还总认为没有多大的问题。因此，在各个大革命运动时期，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尤其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革命干部和全省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请求处分。我虽然立场改变的比较迟缓，但是，我有决心，在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教育、帮助下，认真改造自己，彻底转变立场，坚决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己经作过三次检讨，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就我所知道的也进行了揭发，但是揭发和检讨都还不够。现在，我再次作进一步的检查，要求革命造反派、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特别是和我一块工作稍久一点的同志，继续彻底地对我的错误作无情的揭发、斗争、批判，帮助我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争取在革命斗争中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做好工作，立功赎罪，将功补过。
(一)十七年来的主要错误
解放十七年来，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的，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存在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黑手伸到了各个方面，加之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举得不高，因此在工作中不断地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我现在就能够回忆起来的作如下检查。
一九四九年我随军南下，接管南京后，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以后到了重庆。
在重庆，从接管到撤消西南大区止，将近五年，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内部肃反、三大运动的改造等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发动群众比较充分，使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毀灭性的打击。我当时是管公安工作的，和其他战线一样，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当时西南的对敌斗争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工作不深入，有些地方镇反运动搞得粗一点，尤其是云南，由于是和平解放，问题比四川、贵州更多一些。
一九五四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底止，我在中央公安部工作了三年。公安工作上多年来都是贯穿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早在江西苏区时，就已证明苏联搞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套经验是脱离党、脫离群众，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到延安以后，毛主席又再次教导我们公安部门要把公安工作绝对地置于党的领导下，实行群众路线，对敌人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坚决地彻底的消灭敌人。对人民要实行民主，保护人民的利益，反对公安人员搞神祕化、特殊化，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康生同志和中央社会部领导下，坚决地贯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罗瑞卿当了公安部长以后，一直在干扰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千方百计地想搞苏联那一套，给公安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这些流毒必须肃清。我在罗瑞卿的影响下，工作上也犯了不少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一九五五年，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为了密切两国公安工作的友谊，我曾代表中央公安部访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内务部。代表团是以毛主席名誉介绍给赫鲁晓夫才正式答复接待的。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苏联公安工作和内务、民警、防空等工作是怎样做的。在苏联访问参观了四个月。回来之后，我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访问报告。当时访问虽看到了他们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强调两国关系，报告中还是着重讲好的方面，宣传了一些苏联搞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介绍时只是说明两国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能生搬硬套，要经过自己胃液的消化。这个报告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现在检查起来我是有错误的。
(2)我在公安部的另一个错误是主持起草了一个治安处罚条例。这个条例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其中还吸取了一些苏修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时期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经验”，把大量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教育的问题，采用行政处罚的手段处理，这是极为错误的。处罚条例公布后，毛主席发现这个文件有错误，便停止执行;但是这个条例影响是坏的，应该继续深入批判，肃清其影响。
(3)在劳改工作方面，罗瑞卿也搞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他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就制定了劳改条例。这个条例，应该根据毛主席思想重新加以审查。我在公安部门工作期间是分管这项工作的，对错误方面的东西没有纠正、抵制。对犯人思想政治上改造同劳动改造相结合、惩罚管制同教育相结合，执行中有时偏“左”有时偏“右”，我没有及时的很好的纠正，我要在政治上负责任的。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我工作了三年，错误主要有两条：
(1)我在公安部由于与徐子荣关系搞不和，把我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我对检察工作一直是不安心的，认为人多事少，没有多少事做，认为检察院是一个特权机构，在二、三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没有这个特权机构，专政工作的效率同样是高的，因此我一直要求到基层做实际工作。关于检察院这个机关和它的一些工作制度，应不应该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经常不安心工作，不等中央正式通知(当时中央已内部通知张鼎丞检察长要调我下去工作)便闹着要下基层工作，并且为此事在谢富治面前和张鼎丞吵起来，还说了一些无原则的话，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表现。为这事我在高检院受过批评斗争，我也向中央写过检查，现在我仍然认为当时的态度是极为错误的，自己应该作深刻的检查。
(2)一九五八年初，我到山西参加公检法合开的会议。他们在中央公安部批转贵州“十无”的通报推动下，搞了一个“二十无”。我当时头脑发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认为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到三年内基本实现“二十无”。我写信给高检院，肯定了这些提法，《人民检察》(内部刊物)还根据我这封信的精神写过一篇评论，这些做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这封信的精神，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在政治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久我回到高检院就承认了这个错误，我现在仍然承担政治上的错误责任，愿意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以彻底肃清这一错误的影响。
从一九六○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二月调云南为止，我在山东工作了四年。在四年中间，有以下主要问题：
(1)关于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到山东的最初几年，正值困难时期，也正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进攻的时候，在各条战线上都尖锐地存在着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山东在舒同领导下，党内斗争搞得过火了，只反右不防“左”，谭启龙领导时又有点怕“左”不怕右，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妥协，不敢斗争，怕重犯舒同的错误，因此，党内有一股新的资产阶级思潮泛滥。我曾经向省委建议，在党内要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当时谭启龙庸庸碌碌，白如冰不吭气，认为要稳定党内干部情绪。我没有做好这件事，首先省委内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克服党内存在的由“左”而产生的一种右的情绪，致使对地、县委领导班子突出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工作也没有抓好。
山东年年灾情较重，在生产救灾工作中，我认为我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我一直是坚持自力更生，依靠集体，生产自救方针的，对搞“三自一包”，搞“单干”我是坚决反对的。至于在我分管这一工作时期，有的地方违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作为我工作上检查不力，是有责任的。
一九六二年甄别平反工作时，对舒同领导时期错误处理的一大批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当时彭真刮起了一股“一风吹”的妖风。省委内以裴孟飞为首的几个人也坚持这种右倾的错误主张。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认为要具体分析该平反的平反，但对确实有错误的，该保留的保留。
(2)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我在山东是管面上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九六四年以前，运动都是按照毛主席主持制订的第一个十条进行的。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少奇亲自到山东贩卖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度把山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上了邪路。谭启龙亲自蹲点，完全执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直到“二十三条”公布后才开始纠正。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受到刘少奇的影响，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一九六四年底的几次报告中，错误地引用了三个点上的材料，对基层干部消极面垮大了，实际上是搞人人过关，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些报告的精神，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教导的，对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了很坏的影响。对这个错误，我应该作深刻的检讨，也要求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
(3)关于山东民兵比武问题。一九六四年谭启龙到北京开会，说毛主席指示第一书记不但要抓好文的即政治经济，还要管好武的即民兵“三落实”工作。他错误地领会了毛主席的思想，回来后就建议召开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阶级教育展览会，同时还决定搞一个民兵比武会。我兼任省军区政委，省委便决定我和济南军区主管民兵工作的杨国夫副司令员抓民兵比武。总参派了副参谋长彭绍辉来参加。训练和准备工作都是由各军分区承担的。当时彭绍辉认为比武搞的不错，他提出邀请正在青岛看海军比武的贺龙、罗瑞卿来看，以后贺、罗来看了一天多，这次比武还拍成了电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当时还认为搞民兵比武是为了促进民兵工作三落实，经林彪同志指出，才认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搞民兵比武用军事冲击了政治，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我是民兵比武的组织者之一，我应当作深刻的检讨，特別是这次比武拍成了电影，流毒散布很广。为了肃清其影响，我建议公开批判，并愿承担在政治上我应负的责任，以便我更好地受到教育。
从山东来云南，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只有一年多，时间不长，但我却犯了不少错误，主要反映在和阎红彦的关系问题上。
(1)我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用毛泽东思想鉴别阎红彦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陕北和西南局时对阎红彦是有过接触的，那些时候我认为他是一个不用脑子工作的人。来云南路过北京时，贺龙特意向我打招呼说阎红彦工作得不错，要我当好阎的助手。我看出他是故意压我，怕我来云南篡了阎红彦的权。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到云南后，为了表示自己没有“私”心，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在很多问题上都对阎红彦附合、妥协，并且在不少场合无原则地吹捧他，如说“阎红彦马列主义水平高”，“学习毛泽东思想比我学得好”，说“阎红彦学毛著学得最好，用得最好”，“抓工作比较细致”等等。有些文件在政策上有原则性错误，我本来是不想签发的，但经别人一说是阎红彦同意了的，我也就只好签发了。正因为这样，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没有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自己也追随他做了一些坏事。这是我到云南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当然，犯这个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我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好自己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2)在阎红彦领导下的云南省，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非常突出的。由于上述原因，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很多重大问题感觉是迟钝的。阎红彦几年来一直宣扬鼓吹要有自己的方针，自己的道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不抓阶级斗争，大讲抓生产经营管理，大讲学文化，修道路，讲卫生;他口头上讲突出政治，实际上突出生产业务。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指导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灯塔，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统一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前进，决不允许有什么“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针”。我们必须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来教导我们，政治统帅经济，而不是经济统帅政治，这些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到云南后，由于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认识阎红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搞独立王国的野心,在这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不仅没有抵制，同他进行坚决争,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还随声附和，以至还宣扬过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对有些问题,我虽有所察觉,但由于私心杂念,不敢坚持斗爭,如我发现阎红彦“一言堂”的作风很严重，省委有右倾保守思想，六五年省委十二次会议上我曾想提出来，考虑再三，怕触犯了阎红彦，最后还是没有提。又如我曾想改造省人委庞大的官僚机构，促进机关革命化，但遭到赵健民等人抵制，阎红彦也不置可否，结果也半途而废。对两条道路的斗争，我采取了这种暧昧和庸俗的态度，错误是极为严重的。
(3)我由于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在工作中有时没有强调把突出政治放在首要地位，有时下到基层多是抓具体生产措施，对抓群众学毛著很不够。在我的一些讲话和报告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这是我没有做好工作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追随阎红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我错误地维护了以阎红彦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没有识破阎红彦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经过革命造反派的启发，对他也产生过一些怀疑，但是由于“私”字当头，“怕”字当头，始终没有勇气跳出阎红彦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圈子，反而在很多方面当了他的辩护士，说他“有马列主义水平”，“炮打过于一川、高治国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把以阎红彦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扬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我支持阎红彦把“八·二三”打成反革命;我为阎孙黑帮围攻“九·一四”的行动辩护;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南下革命学生视为洪水猛兽;对各机关、学校层层设置障碍，不准革命学生同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串联;我还利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兼职地位，布置保卫省委，我充当了阎红彦镇压革命群众的帮凶。在革命群众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关键时刻，反革命经济主义滥用职权，乱开外出串连证，乱开支经费，浪费国家物资，我没有坚决出来制止，我也批准了一些不应批准开支的经费、物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罪责难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根本的错误是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支持了三反分子阎红彦，维护了云南黑省委的领导，走错了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击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错误和罪行，前三次检讨中着重作过检查，现就有关事件再作如下的补充。
(1)关于抓人问题。去年五月成都会议之前，阎红彦就曾提到四川从社会上抓了一批漏网的罪犯和潛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他还说云南镇反不彻底也需要逮捕一批。六月地书会议，各地委和昆明市也提出有一批反革命分子需要捉，阎红彦当时说可以捉两三千人。我是参加政法组开会，曾和刘明辉召集公检法的人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个捉人计划。经研究感到捕人的范围很不明确，问阎红彦捕些什么人，他说包括三部分人，即社会上的罪犯和反革命，四清中需要捕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行反革命”。还说每县中、小学教师要批判斗争和捉2——3人。省公安厅曾提出一个计划，我看后感到要捉和要收容的人界限仍很不明确，打击面过宽。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公安部专门来了通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不要捕人，这个通知约束了我和刘明辉，对阎红彦要捕二、三千人的计划发生了动摇，最后计划没有作出来，但是各专县已按六月地书会议上酝酿的要严厉打击一些现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做了。六月地书会议我参与了这件事是有严重错误的，计划虽然没有作成，但是可能由此影响逮捕面过宽。据现在政法部门揭发，去年六、七、八三个月捕人实数超过了1——5月总和的百分之三、四十。如果逮捕的确系社会罪犯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应按有关政策复查一下，有逮捕不当的应予纠正。如果有的以此为借口，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违反中央规定任意捕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应该坚决按中央规定办事，立即给这些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再次向这些受到迫害的同志表示赔礼道歉，低头认罪。
(2)关于省委文革办公室被盗案，摄取指纹的问题。当时政法机关研究认定为政治性盗窃案，留有指纹，为查证定案，专案小组提出要摄取某某人的指纹核对。这件事有些是经过我和刘明辉点过头的，但据揭发，很多人都为此被摄取了指纹。这件事虽属科学鉴定，经过查对都与该案无关，可是使很多无辜的同志暗下受到审查，这也是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造成的结果，我向这些同志负政治上的责任，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3)调查南下同学家庭成分、政治情况，有些人我是参加了意见的，调查的目的是想联系他们的家庭成分、政治情况，企图把南下同学中的某些人打成反革命。这也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所干的坏事，我向被调查的有关同志道歉，低头认罪。
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罪行或错误还未检查到的可能还多，待回忆起来之后再作检讨。
(二)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我参加革命已经几十年了，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犯过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错误，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犯错误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我没有认真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跟毛主席思想跟得不紧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掉了队，犯下了严重罪行。下面是我认识的几个主要问题。
(1)我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不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没有吃透。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指出：“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多年来都是搞专政工作的，对于公开的敌人，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和专政，我认为自己一直是没有松懈的。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阶级斗争是不是还是集中在争夺政权问题上、要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对这些问题我是很不理解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没有警惕到从中央到地方隐藏着一大批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实行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阴谋;在党中央内还隐藏着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问题过去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看来我过去在很多问题上违背了主席的这一教导，我经常关心的是些小事，没有关心国家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大事，忙于事务，是业务挂帅，不是政治挂帅;对刘、邓、陶、李、阎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去鉴别他们是什么人，而是用庸俗的唯心主义代替了历史的辩证法，用形而上学，用老观点，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把他们当成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邓长期以来，也正是用偷天换日的卑劣手法，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信赖，利用他们窃踞的党政大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合法的的身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妄图改变中国的革命航道，使中国改变颜色。他们还用黑修养毒害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别人盲目服从他们，做他们的驯服工具。我过去受他们骗而不自觉，工作中盲目执行过他们一些黑“指示”，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少损失，这是我应该深刻检查的。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主席是一再给我们敲警钟的。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指出：“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又指出“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二十三条中毛主席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曾多次向高级干部说：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敢不敢造反。毛主席这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都告诉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这种反革命复辟的最大危险来自党内。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月十六日《通知》中，对这个问题说的就更加清楚了。可是由于长期以来我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思想落后于革命形势，对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麻木不仁，没有听进去，继续按老框框看问题。因此，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我站错了队，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是由阎红彦、孙雨亭、刘明辉三人掌握，我主要是抓生产，但省委决定重大问题的一些会议我是参加了的，我支持了阎、孙把矛头指向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我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有些怕出“乱子”，因此参加了不少镇压群众运动的活动。我没有重新用毛泽东思想鉴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一个怎么样的司令部，继续站在原来的立场上为阎红彦涂脂抹粉，宣扬他“炮打过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在九月分把省委说成是属于“第一类的”。十月工作会议期间我对省委的一些作法发生过怀疑，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八、九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但由于我还没有改变立场，当有人提出反对时，我又作出了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错误结论。今年一月四日阎红彦害怕群众躲到小麦雨，八日深夜陈伯达同志打电话叫他出来见群众，我没立即坚决执行这个重要指示，还说出去是肯定的，是不是等天亮再研究怎么出去法，就在这几个小时时间内，阎红彦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叛党自杀了。这一系列事实说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中陷的是很深的，觉悟是很迟缓的，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我再次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毛主席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发动这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乱了敌人，暴露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使子孙后代懂得了出了修正主义如何把它连根拔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进行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大的理论。伟大的革命实践，使我初步认识到了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当然，要彻底贯彻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还必须像林彪同志教导的那样，既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分动力，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不断改造自己，彻底改造自己，彻底转变立场，清除自己身上的修正主义根子，才能轻装上阵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永远遵照毛主席指引的伟大航道革命到底。
(2)我头脑里还有“私”字。长期以来，我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个人患得患失。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后，思想是毫无顾虑的，在革命的集体行列中，我没有向困难屈服过，一般说来我都是竞竞业业为党工作的，问题是在于受到几次批判后，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东西。第一次在江西受“左”倾路线的批判处分，我思想上没有什么包袱。第二次在陕北贺龙、习仲勋把我整了半年,虽未受到什么处分，在思想上有一点包袱，可是随着全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投入新的战斗岗位以后，我把这些事也很快就忘了。第三次在高检院因为和张鼎丞吵架，贺龙、罗瑞卿来了个新老账一起算，又受了一次重点批判，这次就背了一些包袱，我在工作上的朝气虽未减退，但在和领导人的关系上，产生了一些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不能再犯错误了，再犯错误就翻不了身了，由此影响到思想和工作都要考虑再考虑，对领导人的关系觉得要小心一点，宁肯多请示，不要急着干，即便对领导人工作上有意见，我常常是放棄自己的观点，去迁就领导人的观点，我觉得自己“乱放炮”，不但和别人的关系搞坏了，还可能增加自己的错误。对领导人总是朝好的方面想的多，坏的方面想的少。在对待人民内部问题，特别是对党内斗争问题上，有时缺乏警惕性，缺乏用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一些党内问题;有时对一些问题也觉察到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虽也展开斗争，但有顾虑，深怕“过火”。我无形中受了黑修养的毒，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放弃了必要的思想斗争，没有坚持党的原则，采取了“委曲求全”的庸俗态度，思想里产生了一个“怕”字，怕这，怕那，最根本的是怕丟了“官”。正是这些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几年来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失，也使我自己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
这些思想，在山东工作时，有所反映，但不突出。到云南表现得很突出。路过北京时，贺龙特意向我打过招呼，说我在西北、西南、公安部关系都搞得不好，并说阎红彦的工作很稳，叫我要当好阎的助手，不要再犯错误了。我知道贺龙是对我施加压力。因此到云南后，为了不使别人怀疑我对阎红彦有个人野心，处处对阎表示尊重。我到云南后是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省长，开始我想把省人委的工作抓起来，当发现阎红彦嫌我“手伸得太长了”，我便知难而退。他说省人委管管接待外宾和内部统战工作就行了，我便按他的意图办事。各口的工作阎红彦分给了有关书记管了，我在工作上没有扎根的地方，对这些作法我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委曲求全”，搞好关系，我便跑到下面去调查。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即使我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按他的调子办。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可是我在很多问题上，都变成了为阎红彦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服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阎红彦怕我乱放炮出“乱子”，叫我抓生产。以后他认为我刚到云南不久，有做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又把我推上第一线。我当时未识破他的反党面目，又为了在组织上不犯错误，我曾表明，凡省委没有决定的，我不会擅自去办。因此上第一线后工作很卖力，凡事都照他的意见办。
去年十二月份，革命造反派就动员我起义，造阎红彦的反，阎红彦便对我说：“听说你要当起义将领了”。我当时虽然已看出阎红彦的一些错误，但确实还没有认织到他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感到拿不稳，不敢轻举妄动，怕别人说我想当第一书记，怕搞不好自己被打成“反党分子” “野心家”，因而没有勇气转变立场，起来造阎红彦的反。今年一月一日云大毛泽东主义砲兵团开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我原来准备的一个发言稿中触及了一点灵魂，作了一些检讨，调子比在八·二三兵团成立大会上讲话还高。阎红彦很不满意，说八·二三成立大会就不赞成我去参加，并说检讨不是我的身份所应讲的，要检讨应该由他讲。我怕触犯了阎红彦，结果把检讨部份删掉了。由于这些私心杂念，致使我一错再错，迟迟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一系列严重的罪行最根本的是由于我长时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怕”字当头，私心杂念作怪，是促使我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3)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我没有认真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生活，对我的思想和斗争决心是有影响的，有些方面在向资产阶级世界观演变，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斗争的锐气比以前大为减弱了，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坚持党的原则，这是我的严重错误。促成我思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盲目自信，自以为是，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我却常常是盛气凌人，谦虚不足，骄傲有余，经常是训别人多，虚心向别人学习少。党和人民本来是委托我当人民的勤务员，可是我却把关系弄颠倒过来了，不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当勤务员，而是坐在人民群众头上做官当老爷，犯了很多错误，所以革命群众要打倒周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有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些“官气”“暮气”彻底烧掉，老老实实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我参加革命工作已经几十年了，过去犯过不少错误，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罪过，但是我立志坚决改正。虽然我已经到晚年，但是我要永远跟毛主席走，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老，学到老。要像林彪同志讲的那样活学活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用毛主席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彻底清除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今后一定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勇敢地走到群众中去,继续在革命群众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弃旧立新,破“私”立“公”,立功补过,争取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为人民立新功。我的第四次检讨,还是不深刻的,希望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帮助找早日彻底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众大会散场以后，一路走来，群众议论纷纷。总的说来，大家认为周兴同志的检查是诚恳的、全面的、深刻的，是我们目前听到看到的领导检查中最好的一份。这样的领导干部可以解放了，让他继续为人民主新功。
马骉说：“整个检讨还是好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点了几个人的名，并说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就显得多余了。原来受压，委曲求全，现在一吐为快了。”
东方泥说：“检查最好只说自己的错误。有些事可以就事不就人，从自我的角度检查。原来关系没有搞好，是否坚持了正确的，而方式方法欠妥;现在为了搞好关系，又放棄了原则。‘怕’字当头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既触及了灵魂，也有教育意义。”
门友昰说:“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在体育馆所作的检讨,但是我们看到传单上没有后面的那一段。”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指出：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部队稳定。各大军区，海军舰队、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经开展“四大”的可采取适当方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