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国大地亿万中华好儿女个个雄心壮志，战天斗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笃定人定胜天，像唐吉可德大战大风车。人们很快发现最最其乐无穷的还是与人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所能看到的是我们大队斗“地富反坏右”， 我们叫他们“四类子”。 首先是游街，这些“四类子”们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尖的帽子，大都低着头，但有一个是高昂着头，那人脑袋很小，可能是低头帽子就会掉。“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些“四类子”们还抬着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纸人，一高一矮，高的宽眼高鼻窄脸，据说是孔老二，矮的细眼扁鼻宽脸，是林彪。游街的队伍前面有吹喇叭的，敲鼓的，打光镲的，闹得动静很大，把大家伙儿都吸引过来了。游街的时候每到一个生产小队就要停下来，然后就是痛打这些阶级敌人，往往是让他们爬上一个土堆，然后就听到人的手掌或拳头与皮肉撞击的声音，阶级敌人们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从土堆上滚下来，他们还得乖乖地自动自觉地再爬上去，再被打下坡来，如此反复。几个回合下来，这些人的脸上都是白里透红，看着很粉嫩，只是目无表情，眼神空洞，没有神采。这些人里有一个我认识，是个电工，听说他是在外地工作，还是个八级大工匠，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回乡务农了，我从来也没见过他有神采。
打人的场面我往往吓得往后躲，有人说我胆小鬼，就这点小阵势就害怕了，这算啥？大连比这凶的多。我时有耳闻听说大连市内的人动不动就打架。我上大学时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中年人，他是刚去过大连，用他的山东口音说：“大连人好打仗，但他们不会打”。他在大连街头看见一个年轻小伙与人吵架，没说几句就双手摆动做出扇耳光的架势，所以他得出结论“大连人好打仗”，但他看到这小伙子的双手摆动架势露出太大的空当，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击中，所以他说“大连人不会打仗”。大连市内的人调侃我们农村人是“老卡”，说“农村老卡，不彪不傻，到了城市投机倒把”。我们生产队里一个身高近1米9的大汉去大连市内打短工，他就说见过两个七八岁的孩子上衣口袋都插着一把小刀，在大街上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向他的方向走来， 其中一个气若神闲地说了句 “我呼你”，“呼你”就是扇你耳光的意思。他回头并没有看到别的孩子，这才意识到这两个孩子要“呼”的是他。当时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这些孩子的戾气从哪儿来的？应该还是受大人们的影响。孩子们受大人的影响不只是潜移默化，有时就是大人教唆孩子们的结果，前文讲到的瞎眼二奶奶屁股长大包的故事应该就是某一个无聊的人跟孩子们编造的谎话。
游街之后是示众，在大队部，也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次示众。这些坏分子已经在大汽车后车斗里被拉着游完街了，他们就站在后车斗里，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但没戴帽子。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叫着名字，叫到谁的名字，后面的工农兵代表就用左手薅住他的衣领子用力向前推，右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力向后拽，让大家看着并记住这张反革命的脸。有的人没有头发，是剃了光头的，工农兵也有招儿对付他们：右手五指分开，狠狠地拍向头顶，似乎是表达对他剃光头的不满；手掌再向前滑动，手指越过前额，食指和中指伸向眼窝，向下抠去，再将脑袋向后拉伸，尽管面目狰狞，但也正好让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些坏分子的反动丑恶嘴脸。这时就会有人带头大喊，“打倒地富反坏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广播喇叭就放出了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逞英豪”。
在那个轰轰烈烈的革文化命的时代，谁有文化就革谁的命。我们老农民大都没文化，我们小队就只有前文提到的“大先生”一个读书人。斗他的时候我还太小，听说他是被剥光了上衣被抽皮带，每抽一下，他就“哎吆吆”地原地转一圈，嘴里念叨了些什么别人也听不清。大家都说大先生文笔非常好，可惜讲话有些吐词不清，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读书认字却还在家务农，但还是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次对他的批斗也是仅有的一次，而且抽了几下就放过他了。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没有文化，所以我们不革命，但斗还是要斗的，所以各村的孩子们都是处于敌对状态，即使一个村子内部各个生产队之间孩子们也常常处于敌对状态。我们大队共9个小队从东到西一字排开，也形成了一个十里长街，沿街人口听说有三千人。这9个小队之间的孩子们也是打来打去，学校在4队，前文提到过的 “小破烂”们的家就属于4队的，所以就总欺负我们这些远离学校的同学。有一次，我被一个大我四五岁的小男孩半路拦住，被棍子抽打后背，被拳头打得口鼻流血，看起来很惨，但我并不觉得有多疼痛。我们大队四周与六个村子接壤，和周围的村子更是打来打去，不仅是小孩子，年轻的成人之间也是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大队涌现出很多骁勇善战的好汉，有几个提起名字那是如雷贯耳，每当哪个村子晚上放电影，哪个村子就遭殃。这些人对放电影还是看得很神圣的，不管怎么打，很少听说他们把放电影的场子给砸了的。这些英雄好汉的战斗事迹鼓舞了很多孩子们，比我大五六岁的孩子也是打遍周边无敌手。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往往也跟在这些大孩子屁股后面参与打群架，也就是吆喝几声、投几个石块帮助壮壮威。前文曾提到，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独行侠，我不总是跟在他们的后面，结果我被划分为叛徒，一同被打为叛徒的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我的这个同学比我还特立独行，很不幸在一次特立独行地游泳时溺亡了。其实他不会游泳，他想体会一下身体在水里漂浮移动是什么体验，他就抓住在水库里游泳的牛的尾巴，当牛游到了水库中央时，他手滑而脱离了牛尾巴，牛游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水库中央挣扎。放牛的见势不妙，立即跳入水中施救，当他游到水库中央时，我这个同学一把抓住他不放，他自己也跟着被灌了几口水，他大惊失色，赶紧掰开我这个同学的手，后背还被手指甲划了个大口子，那他也不管不顾地自己逃生了，我这个同学最后沉入水底了。他的弟弟给我们讲这段故事时，对放牛的颇有微词。
我被打成我们村的叛徒，可别的村照样不把我当作自己人，我照样受欺负。那些孩子往往首先快步跑到我跟前一米左右，然后来个急刹车，戛然停下，充满敌意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跟我对峙着。当他们突然发动攻击时，长胳膊长腿一通连环炮，然后就快速跑开，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吃亏的是身材太矮，经常是矮他们半个脑袋，如果我身材高大，他们也不敢轻易地发动攻击，也就会很少挨打。一般来讲，当我们到了人家的地盘受到一些非难和欺侮，我们的策略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念一个“忍”字诀，我们不还手，我们就认准了老人们教导我们的道理，用后来学来的文化词就是“忍一步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有一次，我和我们小队的一位斗士，小名叫“小崽儿”的，我们两个一起还真就打退了一群敌方小孩。当时我们俩人只是回家路过一个村子，当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们只是匆匆赶路。突然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群男孩子在用树枝和木棍玩拼刺刀，他们玩得是如此地专注，以至于我们俩小心翼翼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都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以为这次我们会相安无事，结果我们没走出多远，他们就追上来了。小崽儿立即以石块伺候，鼓励我勇敢地和他们干，但我吓得大哭，他只好一个人和他们对攻，我们只有边打边退。不曾想从我们身后两个比我稍大的女孩子截断我们的后路。她们是挖野菜后回家，每人右胳臂挽着一个装满了野菜的篮筐，其中一个伸出左手试图抓住我。我哭喊着用力一甩，就把她摔倒，野菜撒了一地，趁她捡拾野菜的当口，我转身就跑，小崽儿也很快追上我了。这时一个比我们小很多的小男孩背个小背篓，右手挥舞着一把镰刀向我们挥舞，小崽儿拾起一块大石板正好砸在这个小男孩的肚子上，然后我们继续跑。我还是边跑边哭，我的哭声引起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的注意，他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试图停下来向他解释，但小崽儿从后面冲我大喊一声“快跑”，我也就又跑起来了，那个小伙子也没有跟上来，或许他只是想帮助我们吧。
这个小崽儿当时算是半个问题少年，在学校经常打架，很多家长都不希望他们的孩子跟他一起玩儿，我父母从来不干涉我跟谁在一起，我和小崽儿的私人关系很好，他经常给我讲故事，当然了大部分故事都是他现场砸活，现编现讲的。不过他和他姐都曾经给我讲过同一类似桥段，所以我觉得有些故事也可能是从他们的大哥那儿听来的。他们的大哥是当工人的，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应该是见多识广的。有一次我和小崽儿越过北山去另一个村子的商店，回来时我俩抱怨因为没有钱结果心仪的东西没买成。突然，在半山腰上我俩远远地看到一个老人躺在树荫下乘凉，脑袋枕着一个包裹。小崽儿当时就计上心来：学雷锋做好事，帮助老人拿包裹，然后趁机索要钱财。我们上前问候老人，老人坐起来，是个老奶奶，满头白发，透过稀疏的白发可见粉红的头皮。老奶奶说话嘴有点漏风，说她只是累了躺下来休息一下，还往嘴里塞了一块什么好吃的，嚼起来嘴瘪得厉害，鼻子也跟着都陷下去了，下嘴唇都快抵到鼻子了。听说我们要帮她拿包裹时，她马上说歇息好了，可以现在走了。于是，我抱着包裹在前，小崽儿断后，老奶奶走在我俩中间，老奶奶那包裹的小脚走起来很慢，一颤一颤地，明显是小心翼翼的。我在前面走，不时地回头望着老奶奶和小崽儿，小崽儿突然向我使了个眼色，但我未明白他的意思，结果小崽儿紧赶一步上前对老奶奶说，“大娘，你能不能借我两毛钱我好去买味素？” 我的概念里要钱是这样的，“大娘，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零花钱？”小崽儿这种要钱法我是第一次听说过，居然找了一个借口要买味素。老奶奶回答说，“哎呀孩子，我身上没有钱呐，我要是有钱我就给你们点儿”。我们俩有点失望，待和老奶奶分手后，我问小崽儿向我使眼色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要我把包裹甩到沟里去，他的如意算盘是不给钱就把包留下。小崽儿后来当兵去了，好像是在黑龙江某地，在部队学会了开车，复员后成为一名工人。有一次骑着摩托车与一辆农用机动车相撞身亡，这是我在大学期间的事。我妈说她结婚时和新娘都是一身白，没有一点红色，不吉利，结果结婚后没多久就出了车祸，被撞得七窍流血。
前文曾提到，我很小的时候带着个小白套袖到处走，有时小半天我妈也不出来找我。我大嫂曾感慨说我妈“心太粗，敢让那么小的孩子自己到处乱跑”。只能说当时民风淳朴，一个乱走的孩子没有被拐卖，反而有时被好心人给领回家。后来到了我上学的年龄，我妈和我爹就不让我乱跑了，我想他们不是怕我受外村孩子的欺负，他们还不知道我在本村受那些住在学校附近的“小破烂”们的欺负，因为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在学校受欺负的事，有困难都是自己解决。我父母不让我乱跑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担心我会闯祸。一般都认为男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淘气讨人嫌了，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七岁八岁讨狗嫌”，意思是说七八岁的小男孩淘气淘得狗都嫌弃他。我爹我妈总是嘱咐我不要干这，不要干那，不要让人说你“少教”。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少教”一词极其敏感，力争不让人骂我少教，不给父母丢脸。我在很多人眼里是个乖孩子，所以我父母只是嘱咐我不要乱走，但从未对我严加看管。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要开全公社的所有学校都参加的田径运动会。举办地就在我们公社中心学校，离家十几里远。当时我还没上学，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学校组织的队伍，可我的小伙伴们又没有人有兴趣步行那么远去看运动会，我爹我妈不同意我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去看运动会。我偷偷地怀揣一个玉米面饼子独自一人上路了。
公社我可是去过的，我是说我自己独自去过。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走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距离较远，从我家沿着我们大队的十里长街直到第6小队，就到了通往交流岛的公路，沿着公路一直走就到了，以前我走的就是这种走法，好处是一路总有人家，心里踏实。另一种走法是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距离较近，从我家的南山，也就是五指山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山丫翻过去，然后就是一片平坦的甸子地，直奔我三嫂娘家所在的村，大约五里路是没有人家的，然后就是村村相连直到公社。考虑到会有很多人去开运动会，路上人会很多，我也就选择走这条路。果然一路上三三俩俩的总能遇见人，有人还问我是不是也去看运动会的？和谁一起去？我也不吭声。见我两手空空，那人又问，“你带饭了吗？”我还是不吭声，但那人得出结论，我是一个人去，而且没带饭。那人的一个同伴疑惑地看着我问，“哎呀买呀，你怎么不带饭？”我不想让他们再问我，我就快跑绕过他们，他们的另一个同伴瞥见了我口袋里的大饼子，转头对那两个同伴比划着说，“还说他没带饭，他口袋里装了个这么大的饼子。”然后转头问我，“你怎么就带了个饼子？你妈没给你带点好吃的？”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偷偷跑出来的。不过这句问话让我有点自卑了，尤其是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人人都带着好吃的，起码看着不像是平素日子吃的那种，而我就是日常的玉米面饼子，当时纯粹就是虚荣心在作怪，我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吃饼子，我都是面对着一堵大墙偷偷地掰一块塞到嘴里，闭着嘴嚼，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吃的是啥。因为没有水，一块饼子要嚼好长时间才能咽下去，我一整天都没有喝水，似乎也不是很渴。当时有卖小水萝卜，红皮，只有手指粗，萝卜缨子还连着的，五个捆在一起，一捆一毛钱。后来每个“六一”都开运动会，也是每个“六一”都能看到有卖小水萝卜，直到现在，一提到“六一”，在我的脑海里就出现小红水萝卜的影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运动会，只记得大会广播总喊“下场检录”，“男子组100米现在下场检录”，“女子组1500米现在下场检录”，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矮小都被挡在别人的后面了，我也没看到多少比赛。其实，那时我对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也不明白，对比赛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我只是想去赶热闹。到处转悠看比赛以外的热闹，也没个时间观念，不知不觉下午过去一多半了，待我发觉已经有很多人离开时，太阳已经不是很高了，运动会还没有结束，但我还有十几里路那，心里一着急，突然觉得内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搅动得翻来覆去一样，所说的“心如刀绞”应该就是这种感觉的升级版。也许是从那时落下的心理阴影，直到现在，每当在户外看到下午三四点钟还在明晃晃地照耀着的太阳时，我就心生一种莫名的惆怅。当我离开中心学校的运动场时，我有点傻眼了，找不到来时的路了。来时跟着汇聚到运动场的人流，根本就没有刻意地记一下路。到离开时，人流是分散的，各回各家，可我回家的路在哪儿呀？真不愧是一个有过走南闯北经历的小男孩，我居然很快冷静下来，不是有两种走法吗？来时的斜角边的路找不到了，那我就走以前走过的直角边，宽阔的公路很好找，而且我知道我家的大方向是向北，打定了主意，立即就走。上了公路，走着走着我有点着急了，心里咚咚跳，路边的大杨树很高，阳光被遮住了，留下成串的树荫，漏过来的那一点阳光有点惨淡，因为太阳快落山了。跑！本来我是很能跑的，可这次却没跑多远心脏就像要从我嘴里跳出来一样，我不得不停下来用手在胸膛压住它。就这么跑跑走走，结果又遇到一群在玩闹的孩子，他们马上向我围拢过来，我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边走边侧着身子扭头看向他们，这次我没有哭，但眼泪也是在眼眶里打圈儿，我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为首的孩子似乎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善意地问我：“你一个人啊？”，我轻轻地点点头，如果点头点的狠了，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天快黑了，快点走吧！”听到这话，我一声不吭转过头就拼命地跑。
我不记得到底是走到哪儿时天完全黑下来，至于我是怎么一路抹黑沿着我们大队的十里长街走回家的，大多也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快到我们生产小队时，我抄了一条近路，离开主街，沿着一条只有几户人家的小街往家走。这几户人家的后院就面对着我们小队的自留地，每年我们在自留地种地瓜收地瓜，对这条小街很熟悉，所以尽管黑天我也敢走。只不过我没有走这几户人家的前院，结果和出来找我的我爹错过去了，当时我爹走在他们的前院。这条小街有一户人家有一个彪子，每天盘腿坐在院子当央的一个蒲团上，流着哈喇子，一直不停地转动他的脑袋。白天看到他我无所谓，可我走夜路想起这个彪子就害怕，所以就不走前院而改走后院，后院直接面对着黑魆魆的北山，根本就再看不到灯光了，那我也选择后院。
其实当午饭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妈就猜到我是去公社里看运动会了，因为我妈看装饼子的框里那个剩下的饼子没了。我家人也没有着急，因为对我来说是经常的，相信我能回来。到了晚饭时，我没回来，但是天黑了我还没回来，大家这才分头去找。我自己到家的时候，我妈还在院子里，想叫邻居们帮忙去找我，我从后门进家，我妈回屋里，弯下腰，抬着头，瞪着眼，好像在看一个陌生的孩子，确认是他的老儿子后，回头冲院子喊了一声，“好了不用找了，回来了”。一会儿我爹也回来了，问我是从哪条道回来的，他这才知道我们走错开了。家里没有人来责备我，但我小声地哭了，自己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