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下学期孙老师接手我们班后，我们没有专职的体育老师，到二年级下学期我们才有了专职的体育老师。由于没有体育老师，孙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做体育活动，不是传统的体育课，她不教我们排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她只是和我们做像丢手绢之类的游戏，也教我们最简单的广播体操动作，最后做放松运动，比如将双手搭在并拢弯曲的双膝上，然后上身做自由转动，最后站直，让我们双手的手背互相摩擦，然后将手背放在鼻子下闻，结果我们都闻到一股“鸡酱屎”的臭味。“鸡酱屎”是鸡屎的一种，可以理解为鸡拉稀了，拉出褐色黏黏的稀屎，看着很像我们农村自家做的大酱，但比普通的鸡屎更臭。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经常被骂是“鸡酱屎”，最差的还会在“鸡酱屎”之前冠以一个“大”字。我本家一个大妈特别节俭，掉在饭桌或做饭的锅台上的饭粒都会捡起来送到嘴里。一次她家的鸡跑到锅台上拉了一滩“鸡酱屎”，她老眼昏花以为是大酱，就埋怨她的儿媳妇太过浪费，好好的大酱就这么浪费了，就用手指抿起来送到嘴里，这才知道不是大酱而是“鸡酱屎”。
我上学以后每年六一儿童节都是全公社开运动会。还没上学时我自己曾跑去看运动会但也没看到多少比赛项目，上学后对于运动会的准备和组织了解的多了一些。运动队组织好了就开始训练，主要是短跑和长跑、跳高跳远和铅球。我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的是来自我们小队的两个高年级学生在操场练长跑，一个身着短裤只是孤独地在那跑圈，他的腿肚子非常粗大，另一个却穿着长裤在跑，腿肚子部位看着更粗大，待他停下来撸起裤腿我才发现他腿肚子上绑着一个小沙袋。我很喜欢看长跑比赛，我们所谓的长跑就是三千米比赛。一群人从出发点起跑，大家似乎都很推让，并不是争先恐后，有时看到一个愣头青起跑很快，把大家落下一大截，但很快就没劲了，最后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半途退出比赛。后来明白了，“看戏不看前半场”，比赛策略很重要，要后发制人。我们看比赛的小伙伴们往往是在场外搞竞猜，看谁会得第一，谁会“公鸡拉屎---头儿硬”。有一年我们大队举行一场田径运动会，我们学校和各生产队都参加。我大哥参加三千米长跑比赛。当时一个参赛者很快就冲到最前面，我们同学们就猜他肯定是 “拉不丢”，就是最后一名的意思。果不其然，这家伙没有一直坚持在第一名的位置，我不记得他是中途退赛了还是得了个最后一名。我大哥一开始就尾随大部队，我认为我大哥的策略是对的，最后后程发力就能冲到前面。比赛中间不断地有人掉队退出比赛，我大哥还在坚持，我想我大哥有戏。结果我大哥一直到终点也是尾随在后面，已被第一名落下有半圈，得了个倒数第三名，奖品是一个作文本，最后送给了我。
我长跑和短跑都喜欢，但达不到进入运动队的水平。我和我们班级的一个男生一起下课后经常到校外跑一圈，大概两三千米，中午放学后我俩就跑步回家吃午饭。有一天中午放学往家跑，我俩被一辆天蓝色三菱牌小型卡车从后面追上，我俩试着跟着卡车跑了一小段，还是被卡车给落下了老远，直到看不见了。待我们又向前跑了一会，发现那辆卡车停下来了，车尾围了一群人在指指点点，似乎在议论什么，我们跑近了也看不清情况，就挤进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卧倒在车轮下，脑袋一旁有一滩血迹，自行车就压在她的后屁股上，有一只脚的皮鞋都脱落了，显然是卡车的车轮从她身上和脑袋碾过，她一身的蓝绿色衣服显见是崭新的，皮鞋也应该是挺新的。有人亲眼见过这个过程，说车轮碾过以后，她的双脚还不断地蹬踏，那只皮鞋是她自己踢掉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双手伸向死者做要抱拢状，一左一右两个老太太拉着她双肩不让她太失控，我定睛细看是我的一个远房嫂子，平时并无往来。原来我这嫂子是给死者做媒的，带着女方来相亲，相亲的对象就是前面提到的知道 “鸡酱屎”在嘴里是什么滋味的我那个大妈的四儿子。我这个大妈的四儿子属于结婚困难户，好不容易有人给介绍了个对象，偏偏又出了车祸。我这个大妈闻讯也赶到车祸现场，坐在路边失神地自言自语：“俺心里生疼生疼的，那开车的干屁？”好长一段时间，每每路过这个车祸现场，我都心生恐惧。
运动会最让人着迷的不仅仅是运动的本身，还有仪仗方阵，仪仗方阵是一个运动代表队的脸面，统一着装是白色上衣、蓝色裤子、白色网球鞋。仪仗方阵要有锣鼓小号乐队、彩旗队和舞蹈队。我们学校的仪仗方阵最前面是一个举牌的女生，牌子上写着我们学校的名字。随其后的是锣鼓队。鼓很大，直径约一米，打鼓的是三个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女生，一个突前，两个坠后，形成三角形，她们斜肩挎一条宽皮带，大鼓就挂在皮带上，左手抓住鼓的上部的一个把手，右手抡动鼓槌击鼓，发出“咚”的声音，打鼓的震动很大，她们红扑扑的脸随着鼓点也一颤一颤的。紧跟着三个击鼓的是一队敲锣的低年级女生，一排四人，共四排或五排，锣比鼓小很多，也是挂在腰间的皮带上，双手各执一根小棒敲出 “巴啦啦”的锣声，比鼓声更急促， “咚、咚、咚”的鼓声由“巴啦啦”的锣声配合着，听起来的锣鼓节奏就是“咚、咚、咚-巴啦啦，咚、咚、咚-巴啦啦，咚咚-巴啦啦-咚”，如此反复。紧随锣鼓队的是小号队，有十几个男生组成，小号队与锣鼓队没有配合，似乎他们想吹就吹，当然是由领头的喊号，大家整齐划一地举起小号。节奏是这样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次就吹这么多，绕操场一周总共也就吹那么四五次吧。我特想学会吹号子进入小号队，有一次我们学校选了几个男生去试吹，结果我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因为我根本就吹不响，结果我被送进彩旗队了。在彩旗方阵里我被安排在最中间，被四周的彩旗包绕，不时地有彩旗刮到脸上，然后轻轻地拂去，倍感精神抖擞。当举着彩旗，踩着鼓点，目不斜视地健步向前，我自我感觉很威武，尽管我个子不高。没想到我这举旗功夫在我上大学时还派上了用场，这是后话。
彩旗队不好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自己保存保护旗子和旗杆，旗子很简单，折叠好放进书包即可，可旗杆是很长的竹竿，带着它很麻烦。在运动会入场式结束以后也必须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吃午饭的时候还差点把它弄丢了，幸亏我们老师提醒我。当时我去看那些摆摊卖吃的，我买了一个有我拳头那么大的一个海螺，吃完了海螺带着空壳拖着旗杆到处转悠，这时一个卖烙饼的小摊吸引了我。这种烙饼是用纯小麦面做的，加油、加糖或糖精，非常筋道，非常香，非常甜。这个小贩是个中年妇女，她的烙饼就放在她支起的自行车的后座上，一毛钱一张，以前见过卖烙饼要粮票的，但这个小贩不要粮票，我就决定买一张饼。 其实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她的烙饼，还有她自行车后轮下的一张崭新的粮票。我对掉在地上的物件非常敏感，尤其是硬币和纸币，静静地躺在地上的一分、二分、五分硬币从来就没有逃过我的法眼，比较难的是一毛钱纸币，因为它是土色的，对其它小伙伴来说很难发现躺在地上的一毛钱，但对我来说就不是难事。有一年夏天午睡时间，人们都睡着了，我百无聊赖，于是决定出去转一圈看能否捡点钱回来，结果真就在我们农村的土路上见到了一张折叠了三折的一毛钱。两毛钱是绿色的，五毛是蓝色的，一块钱是粉红色的，它们都很容易被发现，这些面值的纸币我都捡到过。当年在纽约的时候，在曼哈顿的街道上我捡到过1块钱、5块钱、10块钱、20块钱的绿色美钞，和街边的垃圾混在一起的纸币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分的硬币捡到手软，后来看到都不捡了，一毛和二毛五的硬币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很高兴地捡起来。在阿帕拉契亚山区小城的停车场里和荒草地里踩出的小径边我也捡到过1元美钞，想想在绿草丛中能一眼识别意想不到的绿色纸币，我可是美美地炫耀了一番：我的技能还没丢，业务能力还没有下降。
这次自行车轮下躺的是粮票不是纸币，我也一眼就区分出来了，因为它比纸币小太多了。一般来说，我们在农村的基本生活是用不到粮票的，但是如果我们农民想吃一些副食品像面包和蛋糕 ，我们也需要用粮票，饼干好像有时要粮票，有时不要。当年农村的商店也偶尔有卖大饼，直径大约有十厘米，厚度不到一厘米，呈暗焦黄色，但很软不脆，表面往往蒙上一层淡淡的白色粉面，很甜，是我最喜欢的甜食，当时售价是一毛钱一个，我要买，但售货员问我要粮票，一个大饼要一两粮票，我没有粮票，就不能卖给我，我只能咽下口水无奈地离开。这次看到粮票，尽管不是钱，但买大饼的苦涩经历告诉我粮票也是好东西。可我受到的教育是要学雷锋做好事，要拾金不昧，可我想把粮票占为己有，就不能让别人看见我捡到了粮票。我趁她在给我包烙饼的机会，我用脚踩住粮票，蹲下来假装无聊地用海螺壳戳地，并逐渐把手伸向脚下的粮票。待粮票到手，我又戳了一会儿地，待心里不再咚咚跳了，才慢慢站起来，接过烙饼纸包，慢慢地转身，慢慢地离开，由于紧张心虚，结果把旗杆落在那儿了。老师问我旗杆哪儿去了，我这才想起来，赶快回去，那中年妇女正准备把竹竿交给旁边的一个老头，见我回来就又把旗杆给我还回来，我毕竟是她的顾客。
我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后来听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在农村赶集买卖东西应该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尽管政府经常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我们公社还天才地举办了一场“赶社会主义大集”的活动。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是 “赶社会主义大集”，只把它看作是众多的校外活动中规模和投入最大的一个。我们排队步行十几里远去公社赶大集。我们每位学生都手持一个三角形的小彩旗，都是彩纸做的，用浆糊粘在一个小木杆的一端，我的小彩旗是绿色的，彩纸的质量应该不是很好，我的小绿旗在粘浆糊的部位都有些褪色。我不清楚这些小彩旗是我们学校自己制作的还是我们大队提供的，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哪个部门负责的，这都是不小的一项工程，我们有几百个学生，需要几百个小木杆，我记得这些小木杆很精致，后来小纸旗都脱落了，我也舍不得扔掉小木杆。彩纸也是稀缺物品，我们居然能买到那么多的彩纸。还需要买浆糊，还需要人工。除了制作小彩旗，我们大队还制作了一个很大的宣传板，上面都是宣传画外加各种修饰，看起来色彩鲜艳、金光炫目。这个大宣传板立在一个大型拖拉机车斗上，开到公社去。在公社中心学校，就是开全公社运动会的那个中心学校，全公社所有的大队都沿着操场跑道游行，展示各自的宣传板。我们大队的宣传板很高，放在拖拉机车斗上就更高了，被电线给刮住了，幸亏游行队伍移动得慢，不然会酿成事故。学校操场挤满了人，从中心学校操场出来，沿街都是人，一直拥挤到公社的露天市场。这个市场每个礼拜天都有人赶集，但都没有这次那么拥挤。后来我们都走散了，各自回家，并没有像来时那么组织有序。我们小学生只是去帮助庆祝，并没有真正地去买和卖。后来听说很多人带着物品去赶集，东西卖得都很快。后来高中政治课老师说有些人为了响应号召去赶集，自己没有东西要卖，就特地去买点东西到集上去卖。我的高中不在我们公社，所以政治老师所说的情况应该是不在我们公社，估计是“赶社会主义大集”不是我们公社特有的。
在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算是比较好的，按理说应该是老师的宠儿，可我偏偏不是，原因是我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很没有组织纪律性。前文提到过，我曾经因为没有服装就一声不吭地缺席代表我们班的文艺汇演，即使参加了表演也会把演出给搞砸了。我还参加过公社组织的所谓“尖子竞赛”，但竞赛考试成绩是一塌糊涂。校长嘲笑我们，“你们都还不是尖子，就是陀螺”。老师对我的希望不管有多大，永远都是失望更大，所以一旦我有了错，老师经常带有报复性的心理对我进行体罚。老师很聪明的，他们从来不会用动作幅度很大的方式来体罚学生，那样的话会给他们自己惹来麻烦。我们班的一个临时代课的新老师就很没有经验，他大手一挥就给一个男同学一个耳光，关键是他手臂挥动的幅度太大，几乎抡了半个圆，被那些打抱不平的同学给告到了家长，家长就找到了学校，这个老师差点被辞退。那个时代在农村学校当老师是一个体面的不能再体面的工作，如果被辞退，那还不如他从来就没有当过老师。而那些老教师油子就不同了，他们可以罚站，有三种方式：在座位上起立听老师讲课；到教室前面老师讲台旁站立听老师讲课；被撵出教室在门口站立。我曾经被撵出教室，如果不承认错误就不要进来，起初我很要志气，在门口站立了两节课，就在那儿站着，厕所也不去，后来我憋得实在难受，我还想象着我的尿泡被憋爆了，满肚子都是尿，忽然觉得嗓子眼里一阵恶心，我也不管不顾地就去了厕所，我都来不及把尿撒到尿池子里，就直接撒到地上，刚开始尿的很急很快，眼瞅着起白泡，眼瞅着流了一地，可后来就越来越慢，就像滴滴涓流，最后我尿了大半天，尿完了下腹部反而有些痛的感觉，估计膀胱突然放空了反而有些不适。
老师还有一些针对头发的小技俩。最常见的就是剃头：把他们的脏兮兮的沾满了白色粉笔面的右手放在男生的后脑勺上，用大拇指用力向上搓头发，有的时候会把学生搓得掉出眼泪来，这往往并不都是因为疼。还有搓前额一角的头发：把手搭在学生头顶，一边摇晃着学生脑袋，一边俯下身来歪着脖子向学生训话，如果学生死不改悔，就用大拇指搓学生额头一角的一小簇头发；还有的提着学生鬓角的十几根头发轻轻地上下抖动。还有的老师打学生耳朵的主意：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用力挤压和揉搓，不仅是耳垂，学生的整个耳朵都被搓巴得通红；有时捏住耳朵不揉搓，但往上提，往上提一点，学生的脖子就往上抻一点以防止耳朵被扯得很痛，再提，学生的胸就挺起来，再提，腰挺起来，再提，脚后跟抬起来，随着耳朵被不断上提，脚后跟越抬越高直到再也无法上抬了，就这么挺着，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一下子掉下来，老师猝不及防，提着耳朵的手还没松开，只听一声轻微的嘎巴一声，老师赶紧松手，学生双手捂着耳朵瘫下来，蹲在地上倔强地一声不吭。一般情况下，学生都比较顺从地忍着，但也有学生和老师理论，还有一次一个高个子的男生和老师动手打起来了，然后主动退学了。
还有一次，我们班三个男同学被老师惩罚，是因为他们被发现抽烟。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喝尿， 二是在操场嘴含粉笔跑五十圈，粉笔象征着烟卷。其中一个男同学就选择了喝尿，他是我的好朋友，前文中提到的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感叹“临”字最容易写错的就是他。他选择了喝尿，老师就派班长带着一个桶到厕所尿池里取来一些尿液，班长故意只取来桶底一点点的尿液，让他没法喝，老师就又派他取来一截玉米秸秆用来蘸尿液，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这位朋友就手持尿秸秆向嘴唇上那么一比划，就算喝尿了。而另两位同学，其中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扯着牛尾巴游泳而溺亡的那位，而另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他是从别出来到我们大队投奔他姥姥姥爷的。这两位就嘴含粉笔跑了50圈。一开始他们还是规规矩矩地跑着整圈，后来这圈跑得越来越小，尽管如此，跑上50圈还是不容易的，因为嘴唇叼着个粉笔而不能大口喘气，没想到他们居然真的跑完了，全校的师生都看见了，居然没有人对老师体罚学生提出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