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除了让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的海战，还有三个陆地战场：朝鲜半岛、胶东半岛、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最惨的是旅顺，还遭受了一场大屠杀，后来还发现了个“万人坑”。几年以后又发生了日俄战争。俄国人占着旅顺军港，日本人进攻，从金州打到旅顺。当年日俄战争炮声隆隆，我们的爷爷辈都听到了。讲故事的大爷非常气愤，中国人听说是打仗都鼻涕了，就是怂了的意思。传说日军指挥官叫乃木，带着两个儿子参战，指挥军队猛冲猛打，为防止违抗军令不前，把自己的俩个儿子都砍死了。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的全名叫乃木希典，他先是攻下金州城，大儿子就战死在金州。当时的明治天皇为让他保住他家血脉，让他和二儿子撤回，但这爷儿俩坚决要战斗到底，结果二儿子死在旅顺战场上。俄国战败。俄国老毛子曾骚扰过我们老家的村庄，传说老毛子眼睛发直，只看前方，当他们破门闯入民宅的时候，人藏在门后他们都觉察不到，当然也就躲过一劫。我想主要是指妇女躲过一劫，老毛子来我们那儿的目标应该是女人而不是那些鼻涕了的中国男人。俄军战败后，还有三三俩俩的俄国兵路过我们老家向北溃逃，没听说有谁拦住他们报骚扰之仇。
抗日战争期间，老家属于伪满洲国，我们都叫“伪满”。我对伪满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纸币，我见过一捆一捆崭新的纸币，浅黄色，很像后来我见过的银行练功券。我家里有少量，我问我妈这钱怎么不花呀？我妈说这钱瞎了，因为伪满倒国了。我见过最多的一次是我一个小学二年级女同学的爷爷过世的时候。老人家终生攒下来的辛苦钱一夜之间变成废纸，他不舍得扔，死后被家人当作纸钱给烧了。我去看了，纸币的质量那真叫一个好，烧起来那真叫一个费劲，我看的不耐烦了，还没烧完就离开了，听人讲一直烧到后半夜，不仅仅是因为难烧，也还因为太多了。身在日本的傀儡国，老家人没有抗日的故事，但有很多关于被迫去给“小鼻子” 做劳工的故事，老家人管日本人叫“小鼻子”。这种劳工老家叫“奇劳讽刺”，就这么个发音，不知是不是来自日语音译。记忆中听到的故事不是日本人亲自来抓，而是当地政府征调，似乎还有配额，每个村必须出几个年轻力壮的劳力到远方支援新满洲国的国家建设。老大爷们给我们这些小学生忆苦思甜，讲他们的经历。坐着瓦罐车几天几夜到达目的地，具体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只说是很遥远的“边外”。我们老家把吉林黑龙江一带叫“边外”。先后几个老大爷都说是坐瓦罐车去的，也没描述车是什么样子的，只说吃喝拉撒都在车内，臭气熏天，显见是通风不好，现在想来可能连个窗户都没有，要不然怎么能是“瓦罐”呢？难以想象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呆了几天几夜是什么感受，但也理解了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一个本家大伯也被迫去支援新满洲的建设去了，不过他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本家大伯跟我血脉很近，他的父亲是我爹的老叔，他管我爷爷叫二伯父，他和我爹是同一个爷爷，就是我的曾祖父。他的父亲我应该叫老爷爷，我没见过。听我妈讲，我这老爷爷长得矮小，肤色黝黑，外号“小黑豆”。为人随和，经常露着小白牙笑，别家孩子淘气往他身上扔杂物他也不生气，而是露出小白牙笑。我这本家大伯也随了他父亲的好脾气，经常憨厚地笑。他也随了他父亲的黑，但他没有随他父亲的矮小，他长得极其高大粗壮。他的小弟，我叫老叔，也是高大、黝黑、粗壮。我妈说他长得高，手脖子很粗，饭量大，年三十吃饺子要用一个大水瓢来盛饺子站在房间一角独自吞。老家的水瓢是葫芦瓢，大葫芦煮过以后从中间锯开，再掏出瓤，就成了两扇瓢。一个大葫芦能有1加仑的容积，所以一扇瓢将近两升的容积，能装六七十个饺子，我们自家包的饺子都很多。他是一个极其恋家的人，怎么就不回家了呢？听一起去的同乡工友讲，他是被蛇咬伤，后来伤口发炎，继而卧床不起。日本人认为他得了传染病，就把他架出去，放在一堆干柴上，撒了一桶汽油，一把火点着。他挣扎着向外爬，日本人就用木棍把他再捅回去，他再爬，日本人再捅，反反复复几次，直到他再也爬不动了。所以他不是不回家，他是回不了家了。1910年东北曾发生大鼠疫，伍连德奉清廷之命到东北灭鼠疫，1911年基本上就把鼠疫控制住了。也许日本人担心鼠疫有他们的道理，但这么残忍的虐杀一个劳工极其不人道，也就不难理解民间为何如此仇日。客死他乡的这个大伯，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死在哪儿了。我妈说，在他离家之前曾跟他妈妈，也就是我老奶奶说想吃几个煮鸡蛋， “煮鸡蛋有什么可吃的？” 他失望，但也只是憨憨地笑了笑。我这老奶奶在当地都说她“有”，就是指她富有。至于怎么个“有”法不知道，但是她也是有名抠门老太，这不，连几个鸡蛋都舍不得。她的儿子再也吃不到她这个妈妈亲手煮的鸡蛋了。
我爹是另外一批的劳工，当年似乎还不到20 岁。我爹很幸运，知道去的是哪儿，而且离家比较近，是鞍山。我爹只上过一上午的私塾，被先生用戒尺在后背抽出了个血道子，我爷爷不高兴了，就再也不让他去了。我爹不识字，但为人精明活泼，老人们都很喜欢他，在同年龄段的孩子群里也是很受欢迎的人。这次去鞍山就有一个发小一起去的，但被分配去了不同的工段。我爹是在机车段，头头叫袁树玉，身材高大，是一个家有很多房产的人，不知道后来是否被划为汉奸，但他对我爹特别好，也特别信任，很多跑腿送信的活都交给我爹。另外一个小头头叫孟小个子，不知什么身份，似乎和袁树玉平起平坐，经常和袁树玉吵架要把我爹转到他的组。他们都喜欢我爹机灵勤快，眼中有活儿，很多事不用指使自己就干了。我爹另外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是他们这一批人都遇到了一个好的日本领头人，叫本田，为人和气，也总是笑眯眯的，经常问大家能不能吃饱，“还大大的有”，如果不能吃饱，他可以向上面争取。
当时经常有飞机来轰炸，人们四下逃散，有的头上被弹片划伤血流满面也全然不顾地在人群猛跑。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来炸他们。 我也很好奇。根据我爹的年龄推算，当时应该是1944-1945年，也就是日本战败的前夜。听说后期日本兵源不足，从日本招过来很多娃娃兵。在鞍山当时也有从日本招过来的十几岁的孩子，被叫做“小鬼子”。我爹也闹不清楚这些小鬼子是劳工还是士兵，有飞机来轰炸的时候，这些小鬼子就每人守着一堆柴火，得到命令后就点燃柴火。飞机轰炸时这些小鬼子也不许离开，必须守在柴火旁，这些小鬼子也吓得哇哇大哭。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说日本人不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他们能举出例子。比如，他们为了自己逃命回日本，把孩子都扔在中国了，确实有很多日本遗孤在中国，复州湾就有一个日本女遗孤，她的亲人从日本来接她，当地政府还把他养父母的家一通修缮，还教她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还有谣传说日本人回逃的船上由于过于拥挤，为防止沉船，他们就把孩子扔进大海，这我不信，总觉得这是人们想用这个来骂日本人没人性。但是那些被遗弃在中国的孩子和上面守柴堆的孩子不一样，他们的父母知道善良的中国人不会把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可这些 “守柴奴”真的有可能被炸死呀。就在写这段故事时，我又想，这些孩子真的就是日本人吗？不会是从朝鲜或其它什么日本的殖民地抓来的一些能说日语的孩子吗？另外我也好奇是谁来轰炸的？共产党没有飞机，是国民党干的？还是苏联？轰炸的目标是什么？是鞍钢吗？这是一场抗日活动吗？我没有答案。
总的看起来我爹的劳工生涯没有那么悲惨， 但我爹也经历过一次死劫，跟我就讲了不下五次这个死里逃生的故事。故事很简单，他和两个小鬼子在一辆机车上执勤，当时他正在铲煤，忽然听到一声嚎叫，抬头看时，两个小鬼子已经跳下了机车，我爹凭着本能不假思索地紧跟着纵身跃下，再回头，机车和前方的另一辆机车迎头相撞，一声巨响，火光冲天。辛亏小鬼子首先发现情况，不然我爹也就葬身火海了。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事故，扳道工可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现在想来也许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人为的。联想到前面提到的轰炸，这完全有可能是一场抗日武装蓄谋的破坏行动。他们有可能也知道有可能伤到中国劳工，但也顾不上这些了。大难不死之后，并没有后福。不久我爹收到家书，我爷爷过世了，当时我爹21 岁。袁树玉把信的内容告知我爹，并问家中还有什么亲人。我爹8岁丧母，这又刚刚失去父亲，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有一个刚娶妻成家不久的哥哥。“这样，你回家把你哥嫂带来，我这儿有的是房子。”我爹告别了袁树玉，回到了老家。看到家乡熟悉的山山水水，我爹就再也不想离开了，也就再也没有回到鞍山，也没跟自己的哥嫂提袁树玉邀请去鞍山的一事。我爹每次讲他在鞍山的事情，都要加上一句，“袁树玉是好人呀，这人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我猜想他的结局大概率不会太好。首先，日本投降后他有可能被划成汉奸，没收家产。即使躲过这一次，解放后历次运动他也很难全身而退，文化大革命还不要了他的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军进驻大连，苏军管制区域是金县以南直到旅顺，当时设有大连市和旅顺市，是为旅大地区。热门博主“老生常谈12”对大连的介绍更加具体详细而且准确。旅大北部的复县、新金县和庄河县这时还不属于旅大地区，这三个县1959年才划归旅大市。1945年时这三个县划归由中共东北局领导下成立的辽宁省，后来一年内行政区不断变化，又划成安东省、辽东省，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1946年国民党进占复县，新金县和庄河县，这样这三个县又被易手成为国统区。1947年6月这三个县又被辽东人民解放军反攻夺回，又回到共产党手中。在这反反复复的国共拉锯战中，老家人也分不清政治上的事。满洲国以后是中华民国，领袖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没有几天，又说是共产党的毛泽东和朱德，人们糊涂了，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有适应过来国民党就又来了，一年不到又变成了共产党。我大舅是当地保长，相当于村长，不管上头是谁执政，他一个小保长都得执行。我妈说，当时共产党来了，给共产党办事，国民党来了，就给国民党办事，这害了他。共产党在1947年最后控制了我老家所在的复县西南区后，当年秋冬季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我大舅就被加冕成了给国民党跑腿的伪村长。加上我姥爷家中有农田，还雇过伙计，被划为地主，就成为了革命的对象。那是真的去革这些人的性命，我的大舅， 就被处决了。我也就这么一个舅舅，在家排行老大，下边还有三个妹妹，我妈排行老三，所以我有一个大姨和一个老姨。一同被处决的还有我的姥爷和其他地主们。后来我听别的老人讲，当时是分批行刑，犯人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低下头，行刑者手持大铁棍，又稳又准又狠地猛击犯人的后脑勺，犯人们往往一声不吭地就倒地毙命了。革命不分先后，看来这些后来的农民刽子手也不是白给的。我妈跟我讲，我姥爷是第一批被行刑的，我大舅当时头脑还算清醒，跟一个人要来一小块白布系在胸前，算是给自己的父亲戴孝了，随后也被一棍子打死。事情发生在1947年，我们当地人特指这一年是“高潮那年”，不知为何这么叫，是指革命的高潮？有的就直白地叫“打人那年”。
我的姥爷和舅舅并不是最惨的。我家和我姥爷舅舅家不在一个村，中间隔着一个北山，就是我姥爷舅舅家的南山。我家那个村杀人更绝。犯人们往往是被囚禁在村公所，晚上的恶看守们常常拉来一个犯人一顿皮鞭来解闷或防止自己犯困。等到要处决这些犯人时，把他们捆绑在两辆马车上，犯人太多太拥挤，又被紧紧地捆上以防逃跑，结果个个脸上青紫。马车跑了将近两个小时，到达了一个封闭的海湾。尽管是海水，但在大冬天，又是不流动的死水湾，被冻得严严实实， 上面可以跑马车。两辆马车到了，犯人们被松了绑，他们的脸由青紫色恢复成正常血色，他们也一定会感到如释重负。前面不远处，在厚厚的冰层上，一个直径好几米的大窟窿不知何时已经被凿开了。大家被引领着排队向前走，有的还一瘸一拐，大概是因为在马车上坐的腿麻了。走到这个大冰窟窿前已经再无法向前走了，当这些犯人们还在面面相觑莫名其妙的时侯，排在第一位的被猛然推倒掉进了这个大冰窟窿里了，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一个一个被推进冰窟窿。大家在冰冷的海水里拼命挣扎，伸出双手企图攀上岸，怎奈大镐头、大木棍劈头盖脸地抡过来，哪里还能爬出来？还真有一个马上就要爬上岸了，“轰”的一声，天灵盖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镐头，整个人一下子沉下去了，再也不见踪影。后面的犯人见势头不妙，想拔腿往回跑，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被结结实实地捆绑了两个小时，腿早就麻了，跑不动了。地主群里有一位年长母亲，我一直好奇，地主家不是只有男人被抓走吗？为什么这个妈妈也被抓起来了？但是老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她看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归宿了，逃是逃不掉的。她走向自己的儿子，虽已经成年，但还年轻，妈妈一把把儿子揽在怀里，母子俩相拥着好一会儿，那些手持镐头和棍棒的人也站在原地未动，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一对母子。大家看呆了，一个老太太抱着自己业已成年的儿子，干什么？有病啊？我们老家的人没有拥抱的习惯，只有抱孩子，没有抱大人的习惯。此时这个世界只有这一对母子了，缓缓地，挪到了冰窟窿的边沿，停了一会儿，忽然散开，手拉着手，一起坚定地跳进冰冷的海水，头也不回，更别说去挣扎了，决绝地跟这个世界告别。
呜呼，这些个地主啊！他们生前享受到了吗？别说荣华富贵，有些连一般的小康都算不上，很多还在创业阶段，刚刚置办了些土地，还没有享受到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好收成，就被革命了。他们有钱吗？即使他们有很好的收成，粮食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变现为钱的。当地乡里主要是以货换货。我爹年轻时做买卖，从长兴岛挑一担虾，步行几十里跋涉到普兰店，只能卖掉极小一部分，得到一点大钱，就是铜元，换回的主要是鸡蛋，再长途跋涉挑回家，如果能幸运遇到谁家生小孩了，还能卖掉，得几个大钱，不然就只能自己吃掉，好处是鸡蛋比虾更能充饥，饱腹感更好。这买卖最后自然是做不下去了。其实，这些地主也并不是欺压乡里的恶霸，他们也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可以说他们和别人也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他们更勤劳，不好吃懒做，更知道从点滴做起，懂得一点一点地积累，不好高骛远，不图天上掉馅饼，不图一夜暴富，他们懂得“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他们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温饱，“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只求偏安一隅，也没有民族仇阶级恨，什么老毛子日本人，欺负我也就欺负我了，他们人生哲学就是“老实常常在，刚强惹事多”。所以，这些个地主，还用面对老毛子和日本人的人生哲学，能老老实实地被绑、被打，以为挨几下鞭子，被扇几个耳光，被没收了一切，就会放他们一码，不曾想也被没收了生命，最后惨被虐杀。其实绝大多数人是干不了残忍的事的。我爹就曾被邀请去当看守，但因胆小而拒绝了。那些凶残成性的坏人做这些坏事是安全无成本的，所以他们的野性就来了个大暴露。在杀人手段上能想出这么个灭绝人性的方法，连收尸都省了。如果让他们去干杀老毛子这种高成本的事情，他们就会鼻涕了。我就从来没听说有杀老毛子的故事，哪怕战败了的老毛子从他们的家门口逃窜，他们也不敢把老毛子怎么样。“笑你无，恨你有”，从羡慕发展到嫉妒，尽管被认为是人性的弱点，但还不至于到要动手杀人的地步吧？但一旦被煽动起来，就都会面无表情地一致举手同意。我不杀，但我同意杀。别说是鼓噪，哪怕是漠视，都会给坏人们以力量和勇气。我的大舅，作为村长，也不是没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他也曾经想逃，但是没有钱，跟人借，别人也没钱。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一个人，方圆几十里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特别有脑瓜的人。我考上大学那年，好多人奇怪，能考上大学的一般都是地主富农家的孩子，一个老贫农家的老疙瘩，就是老儿子，凭什么能考上大学？当知道他是我大舅时，大家释然了，“人家有个好根”。这都是我大舅已经死去将近40年的事了，大家还认可他。认可他但保不了他的命，几十年后人们仍然认为他死的很可惜，但也仅是觉得可惜而已。
我们村最有资历的革命者是后来成为我们大队书记的吕玉龙，我们都叫他吕龙，是一个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但又有着五短身材目露凶光的大胡子，极其凶残的家伙。他是有名的土改时期的老干部，资历很深，飞扬跋扈。总是挺直腰板背着双手在他辖区内横行霸道。传说打人那年，一个地主家庭正被抄家，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无人看管，自己在地上爬行。吕龙见了，一只大手一把抓起孩子，只一甩，孩子就飞上了天，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七窍流血，还在蠕动着，一会儿就不动了。对于这个传说我是半信半疑的，但我确实曾亲眼看见一个高他一个脑袋年轻十几岁的壮汉被他跳起来一个耳光打得口角流血，这一个耳光扇得毫无预兆，也毫无道理，但人们就是认可接受这个大耳光，因为那是吕龙打的，要是别人，肯定回抽过去。当年我们放学后在生产队用来堆积农家肥的土堆上玩耍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吕龙来了”，一切戛然而止，大家的目光就随着一个五短身材双手背后步伐急促的身影移动着，直至这个身影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吕龙没有儿子，生了一大堆女儿，在那时的老家人看来那就是绝后。听说他的老婆曾经破口大骂这个吕龙，认为他是太狠毒，做了太多丧尽天良的事而导致的没人传宗接代。这个吕龙后来也被批斗了，不过那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快结束的时候了，他是因为贪腐。据说从他家里搜出很多罐头、瓶装酒、香烟、饼干等。他也没有被挂牌子游街，只是在全大队的公开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我也趴在墙头上看热闹。印象中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似乎还翘着个二郎腿，声音听不清，只觉得讲话比较慢，没有以前那么神气，但仍然精神不倒，还没有彻底蔫下来，要不怎么还能翘着个二郎腿呐？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唐朝的石壕吏只是抓老头不抓老太太。地主家一般也是男人被抓走，剩下女人和孩子。像吕龙那样把人家孩子给摔死的是绝无仅有，仅此一例。但就这一例，就把所有地主家的女人们吓坏了。都是些小脚女人，跑又跑不了，那就期望别死得像那个被摔死的孩子那么惨。男人不在家，一切都得靠这些小脚女人自己。有一户地主就剩下妯娌俩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人无法挑两桶水，她们就妯娌俩抬着一桶水。人们看到她俩抬了一下午的水。第二天，好心人过来看一看她们是否需要帮忙劈柴，毕竟大冬天没有柴火是很难过冬的。可家里哪有个人呀？屋里空空荡荡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屋里也没有水缸。屋外倒是有一口大水缸，上面盖上了一个盖儿，还压着一块大石头。水缸还至于压上大石头吗？人们搬去石头，掀开盖子，满满的一大缸水，表面都冻上了一层冰，这还怎们舀水做饭？为什么把水缸搬到屋外？这大冬天不冻冰才怪。帮助她们把水缸再搬回屋内吧，那需要把水倒掉，不然根本搬不动。大家把冰层砸碎，好在整个水缸里的水一个晚上还不至于冻成实心大冰坨，碎冰渣就浮在水表面，大家再把水缸推倒，让水流出，正要再把水缸扶起来的时候，“哎呀妈呀”，不知是谁凄惨地叫了一声，原来水缸里有两个孩子。大家赶紧到处去找这妯娌俩，根本就找不到个人影。她们的行动路线只有家和水井之间，查看水井，用一面小镜子把反射的太阳光照到井底，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个女人仍然站立在水里，还互相搂抱着，可能是互相鼓励着拥抱着一起跳下井，也可能是在水下挣扎时互相把对方当成救命稻草而纠缠的结果。但是人们都认为她们是被吓死的，是吕龙的凶残摔孩子这件恶行吓死了这两对母子。当然了，更深层的原因自然是社会变迁，是革命。革命还真就不是请客吃饭，更不会请地主吃饭。
我们村有名有姓的地主我听说过两个，一个叫王岳岭，另一个叫赵从月。揭露恶霸行径的时候主要是说赵从月。甚至被编排成文艺节目在大队表演。四个老头说“三句半”，后来我们嬉闹着流传的几句台词是：“1948年，来了还乡团，地主赵从月，要粮又要钱，我们受的苦，一辈子说不完”。我们传唱的是1958年，我给改成1948年。我觉得我们当时是记错了台词，1958年已经是大跃进了，不可能有还乡团。“高潮那年”是1947年，所以很可能是1948年，如果真有还乡团来的话。后来人们经常质疑这些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比方说《半夜鸡叫》，作者高玉宝就是复县北部山区长大的，他描述的他东家地主周扒皮的坏就有人质疑，周扒皮真有那么蠢坏吗？高玉宝应该是从小就被打土豪斗地主的鼓噪声给赤化了，虚构一些又有何妨呢，反正是个地主，不坏怎么能成为地主？当时的读者也是被当时鼓噪的革命气氛绑架，你不信周扒皮的故事？你这是阶级立场有问题。至于这波肉体消灭地主的暴行是怎么结束的，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孙中山坐着小驴车到处巡视，发现了这波不正之风，立即叫停。我们村一个中学生，应该还是个红卫兵，反驳说，孙中山早就死了，骨头渣都烂没了，还能坐小驴车来管你们这事儿？比较官方一点的说法确实是上级叫停的，听说只有复县西南区是这样残忍杀人的。但是其它地方呢？周扒皮不知被处决了没有。
国民党占领我家乡后，也是大肆搜捕共产党。我们那儿有一个共产党传奇人物叫“冯会长”，估计是官名，至于是什么会的会长就没人说清楚了。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方说国民党在后面追赶，他在前面狂奔，闯入一户人家，正值年三十晚上煮饺子，热气腾腾也看不清人脸，他立即蹲下来给煮饺子的大锅烧火，国民党兵鱼贯而入，进入里屋去抓人，待他们全都进去了，他则立即起身向外跑，甩掉了这些追兵。又比如说，他走路飞快，脚底下长着一撮毛，根本就用不着给脚底抹油。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头也走路飞快，就有人传说他曾是冯会长的通讯员。再后来，有人说在湖南曾看见过他，官没有想象中做的那么大，因为“打人那年”他犯了错误，要不然应该是省级干部。
听说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老家的故人没有经历过吧？至少我没有听老人们讲过。好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革命是个大熔炉，革命是个大学问，我什么也不懂，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