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28)老范
農七師車排子管理區有四個農場,下野地管理區有六個農場。車二場的幾千畝棉田終於收摘完了,全隊轉到車一場再戰鬥半個月,然後回師部奎屯學習總結過冬。早就聽說車一場的條件比二場差,但我們在一場場部下車,還是吃了一驚。四周光禿禿的大地,再沒二場那樣鬱鬱蔥蔥的林帶,地表積有厚厚一層白花花的鹽鹼,乾燥鬆散,寸草不生,寒風捲起一柱塵土,吹得新蓋的場部辦公室門前幾株弱小的樹苗嗦嗦打顫。
車一場場部
我們中隊被分為兩批,男生去九隊,女生去二隊。當時建設兵團的編制,各農場有八至九個生產隊,以場部為中心順序排列,二隊接近場部,條件較好,七、八隊已地處偏遠,九隊則是勞改隊,兵團各農場都有一個隊專門囚禁全國各地解送來的勞改犯人。
我們所去的正是這樣一個勞改隊,一百名勞改犯拼了命也收不完三千畝棉花,這才讓我們這些革命青年開了眼界。這裡已是車排子墾區的邊緣,向西三百公里直至中蘇邊境,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任何越獄的犯人不是半途飢渴而死,就是充當狼群的獵物。
當我們爬下拖拉機拖斗,展現在眼前的是無盡的不毛大地,只有一排灰黃班駁的土屋,另一邊是座石砌的碉堡,頂上一個身穿破爛棉軍服的士兵,蜷縮着雙手,坐在一挺機槍旁抽煙,身後的木架上,是三隻面對不同方向的高音喇叭。
車一場九隊 (筆者作于1964年9月)
我們被領去住處,前方的地面向上隆起,一支支煙囪豎在坡地上,正冒出縷縷青煙,再向前走,地面上出現一個洞口,一側挖成梯階,由此步入下面的大地室,原來這就是「地窩子」。當年由於缺乏建築材料,軍墾戰士們在地下挖個大坑,架上木樑,鋪上葦桿草泥,便成了簡陋的營房。現在地窩子大多已為土坯屋所取代,只有在勞改隊,這種地窩子不但構建簡便,而且等於一座密封的囚室,只要一個士兵守住洞口,任你在下面造反也不怕。
我們被領進地窩子,裡面兩排地鋪足夠容納百多人,中央幾隻汽油桶改成的火爐,正熊熊燃著乾燥的玉米芯。這原是囚室,現在,犯人們被遷出在露天帳棚過夜,把這溫暖的地窩子讓給我們這班來革命的青年。
我們的來到,無疑使深受孤寂之苦的隊長和警衛戰士們喜出望外,平時這一個排的戰士,除了面對一隊凶神惡煞般的囚徒,連鳥都見不着一隻。我們有幸處身神祕的勞改營,自然又緊張又好奇,隊長和戰士們也樂以他們的見聞換取我們的驚歎和不斷的追問。
在勞改營接受「改造」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正服刑的,穿黑色無領衣褲,稱「勞改員」,另一種是已滿刑的,穿黑色有領衣褲,稱「新生員」,但他們仍須和勞改員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所不同者是每月有十五元工資,偶然也可請假外出,去二十公里外的場部看看大好形勢。
「新生」,多麼動聽,多麼詩意,雖然他們早已刑滿,「恢復自由」,但還不是和勞改員一樣穿黑衣、一樣剃光頭、一樣在警衛看押下走向大田?只要你一旦被認定有罪,就永世不得翻身,哪怕「痛改前非、從新做人」也徒勞,哪怕「新生、再生」也枉然。
「記住了,不能叫他們『同志』,叫『勞改員』或『新生員』,要嚴密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隊長告誡我們,並賦於我們崇高的使命。
不幾天,下了當年第一場大雪,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度,我們再沒工作,躲在爐火熊熊的地窩子裡寫勞動總結,只有開飯時才鑽出去打飯。
當我們捧着飯碗和戰士們聊天時,勞改員們從大田回來了,一個個蓬頭垢面、目光呆滯,排着隊從操場中央一個大鐵桶里盛一碗水煮白菜、拿兩個玉米窩窩頭,蹲在地上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犯人中有幾個腳上戴着鐵鐐,三節拇指般粗的鐵練,每節半尺長,一定十分沉重,中間一節須用一根麻繩吊着提起,方能開步,每跨一步便發出鐵練撞擊的鏗鏘聲。只見他蠻悍地昂起頭,雖步履艱難蹣跚,仍兩眼射出可怖的凶光。警衛告訴我們,這是多次越獄的重犯。
在營裡,新生員相對有一些自由,若「表現好」,還會穫派輕鬆些的工作,如在廚房幫工。我不忍心像有些「革命青年」般擺出一副惡狠狠的姿態,還和一個在廚房挑水的新生員交上了朋友,一個姓范的上海人。
他其實不過三十出頭,十多年勞改生涯,荒野的毒日,戈壁的風沙,在他臉上刻蝕下深深的印記,粗黑蒼老,習慣了佝僂的腰,像個五六十的老農。我們在水井邊席地而坐,談上兩句。他告訴我,當年在上海靜安寺得利車行做事,為了討女朋友歡心,偷了一輛自行車賣掉,給女友買禮物,「三五反」運動中作為新生資產階級被捕,判了十年,去年剛剛「新生」。他不知道1953年之後上海天翻地覆的變化,只記得當年南京路的仙樂斯、霞飛路的有軌電車。他平靜地訴說着過去,對未來心死如灰,他此生注定不能離開這裡了,只有當他說到為之付出畢生代價的女友時,眼中瞬時閃出異樣的光,冷酷的十多年囚犯生涯並沒能泯滅他心中的愛火,奪走他夢中的伊甸園。
快過年了,我們終於從農場回到了師部,但我不能忘懷老范那麻木而深沉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