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公社所有八年级学生都到公社中心学校上学。我的班主任是戴着眼镜教几何的王老师。王老师的大儿子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大学时年仅16岁，当时非常轰动。他的二儿子就在我们班，但比我们小两岁，因为这个老二也不比他哥差，在小学时曾经两次跳级，分别是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再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我这是头一次听一个戴眼镜的老师讲课，他的镜片一反光，我的思绪就随着那反光飞到爪哇国去了，他曾经在课堂上点名批评我上课走神。有一次期中摸底考试，他手抓着一堆答卷说，“这些人重点高中已经没有你了”，当然了，我当仁不让地占据了“这些人”中的一个名额。当时对我们这些农村的初三学生来说，考技校考中专是第一选择，考高中并不是优选项，而王老师特别强调考重点高中，就是希望我们志存高远，将来象他大儿子一样考大学。全县只有一个重点高中，当时要到县里参加入学考试，而且报考名额有限，只有那些在班级排名前几名的初三学生才会被推荐去报考县重点高中。所以王老师意指“这些人”不会被选拔去参加重点高中入学考试。
学校离家十几里路，每天必须骑自行车上下学，我的身高长了一点点，可以把自行车座重新安上了，但坐在车座上我需要拼命把腿向下伸直才够得着脚蹬，几天下来把我的大腿根内侧磨破了，汗水浸到伤口就更痛了。我们学校还有高中部，当年高中只有高一高二，没有高三。我往往把自行车停在校园内停车场最里边，我也不设防，从不把自行车上锁，因为我们学校可以说就是我们公社乃至相邻的几个公社的最高学府了，在这个校园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素质很高，那时我天真地认为给自行车上锁就是瞧不起我们学校的师生。结果，我不上锁，有人替我把自行车锁上了。放学后我傻眼了，车被锁了，钥匙还不在我手里。正在我着急的时候，一位高中部的男同学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他就用他的钥匙试，结果试了几下还真给打开了，但他的钥匙就拔不出来了，要拔出钥匙就必须把锁重新锁上。他告诉我说，这是他们教室的钥匙，他负责每天给教室开门，嘱咐我第二天一定要早到校。这个小插曲既让我感动，又让我气氛，对我们公社的最高学府的印象一下子跌到谷底。
三年的初中在三所不同的学校让我很不适应，每换一个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就下降一段，在初三王老师这个班我的学习成绩也直跌到谷底。后来我家搬到北山后面的一个村，公路跨越山岭形成大坡使我无法骑行，只得推着自行车翻越山岭。坡顶比较平坦的一块荒地实际上是一片坟地，秋冬季放学后骑到大坡时天已黑了，有时有几个高中的男学生跟我同行，有时候就我一人独行，恐惧驱使我尽量快速通过，遇到汽车开着大灯上坡，我就推着自行车跑着爬坡，以尽量和汽车多同行一会儿，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两侧磨破的大腿根更疼了。快到家门口时，黑暗中我妈抱着她不满一岁的孙子在迎我回家，孩子是我的第三个侄子，我三哥三嫂的儿子。我学习成绩在直线下降，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妈，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辛苦，我脑中闪过一丝退学的想法。好在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让我体面地辍学了，我美其名曰“因病休学”，其实我是打定主意不再上学了。
我的新家尽管只有一个山岭隔着，但是属于另外一个公社，离家步行5 分钟就是学校，设有一个规模很小的初中，初一、初二、初三各一个班。这个小型初中位于两个公社交界的地方，离各自的公社中心学校都是十几里路，所以这个小型初中是为周围的孩子设置的，可以方便他们就近上学。高中则必须要到我原来的公社中心学校高中部上学。我在生产队干了几个月的农活，我觉得实在是累，我哥哥嫂子们也看在眼里，他们都劝我重回学校读书。我就来到这个新学校重上初三。班主任是马老师，四五十岁的样子，剃着短发，目光炯炯，他最突出的面貌特征是那一对向前斜伸出来的一对黄黄的大门牙，我曾眼见他吐吐沫时将头前伸，让液体从他的大门牙尖滴落。在学校里我们都叫他马老师，但放学后很多人就叫他“马大牙”。马老师对我的人生起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尽管我是因病休学，但我毕竟是一名降级生，在我看来，只有学习不好的“大鸡酱屎”才会降级，可别人并不知道我是休学，虚荣心驱使我心生自卑，没有马老师的鼓励和鞭策，很难说我会在考学的路上坚持下来。
对一个农村初三学生来说，考大学那是极其遥远的事，当我提到“大学”这两个字时，总觉得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的脸会红。但马老师不脸红，他不仅跟我们讲考高中的事，还要跟我们讲大学录取的事。他几乎每天都会提到考大学的事，我们从他口中知道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407分，而且好几年了都没有变。上大学以后才知道各省的录取分数线是不一样的，407分应该是辽宁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听马老师讲的多了就会觉得考大学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一定会实现目标的。那时是美好的80年代初期，广播上每天都有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的教学节目，电影《庐山恋》、《小字辈》里面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使我们非常向往，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更是展望我们20年后的美好远景。听说城市里人们的学习热情极其高涨，纷纷报考电大、夜大、函大等所谓的“五大”以弥补那失去的时光和机会。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背景下，马老师给我们画的大饼就显得格外诱人，干就完了，学校和老师已经把各种食物都给准备好了，我们只需要张嘴吃就行了。
“分分小命根”，我们都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更关键的是考试分数。马老师特别强调学习方法，尤其是各学科之间学习时间的分配。马老师告诉我们，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分数线的划分都是根据总分数，而不看单科成绩，如果物理和化学都考100分，但是英语0分，总分只有200分，但如果每科都是70分，那总分就是210分，二选一的话，三门成绩中等的会被录取， 而那个物理和化学的尖子生会落榜。所以如何很好的分配各学科的学习时间非常重要，他要求我们把每天在每科上的学习时间都记在一个小本上，他检查小本子，根据我们摸底考试的情况给出各学科学习时间分配的具体建议。他还找学生单独谈话，了解学生的心思和愿望、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学科偏好、还有家庭情况，等等等等。马老师特别强调英语的重要，考中专不看英语成绩，但若想考大学，英语不能拉总分的后腿。我已经把英语荒废了，我需要重新拾起来，我把英语课本上每一页上的单词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全都背下来。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总分排名全班第11名，我自嘲说我也是“第一名”，是十名以外的第一名。在一个农村初中学校，班级第11名意味着毕业后只有回家务农。但马老师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我还有潜力，首先我脱离学校一段时间在家务农，这是一个影响因素，待我重新适应学校生活后学习成绩还会提高。我的英语成绩尽管不理想，但他向英语老师了解过我的英语情况，认为我稍加努力成绩就会大幅度上升。
马老师还是在我们附近绝无仅有的一位进行家访的初中班主任。在农村，如果看不到考学的希望，家长往往会迫使孩子辍学，这样一些有潜力的学生可能就会夭折。马老师对那些目前成绩还不是太理想但经过努力会更上层楼的学生进行家访，给家长打气，让家长支持孩子继续努力。我们班一个男同学念了三个初三，目标就是能考上中专，最后成功考入一所位于长春的中等专业学校。如果没有马老师和家长的沟通，恐怕这名同学和他的父母不会坚持下来。一同前去家访的还有我们的语文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是以我们的副班主任的名义参加家访的。据我爹我妈回忆，主要是马老师在讲，吴老师只是做补充。当时马老师介绍我在学校的表现，认为我主要问题是英语不好，需要努力，吴老师在旁边补充说我的作文也不太好。我们全家都对马老师的家访表示感谢，认为他太敬业了。在我还没上学时，我经常见到老师家访，在我小学低年级时还偶尔会看到老师家访，再后来就没有老师家访了。马老师的家访是我整个学生生涯唯一的一次老师对我进行家访。
吴老师说我作文不行，这早在六年级时吕老师已经对我下过结论了，只不过六年级时我们学习的是写记叙文。在七年级时我们应该学习说明文，但我没有印象我曾写过说明文。在八年级初三时，我们要专攻议论文，我的议论文写作进步很大，在初三下学期，我终于写出一篇让吴老师看得上眼的议论文，在全班作为范文阅读。至于文言文和语文的其他方面，我的成绩也还说的过去。英语庞老师年轻高大帅气，他很可能和我的七年级英语老师一样是科班出身。庞老师也非常敬业，为了帮助我们这些英语成绩较差的学生，他免费在周末给我们办补习班。有一次他来补习班迟到了，因为他家里有些农活必须干完后才能来给补习班上课，我们男同学提出可以帮助他干农活，但被他拒绝了。
高中入学考试有一门生物课，主要包括生理卫生和动物学。在初三我们正在学习动物学，但七年级时的生理卫生我荒废了，需要补课。给我们补上生理卫生课的是我们的姜校长，他把《生理卫生》一本书总结成一本大纲，把蜡纸铺在钢板上用特殊的钢笔在蜡纸上刻字，再在油印机上将在蜡纸上刻下的内容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发给准备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学生。教我们动物学的唐老师就是姜校长的妻子，两口子负责将生物课给我们来个融会贯通。物理王老师和化学董老师也都非常敬业，对我们要求极其严格，而且注重考试技巧的培训。记得高中升学考试物理试卷有一道题是这样的：“下雪不冷化雪冷”的基本物理原理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我们被训练要用物理术语来解释，具体到这个题目就是要把“凝固是一个放热过程” 这句物理用语加入到对下雪不冷的解释里面。前些年在网上看到一个名词“小镇做题家”，我觉得还是挺精确的，在当时考出来的往往都是“做题家”，至少也是兼职的。那些没有考好的有些是因为不会做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对考题背后的知识点没有掌握。
当时我们班有五个报考重点高中的名额，我没有被选择代表学校报考重点高中，我还有点失落，好在我还可以报考普通高中。对我来说，能考上普通高中我也会很高兴。刚考完还在等成绩的时候，偶遇马老师和庞老师，马老师还问我英语考的怎么样，我说还不错，一旁的庞老师解释说我的英语已经挺好了，甚至比某些去考重点高中的还要好一些。马老师认为我有很大可能考上高中，“不要小看普通高中，现在录取率降了很多。”后来我被普通高中录取，有老师向我透露，我的考试成绩已经超过了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了，不过因为我没有参加重点高中入学考试，即使分数够了也不能被录取。其实，对我来说普通高中可能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当时我们周围几个乡 （公社已经改称乡）考上普通高中的要到复州湾第26中学就读，我原来的学校高中部被撤销了。在复州湾我可以住在我姐家，每天步行就可以到校，这样可以省下校内食宿费，这对我们全家来说还是免除了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最后我很欢喜地和另外两名被录取的同班同学一起到复州湾第26中学报到去了。
多年以后我大学暑假休完返校时在公共汽车站遇到了马老师，他也要到瓦房店，我们一起上车，他还替我付了车票钱，言说他就喜欢念书好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却念书不好。聊了一些关于我的大学和大学所在城市的话题后，他说，当年他有一个失误，应该推举我去考重点高中。他认为如果我在重点高中学习，会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我并不这么看，当年代表我们班的五名同学有三个考上了重点高中，有两个落榜，如果我去参加重点高中的考试，我也不一定就能考上。考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考卷是一样的，尽管我的成绩达到了重点高中的分数线，但如果换了一个批卷老师我的成绩就有可能没有那么好了，因为我的字太潦草了，我们叫“虾爬子字”。当时考题中很多试题都要大段论述，我的字不同老师评分有可能差别很大。另外，尽管我们普通高中所提供的师资和其它资源无法跟重点高中比，但毕竟普通高中也是高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机会，更重要的是一个参加高考的机会。机会对大家是均等的，在普通高中，每年都有考上大学的，在重点高中，也有个别没有考上的。我是一个乐天派，总是向前看，过去的就过去了。
至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马老师。马老师就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他也是他很多学生的贵人。我们很多的农村小伙伴从农村考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男生还被冠以“凤凰男”。确实，有的人是天赋异禀，聪明绝顶，而且没有人做他们的人生导师，只是靠一己之力奋勇向前，确实是人中凤凰。但这只是极少数，很多人并不一定是在当地最聪明的，只能说不是那么笨，有点小聪明，尚可教也。我小时候的小伙伴比我聪明的多的是，但他们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遇到一点点的小挫折就立即辍学，家长也不懂得鼓励孩子，这时候老师就是最最重要的一道大闸，防止有潜力的学生流失，马老师就是这样的大闸。很多学生自己遇到挫折不懂得克服，又没有象马老师这样的负责任的老师，那就在求学路上夭折了，就像我们的心脏，一旦停跳了，就永远地再也不会跳动了。我就象一个快要停跳的心脏一样，好在马老师给我充当了强心剂的角色。当我没有考进班级前十名的时候，马老师给我打气、家访。当看过电影《少林寺》以后迷恋武术而学习成绩下降时，他及时给我止损：不要让别人说“以为是一条龙，结果是一个熊”。马老师辅导过的学生很多，就我们那个小小的初中最后有很多的毕业生考上了大学，比例比别的初中高出几个数量级，而马老师一直做初三的班主任，要说他没有起到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我表示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