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我走來的路(24)我與上戲緣盡
1963年
去年相識的幾個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導演系﹑美術系學生說﹐別看演員風光﹐只有導演和美術指導才是真正的創作﹐表演系漂亮女生對導演和美指的仰慕﹐不知多纏綿﹐說得我春心蕩漾﹐幻想自己明年也能廁身這趾高氣揚的行列。
暑假終于來臨﹐但這年中央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上海電影專科學校都不在上海招生。上海是無可爭辯的中國文化中心，美術、音樂、電影、戲劇，中國近代一切文化藝術的最高成就都在上海，但六十年代以來，幾乎所有藝術院校都不在上海招生，使人隱約感覺到有人不喜歡海派文化的引領地位。我的唯一選擇﹐只有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
初試很簡單﹐上午考素描﹐下午創作。
我跟張充仁老師學素描﹐當年充仁畫室被稱作上海的私人美術學院﹐四年功夫不是白費﹐現在面前的素描靜物只是一個啤酒瓶﹑一隻白瓷碗加一條老黃瓜的三角構圖﹐我看看週圍考生的畫版﹐信心十足地第一個交了卷。
下午創作試題是「節日之前」﹐我正好有「生活」﹐高中時去上海儀表廠勞動。我的創作試駕輕就熟﹐幾個工人在車間裡掛燈籠標語迎接國慶﹐後面排列整齊的車床上插着先進紅旗﹐工人階級們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類宣傳畫多的是，那年代﹐不可能也不需要任何創意。
專業初試後是作文﹑外語﹑數學三門文化試﹐上戲舞美系二年級的胡偉打電話來告訴﹐我的專業初試成績得第三名﹐此刻我走在上戲校園裡﹐步履輕穎﹐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的學校了。
發榜那日﹐校門口擠滿了學生﹐父親讓我站在人群外圍﹐他自己擠進去看﹐怕我一旦落榜會很失落﹐我總算爭氣﹐舞美系兩千多考生取四十﹐「不容易﹐不容易」父親逢人就說。
其實﹐真正的關卡在復試,﹐無情地把二十五名滿懷豪情的學子擋在門外﹐將是多麼殘酷的打擊。
在校門東首一幢樓裡﹐四十名春風得意的應考生聚集在樓梯台階上﹐一個一個進去。胡偉給我通消息﹐說考試主要是分析話劇美術設計﹐當時南京戰友文工團的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注1】正火﹐趕緊找本雜誌來看。充仁畫室只畫希臘羅馬雕塑﹐誰留意什麼「好八連」。
【註1】1962年國防部授于上海警備區特務團第八連「南京路上好八連」稱號，樹為全軍全民學習榜樣。南京軍區文化部部長沈西蒙奉命編寫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由南京軍區文工團演出，之後拍成電影。此地劇突出上海「解放」初，解放軍「抵制資產階級腐蝕」，和階級敵人、美國特務鬥爭。
一進課室﹐三位教師第一個看我帶去的素描水彩習作﹐第二個打開《美術研究》雜誌﹐要我分析幾幅作品﹐第三個問﹕「最近看過什麼話劇?」
「在電視上看過霓虹燈下的哨兵。」
「說說你的分析。」
我照胡偉教的﹐反反復復就幾句生硬教條﹐自己都覺得笨嘴笨舌。正尷尬時﹐門一開進來一老者﹐教師們全起立迎候﹑讓座﹐原來是大名鼎鼎的上戲院長熊佛西【注2】。
【注2】熊佛西(1900-1965)，江西豐城人。1919年就讀燕京大學起，積極從事戲劇活動。1926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回國任北京大學戲劇系主任。1946年任上海市立試驗戲劇學校校長。「解放」後，歷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戲劇家協會主席、上海電影協會主席。
熊院長順手拿過我放在桌上的素描﹐打開一看﹐「哎﹐你這是在哪兒畫的﹖」張充仁1935年回國前在盧浮宮買了很多從原作上翻模下來的雕塑﹐不少是中國的唯一﹐熊院長果然慧眼。
我告訴他是充仁畫室的功課﹐他長長地啊了一聲﹐異常親切地問我「張先生好嗎﹖你替我問候他。」週圍的教師一看院長和我攀家常﹐個個笑容可掬起來﹐滿室朗朗。我愉快地走出教室﹐外面的考生都怔怔地望著我﹐仿彿我已經被錄取。美麗的校園﹐綠草如茵﹐樹木搖曳﹐陽光明媚﹐恰如我心。
下午﹐最後一關﹐政治口試。有些緊張﹐什麼叫政治口試﹖葫蘆裡賣什麼藥﹖出來一個﹐大家都圍上去問﹐考些什麼 ?
「噢﹐問我對自由市場的看法。」稀奇古怪。
「問我怎樣向雷鋒同志學習。」老套教條。
叫到我了 ! 推門進去﹐呵﹐好大一個排練室﹐四壁空空蕩蕩﹐唯一的教師坐在中央一張課桌前﹐我顫顫地在三米外的一隻板凳坐下。
教師對我不理不睬﹐埋頭看我的案卷。過了三分鐘﹐或者只是一分鐘﹐我覺得很長很長時間﹐他猛然抬頭﹐用極其嚴厲的﹐在我聽來甚至是惡毒的﹐問﹕「你什麼出身 ?」
「資產階級。」
「你對你那個﹐資本家父親有什麼看法 ?」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強烈的直接的敵意﹐一道涼氣從我脊樑直灌腳跟﹐同時一股仇恨從我心底涌上來﹐毫無疑問﹐這是階級仇恨。
一個四十來歲的共產黨政工幹部﹐一個十八歲的無知中學生﹐我至今想不出他挑起這種階級仇恨的理由﹐他目光如炬﹐直視著我﹐令我感覺自己是受審的罪犯。
「我父親是資本家﹐接受黨的改造﹐當然還有很多資產階級殘餘思想。他愛國愛黨﹐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 ……」
教師一言不發看着我。
「他參加民主黨派﹐積極工作﹐也要我聽黨的話 ……」
還是一言不發。
我不知該說什麼﹐難道我在說謊 ?難道我說錯了﹖
父母1950年放棄美國大公司的職位﹐和百多位留學生返回祖國。這不算愛國嗎 ?
在經過反右運動「帽子捏在群眾手裡」的教訓之後﹐父親積極地靠攏組織﹐成為民建上海市委委員﹐參加過全國社會主義積極份子大會並受劉主席接見﹐這不算聽黨的話嗎 ?
當年上海中層以上幹部幾乎清一色黨員﹐只有三個局處級幹部是陳毅市長親自任命的工商業者﹐父親亦其一﹐這不算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嗎 ?
還是一言不發。
許久﹐「好了﹐你出去吧。」
完了 ? 完了。
1964年
「完了﹐完了﹐那叫政審。」父親聽了我的敘述﹐「你應該大罵我是資產階級寄生蟲、吸血鬼。你要說我在這家裡是沒辦法﹐只要能進上戲就住學校宿舍﹐和家裡劃清界限。你要罵得越兇越好。現在完了。」
是的﹐現在完了。我沒能表現出對剝削階級的刻骨痛恨﹐那個陰陽怪氣的階級鬥爭專家﹐一眼看穿我資產階級烙印之深厚。黨的宣傳工作﹐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權柄﹐絕對不可以交到我這樣的資產階級接班人手上！
其實，即使我把父親罵得狗血淋頭也沒用，因爲當年政審中控制得比出身更嚴的一關是「海外關係」，我父親1950年回國時，檔案裡已内定為「美國特務嫌疑」，我根本不可能有升學機會。所謂「西方反華勢力」，是令共產黨心驚肉跳的最高恐懼點。
五十年代末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致1959至61年三年大饑荒，1962年1月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周恩來主政，中國社會稍為恢復元氣，迎來了「解放」後難得的小陽春。
上戲落榜，我連中學畢業禮都沒參加，就和充仁畫室的同學一起上了黃山，回來後，進了相當于大學預科的光華補習學校，度過了我學生生涯中最後也是最輕鬆爽快的一年。
光華是中國第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注3】最後的迴光，1942年日軍佔領上海，約大因屬美國聖公會機構被封，師生另立光華大學直至光復。「解放」後約大被撤銷。1962年在寬鬆政策下由市高等教育局主辦、上海市工商聯資助，成立光華補習學校，教師全是各大學被降職的「脫帽右派」。校長沈德茲（上海師範學院副院長）在開學典禮上宣稱「我們辦校的目的，就是送同學們進大學。」階級鬥爭的狂濤一時似乎遠了，春風得意時光似飛，一年很快過去，又到暑假。
【注3】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1879年美國聖公會創立聖約翰書院，1886年起卜舫濟牧師（F. L. Hawks Pott)擔任校長直至1938年逝世，1905年書院升格為大學，在華盛頓註冊，設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四所學院，成爲中國首座全英語授課的學校，有「東方哈佛」之稱。1949年被中國政府接管，1952年被關閉。1951年上海約大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廣州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和香港聖公會會督何明華，在香港創立崇基學院，作為在大陸被接收的燕京、協和、金陵、聖約翰、嶺南、滬江、東吳、齊魯、華西、之江等十三家著名教會大學的集中代表，繼承教會大學傳統。1963年崇基學院和新亞書院(錢穆創于1949年)、聯合書院(原廣州五所私立大專1956年聯合設立)，合併成立香港中文大學。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磨刀霍霍，一場翻天覆地的反撲已準備就緒。少年們怎會知道，中國大地下奔流的政治岩漿正沸騰翻滾，脆薄的地殼劇烈震蕩。1964年春節，北京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事，一是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談到教育，重申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同時，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行的新年迎春晚會，遭到一群軍隊幹部批評，軍内詩人顧工【注4】狀告到中宣部，最終引發了毛澤東那個刻毒的指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多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對《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批示)
這段語錄，在文革中是一把利刃，不知多少文藝界人士就死在這把屠刀之下。
【注4】顧工(1928-)上海人，1945年參加新四軍。曾任《解放軍報》記者、總政治部創作員，其子是八十年代著名朦朧派詩人顧城。
高考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班主任建議我報考華東師大中文系或歷史系，為保險起見，我自動降一級，報了廈門大學中文系，同學們戲言：你將穿着拖鞋去上課。
我再次投考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結果是預料中的，我們這些「剝削階級」出身的，初試就刷掉了，連政審也免了，穿拖鞋的廈門大學自然也沒份。進大學徹底絕望了，連工作都不可能獲得分配。
既然我已經被確定是資產階級接班人﹐那麼只有改造才是我應該走的道路。紅色資本家榮毅珍【註5】上門來﹐向母親身教言傳她如何動員獨生女參加了新疆建設兵團的光榮隊伍。她興奮地喋喋訴說，上月獲得周總理接見，「總理很關心我們子女，要走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啊。」她神秘兮兮地透露：「我看見中央文件說，工作要先給勞動人民子女，資產階級子女不會分配工作，只好待在家裡做社會青年。」那年代「社會青年」和「流氓阿飛」一樣，同屬落後青年，是里弄居委監視的對象。
【注5】榮毅珍(1918—1995）時任靜安區政協副主席。榮德生七子九女，其中四子榮毅仁﹑六女榮漱仁﹑七子榮鴻仁及八女榮毅珍﹐均參加社會事務。
榮毅珍拉着我母親的手說：「我們工商界，一定要讓子女走無產階級革命道路，要對得起黨啊。這次市裡要我們帶頭，9月15日這批是去北疆﹐條件比較好﹐以後都是南疆農場。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 !」
8月，上海市委統戰部召集我們這些所謂「市級統戰對象」的子女座談﹐趙忍安副部長大手一揮:「招工要按家庭條件﹐所以你們是不可能分配工作的。做哪個階級的接班人﹐對你們及你們的父母﹐都是黨對你們的考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是真心還是假心 ?這次市委希望你們帶頭﹐市委會寫信給新疆﹐分配工作時要照顧你們﹐9月15日這批是去北疆﹐條件好﹐以後都是南疆農場﹐你們自己考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 !」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走哪條道路是一個嚴肅的政治選擇﹐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我明白父母已經沒有選擇﹐那麼﹐我還有選擇嗎 ?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
「告別黃浦江﹐高歌進新疆。萬里跨風塵﹐青年志氣昂 !」
我和上戲的緣份盡了。
我和上海的緣份也盡了。
光華校園（1964年4月） 赴疆前（196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