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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刚刚好。
金日成的“半个中国人”身份，正是他人生最大也最讳莫如深的部分——他不仅是在中国长大、说一口流利东北话的“朝鲜小伙”，更是在中国革命体系里，完成早期政治启蒙和军事训练的“中共门徒”。令人玩味的是：这个根在中国、枪从中国、兵也多是中国训练出来的人，却在权力之巅，刻意抹去一切与中国有关的痕迹，将“亲中派”连根拔起，仿佛自己从未在中国革命的熔炉里煨过。
如果你在1930年代问延边的百姓“金日成是谁”，多半没人听说过。可要是问“金成柱”，或许有人会拍着大腿说：“哦，那是跟着中国共产党干活的那个朝鲜小伙！”
青年金成柱开始投身革命，是在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麾下。由于朝鲜人在其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快便出现了专门面向朝鲜族的部队——朝鲜义勇军，金成柱混迹其中，逐步爬上了小头目的位置。
他勤奋、懂组织、讲纪律——更重要的是，他会讲道理。他不像一般的游击队长只会喊打杀，而是能在山洞里给战士讲“国际主义”，讲“无产阶级解放”，仿佛这些书是吃进去再吐出来的。他还善于将自己的抗日行动，包装成“民族解放事业”的象征，一边打仗一边立传，自己给自己编了个响亮的名字：“金日成”——象征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从此，金成柱死了，金日成诞生了。
他在吉林上过学，写得一手好汉字；在抗联时翻译文件不靠别人，全靠自己；战友回忆他“讲话常带北京腔儿”，跟真正的东北人几乎没差别。他甚至会在战斗间隙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用一口带点汉语腔的朝鲜话讲解“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
他不是“懂中文”，而是“活在中文”里。正因为如此，他早期的人设，几乎可以说是“中国范儿”的代表人物。他在抗联的晋升、在苏联的推荐、在战后迅速成为朝鲜“红人”，都离不开中国因素的铺垫。可惜，成也中国，避也中国。
1945年光复后，金日成随苏联人南下，站上了平壤讲台。那天，他穿着一身苏式军服，说着朝鲜话，脸上却带着一丝紧张。他紧张什么？紧张自己的“归属感”。因为在台下，许多听众比他更“朝鲜”——他们是真正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早在朝鲜本土斗争过；而金日成，说到底，是个“海归”，而且是从“满洲”回来的。他那一口“中国腔”朝鲜语，虽不至于让人听不懂，但总让人觉得像是从奉天讲堂下来的人。
为了洗清“他乡人”的身份，他开始着力淡化与中国的关系。他知道，朝鲜人骨子里崇尚独立，而中国在他们眼中，始终是一只可能“越界”的大象。于是，1950年，朝鲜战争一打响，他没有第一时间向毛泽东通报，而是直接绕过北京，把手伸向莫斯科。等局势失控，再来找中国“支援”，这不是策略，而是算计。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小老弟’，他更像是个聪明的‘远亲’，只在他需要的时候，才认咱这门亲戚。”
更讽刺的是，抗美援朝胜利之后，中共帮他稳住了政权，他却立刻展开“去中国化”行动。许嘉谊、朴一禹等中共背景浓厚的“抗联派”，被指责为“依赖外来势力”，遭清洗、处决；大量从中国回来帮他建政的技术干部、军官被贬职、排挤；就连宣传画中原本夹带的“中朝兄弟情深”元素，也逐步被删去，改成“金日成亲自领导抗美战争”的“独立神话”。朝鲜历史教科书里的“抗联”两个字几乎消失，金日成的“革命起点”，被平壤官方版本定义为“朝鲜民族自己发动的斗争”，中国一笔带过，只剩下“同志式支持”。
他防的不是中国的军队，而是中国的影响力。因为他知道，如果民众意识到他的“半个中国人”身份，意识到他的语言、思想、体系都是“中国货”，那他在朝鲜民族主义者眼中，就不是“救星”，而是“外来和尚”。所以他宁可和苏联保持“冷战式亲近”，也不愿让中国贴得太近。
金日成不是怕中国不支持他，而是怕中国太了解他。中国不是苏联，中国看过他吃不上饭的样子，看过他在林子里哭鼻子的样子，知道他真实的学历、能力、胆识和私心；而苏联远在西伯利亚，对他的想象是“忠诚的红军少尉”，“精通朝鲜民族的本地干部”。在中苏之间，他更愿意把“虚”的一面给苏联，把“实”的一面躲着中国。
他曾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对朝鲜党内干部说：“朝中是同志关系，不是主从关系。”这听起来像是在维护平等，实则是对中国的提醒：“我不听你，你也别管我。”他也深知，一旦中国卷入太深，朝鲜的“金家皇权”难保自主。毛泽东对此，一边无奈，一边警惕。他说金日成“用中国人打仗，却用苏联人治国”，意思再明白不过。而中朝关系的疏离，也在此后一步步拉开。
1970年代中苏决裂，金日成玩起“两边下注”：时而倒向中国取暖，时而抱紧苏联大腿。他不亲近中国，是因为中国“太熟”；他不信任中国，是因为自己“太清楚”。他懂中国，所以怕中国；他曾依赖中国，深知必须摆脱中国。
晚年，金日成花了大量精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神话系统。他不再提抗联的中国背景，不再感谢志愿军的血汗，不再承认“从中国出发”这段历史。他让人民相信：他是朝鲜的“太阳”，是“独立自主”的化身，是从未依赖外力的“本土神将”。
历史不会说谎。档案显示，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之一，是“东北口音的中国话”；他人生第一次当“司令”，是在中国吉林的树林里；他赖以维生的政权，是中国几百万“志愿军”用命打下来的。他越是否认这些，就越说明他知道它们的重要性。所以，他确实是“半个中国人”。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外国人都更清楚：必须时时防着“母体”，才能做个彻头彻尾的“朝鲜之父”。
金日成聪明得可怕，他说的是中国话，用的是中国枪，背的是中国书，打的是中国仗，却成了最防中国的人。这不是背叛，这是战术。这不是恩将仇报，这是帝王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