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9) 附錄：遠去的記憶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9) 附錄：遠去的記憶

章志鴻妻子馬璧如的回憶錄《遠去的記憶》，2014年8月刊于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民間影像》第五輯，附于下。

遠去的記憶

馬璧如 遺作      章濟塘 整理

我們馬家祖籍陝西扶風郡，馬氏是中國回族大姓之一。聼長輩說，長毛暴亂時，全家逃避戰禍，一路南遷，途中失散了祖父两個弟弟或一弟一妹，只剩祖父一個小輩，最後在紹興停留了多年，住在當地一個潘姓大户人家，祖父的親事也在紹興定下來，祖母是紹興人。最後我家定居杭州，因此我们祖籍陝西，但以杭州為籍貫。

到杭州之初，祖父擺過地攤，後來景况好轉，開設了杭城一元布店，賣布匹和綢緞，店里最低價格只要一元，這家布店經營了百多年，直到解放後公私合營。祖父事業有成，在肅義巷十七號建立了家宅。老式房子有前廳，有厢房，後花園有花草假山，前後之間有個書廳房，也有假山，書廳院内有個門，通向隔壁四周有屋的大棧房。

祖父有五子三女，父親馬久甫排行第三，我父親有四子五女，我是長女。我四叔怡甫在中國銀行杭州分行，五叔極甫在上海交通銀行，我的堂兄弟也都在中央、中國、交通三行供職，分散各地，直到抗戰勝利大家回上海，全家才團聚。

我母親是繼弦，原名朱綿箴，學名佩言，浙江湖州人， 生于1895年。外公家書香門第, 大舅二舅都留日學醫，外公任職京滬杭兩路局，隨父移居杭州，母親是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首届畢業生，寫得一手好字， 工詩詞昆曲。

父親前妻王氏娘娘生兩子，長子家駿，二子家馴。大哥家駿由祖母帶領在杭州長大，在浙江省警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後派到寧波鎮海任警官。八一三抗戰爆發後逃回杭州當教師，住在肅義巷家中直到解放，1954年「肅反運動」中以歷史反革命罪名被捕，1960年底亡故于内蒙勞改營。

我家在紹興居留時，與潘家結緣。潘家有三子，長子潘履園長大後到杭州讀私塾，和馬家大小姐馬碧梧(我父親的大姐)同窗，後結爲夫妻，杭州話稱姑母為「大乾娘」，稱大姑夫潘履園為「大乾爺」。二哥家馴出生不久生母亡故，因大姑母一直未生育，遂由大姑母領養。

天津時期 (1921-1929)

1915年大姑夫潘履園奉浙江興業銀行命到天津設立分行，任首任經理，父親隨他赴任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襄理﹑財務總管。1921年我出生在天津，當時因为外婆家的舅舅們都是日本留學生，所以我們兄弟姐妹，都是請日本接生婆來家接生的。

天津浙興業銀行設在宫北大街，1925年遷到法租界二十一號路(今和平路濱江道口)，這座古典主義大樓現在是天津市的歷史保護建築。當時銀行界社會地位很高，出入有馬車﹑包車(專用黄包車)或汽車。大姑夫一家和過繼給他們的二哥住在銀行大樓頂層，我記得那迴旋的大理石樓梯，又高又大，望而生畏。

1926年，祖母過世，全家回杭州奔喪。出殯時，祖母放在家里大廳中央的棺木上，頭向外，頭髮散開，後面跪着兩排家人，由各房媳婦上去為婆婆梳头，最後再由專人為她梳成髮髻。二哥拉住我跪在最後邊，出殯時最前面是大白色布幕，孝子孝孫都走在幕帳中，女眷們坐轎子。因為我家大伯、二伯及潘履園在清末都中過舉做過官，出殯時一路上還有多處路祭，直到一個大廟，我们都住在廟裡做佛事。

記得在天津時，我們和大姑夫两家曾带了女庸姜媽去北平旅游，住在萬牲園(動物園)對面的俄國飯店。在天津的日子，我印象最深的是離銀行不遠有個中原公司，就是今日天津百貨大樓的前身，當時是天津最現代最繁華的中心，樓下是百貨公司，頂樓和天台是游藝場，像上海大世界一樣，有各種演出。中原公司的總經理姓鄧，也是杭州人，他家和我家相鄰，都在法租界，鄧伯母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揆初的姑媽，送給我們一張長期門票，鄧伯母常約我媽媽去購物，年長我三歲的二哥家馴帶我去玩，他去看平劇，我去看電影，那時我六歲。1928年11月，大姑夫潘履園身體不好，退休回了杭州。

上海時期 (1929-1934)

大姑夫潘履園的二弟三弟供職中央銀行，是宋子文的助手，當時各銀行家族互相通婚很多，潘履園和浙江興業銀行負責業務的常務董事蔣抑卮關係密切，蔣抑卮有六房太太，大女兒蔣童祁嫁予銀行家朱博泉，潘履園女兒我稱她小姑姑，嫁给蔣抑卮侄子蔣彦武。曾任蔣介石總統府秘書長的蔣彦士，和2003年非典時的著名醫生蔣彦勇都是該家族後人。

1929年蔣抑卮將我父親調到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總行担任襄理，我家也搬到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 一個石庫門里弄房子。我最小兩個妹妹都出生在上海，院子裡放包車，爸爸每天坐包車去銀行上班。當時銀行業辦了一所小學，在張家花園内，叫「行之學社」，我開始上小學。我記憶尤深，念的都是古文，數學用算盤，下課就在大門外弄堂裡玩，後來轉學到培成女校，即後來的小沙渡路小學(今長壽路)，我没念過英文和正規數學，父母給我補習，兩年後小學畢業。

南京時期 (1934-1936)

1934年父親奉調南京分行經理，那時從上海到南京坐火車時間很長，我們全家包了卧車去南京上任。南京分行在白下路97號，外面是營業廳，裡面是經理住宅，父親月薪三百大洋，那時一担米只要五元，生活是富裕的。南京分行待遇很好，配有公館、汽車、包車，還有厨房男女傭工，我們從上海也帶去女傭丁媽和施媽。母親將陪嫁的丫環愛菊嫁給了包車夫。次年春節，一家人第一次由南京開小汽車去蘇州外公家拜年。外公原在上海開藥厰，後來把藥厰交給畢業于同濟醫學院的大舅，自己退休住在蘇州。

浙興銀行前任經理楊蔭蒲，是經濟學家，不太熟悉銀行業務，父親調任南京分行後，業務才走上正道。國民政府中有不少人要做股票公債等但不方便去國營銀行，要和民營銀行往來，父親因此認識了不少國民黨官員。父親是銀行經理，銀行公會會員，應酬很多，有時請客要帶夫人，但我母親不喜歡交際，因此父親就經常帶我同去，後來人家請客，給父親的請帖上就寫夫人及小姐。

母親參加南京女青年會烹飪班，學做西餐蛋糕，特地定了一套天藍色英國瓷器。母親也學會了拍照，所以我們當時留下很多照片，但在文革中都被毀了。父母喜歡旅行郊遊，假日就帶我們去中山陵、明孝陵、燕子磯等風景名勝玩。1935年夏天，上海銀行創辦人陳光甫開設的上海中國旅行社首次舉辦銀行界泰山遊旅行團，火車在上海出發，經南京時我們上車，我們四人包一個臥鋪間，火車晚上開，白天停，一路北上一路玩。8月27日，天不亮我們就在袞州下車﹐坐轎子到曲阜﹐一路上有樂隊奏編鐘古樂﹐我們參加了由孔子七十七世孫孔德成和馮玉祥﹑韓復榘主持的祭孔大典。

我在南京進了著名的教會學校匯文女中，當時我的學名是馬如如。在這裡我開始學琴，每天放學後去禮堂旁邊的琴房練琴，老師是一位白俄老太，我的英文名Katherine就是她為我取的。後來到上海時我改名为馬璧如，因為上海話「如」字不好念。

當時同學很多是政府要人之女，我最要好的同學蔣碩美，她父親是駐日大使蔣作賓。她兄姐都留學日本，留她一人陪外婆，她也是由上海轉來南京。另一人是杭州人陸如珍，也講上海話，是住讀生，我們三人最要好，還有居正的女二。在匯文女校，中飯是包在學校的，陸如珍是住讀生，我常帶私菜去給她，後來她先我一年回了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楊惠，矮矮的個子，每天由她母親坐汽車送來上學。她非常聰明，每半年跳一級，當時學校是分上下午兩班的，兩年後她已是高中生了。抗戰時期她進了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出名的高才生。我和丈夫章志鴻1947年去美國紐約時，住在190街335號，又巧遇她。那時她已準備回國，更巧的是我們1950年回國後住在江蘇路中一村，又和她在其他朋友處重逢，因此常見面。他老公叫唐迪，是著名外科醫生。他妹妹是我在上海女青年會認識的，五十年代初，大家還熱衷交友聚會，尤其互相是校友，又都有國外經歷。楊惠回國後，是上海財經學院教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匯文女中時，我參加合唱團，我們的老師就是出名的中國音樂家楊嘉仁(1912～1966)，他留學美國在密歇根大學得了兩個音樂碩士學位，回國後任教匯文女中、上海之江、南京金陵、上海聖約翰﹑國立音專等學校，解放後担任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他的妻子程卓如是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第一任校長，這樣的人才，文革時夫妻俩自殺身亡。

楊嘉仁在匯文女中時，他弟弟楊嘉林就在匯文對面的金陵中學讀高中。1936年蔣介石被張學良扣在西安(西安事變)，全國各地都遊行抗議張學良，宋美齡趕到西安營救，蔣宋回南京時，楊嘉林率領男校學生來動員我們女校學生，一起在街上夾道歡迎。

父親的銀行公會每月有電影票送來，那時我每個禮拜六都去看電影，下午作文課我和蔣碩美總是早早交卷，趕去看兩點的一場電影。那時看了很多電影，大多是好萊塢電影。

父親應酬特别多，加重了他的胃病，醫生說要吃新鲜牛肉汁，于是每天包車來接我時都去牛肉莊買一塊生牛肉，帶回家用開水泡一下，再用壓榨機把肉汁壓出來，牛肉就燒成红燒牛肉，給我帶去學校當作菜。

浙興銀行在南京新街口有塊地，父親就任後開始建造銀行辦公樓，落成尚未遷入，他因嚴重胃病决定退休回杭州。1936年春，父親發起全家大團圓無錫游，同時托四叔在杭州物色房子，準備全家返回故鄉杭州。

抗戰時期 (1937～1945)

四叔為我家在杭州找到大塔兒巷七號一所花園洋房，原是美國教會產業，後面是所中學，兩所洋房原是正副兩位校長的住宅，這房子是美國南方式樓房，樓上房間前有个大轉彎陽台，有三扇門可通三間房，有個大樓梯間，前面花園本是個網球場，父親把網球場改為中式花園，有假山亭子及葡萄棚。

1937年初父亲退休回杭州，仍被任命為浙興銀行杭州分行經理，我也進了杭州省立女中讀初三，又巧遇南京同學陸如珍。大姑夫退休回杭州後在莫干山，造了前後兩座别墅，蔭山路75號是潘家，74號是我家，不遠處就是蔣抑卮的别墅。不久大姑夫去世，他在杭州的大宅後來成為浙江省長吳鐵城的住宅﹐大姑夫的遺產大部捐給了香山慈幼院，古董捐給浙江省博物舘，葬在莫干山潘馬兩家合置的家家族墓園，墓道牌坊刻有「兩姓墓道」，聽説至今還在。

1937年7月1日我和弟妹上了莫干山，父母每星期上山來看我們。我家往上走就是莫干山的中心崗頂，大多是外國人的别墅。二哥家馴過繼給大姑夫姑母後跟他們生活，他們為二哥造了一個游泳池，旁邊還有個亭子，山上的泉水很凉，走過一片竹林就是著名的劍池，清晨可以聽見下面一個廟裡的鐘聲。我雖是杭州人，真正住在杭州不過半年。

 1937年，莫干山家中泳池，左起大哥、四妹、我、二哥

好景不長，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不久八一三事變，抗戰全面爆發，日本人占領了上海，大批難民逃來浙江。當時也在山上的上海大亨張嘯林召集大家開會，說要堅守在山上，但過後不多日他第一個逃走，後來做了漢奸浙江省長。

那時由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最大橋梁錢塘江大橋剛竣工，這是浙江興業銀行杭州分行貸款興建的，1937年9月26日舉行通車典禮，父親代表浙興銀行，和總設計師茅以昇一起剪彩。當時有人說「錢江大橋」四個字是金木水土﹐獨缺火。這時日軍已逼近杭州，為阻日寇南下， 12月23日茅以昇親手炸毁了大橋。

我們在山上知道日本人没有進入上海租界，父親决定逃去上海。那時上海和杭州交通已斷絕，我們先到寧波，父母在錢江大橋炸毁前一刻才最後撤離，和全家在寧波會合再乘船到上海。我們在杭州塔兒巷的房子成了日軍高級軍官住宅，花園裡養馬。我們到上海後，父親頂下霞飛坊40號一所三層樓房，和許廣平家成了鄰居，從此我們就成了上海人。

1937年底日軍進入南京，國民政府遷到陪都重慶，南京成立汪精衛僞政府，在上海設立中央儲備銀行，行长周佛海特來我家邀請父親出任南京分行經理，父親借口身體不好堅決推辭。

1938至40年，我在懷文女中(原名務本女中﹐解放後改為市二女中)念高中，繼續學琴，父親為我買了鋼琴作為我十八歲生日禮，這是我第一座鋼琴。當年上海的同學至今仍在聯係的有黄孝春﹑吳啓蓮﹑汪蘭馨﹑李宗善等，當時弟妹都小學及初中，我已是大姑娘，有了自由和同學交往的權利。

 高中畢業 (1940年上海)

  1937年初和母在杭州家中

在高三時，交大畢業班辦話劇，缺少女配角，二哥同學知道我會講國語，就介紹我去，當時演女主角的是我同班同學李宗善，她也來自南京，每天下課後我和她同去排練，地點在紹興路的劇場，當時作為交大業餘活動場所，排練結束大家推了自行車送我們到霞飛路口分手。交大畢業班話劇共演三場，劇中男主角和李宗善演一對情侣，我出演男角的妹妹，男主角不久去了大後方。演出時化妝由李宗善請來他表兄陳述，那時他在某話劇團工作，劇團中有黄宗英﹑馮喆等人。我化妝後陳述說我像陸露明，就稱我為小陸露明，說我國語很標準，動員我加入他們劇團，但我知父母决不會同意，李宗善去了劇團，但工作一年後仍回來進了東吳大學念書。陳述等和我保持聯係﹐直到文革。

1940年夏我和吳啓蓮考進東吳大學醫學院，當時美國還未參戰，很多學生都轉去大後方。我進醫學院後買了脚踏車去上課，這是我第二輛車，第一輛是剛到杭州時買的，没騎幾天就上莫干山了，第三輛是作為陪嫁帶進章家。

我一共有過三輛脚踏車、三隻鋼琴。父親因上次買琴認識了老闆，經過琴行時常進去和他聊天，1943年我訂婚後，爸爸又托他物色一隻好琴，作我的陪嫁﹐家裡的琴留給弟妹用，這第二隻琴在文革 抄家被抄走，後來分派給上海音樂學院陳鋼教授(《梁祝》的作者之一)，他說文革中的曲子都是在這隻琴上寫的，文革後被我家取回，我的第三隻琴是在美國波士頓時志鴻給我買的，回國時丢下了。

我和丈夫章志鴻的相識也是個奇妙的事。1942年我已讀醫科二年級，一次去解剖室見到一具蓋着白布的尸體，男生存心作弄，當女生走近時，突然把白布取走，露出血淋淋的腦子，特别惡心，幾天吃不下飯只想嘔吐，實在無法再念下去了。

父親建議我改學商科，他精于此道，可以輔導我，因此决定改讀商科。東吳大學是蘇州名校，抗戰事情在上海成立分校。就在這個暑假，記得在吳啓蓮家，幾個同學見到報紙上有廣告招聘家教，大家都試着投了信去，過了不多天，接到電話要去天津路榮豐紗廠辦事處面試，母親陪我同去，就這樣定好日子去章家做家庭教师。三個學生都是三四年紀的小學生，實際是陪他們過個暑假而已。上午兩小時就完成暑假作業，下午基本玩玩，我還教他們彈琴，中飯在樓下飯廳放了兩大圓桌，全家人一起，飯後在飯廳前的坐起間聊天，這樣一個多月和他家人也熟了。1942年暑假過完，我又去上學，以後章家有時出外聚餐，志鴻兩個妹妹常來我家拉我一起去。

當時志鴻的阿爸章榮初在上海事業做得很大，屬下有榮豐紗廠等二十一個企業。1943年我父親六十壽辰，志鴻阿爸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徐寄廎為媒，向父親談我和志鴻婚事，交换八字。徐寄廎是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也是阿爸榮豐紗廠的常務董事。

因為還在日本占領時期，父母也想我們早點結婚，然後去重慶轉赴美國。不久美國參戰很快就勝利了，所以我們直到1947年才去美國。

1944年4月8日，我們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没有酒席，只設茶點。當時的風氣，没有像現在這樣大擺宴席的，只有簡單的茶點。我們的證婚人徐采丞，是志鴻阿爸的老朋友，杜月笙留在上海的代表，也是榮豐紗廠的常務董事(榮豐紗廠挂名董事長是杜月笙，當時已去重慶)。儘管我們是自由戀愛，當時習俗要有男女雙方介紹人，男方介紹人徐寄廎，女方介紹人是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項叔翔。婚禮完畢，我們坐上汽車回家，前面是一輛軍樂隊大卡車開路，一路奏樂，回到紹興路54號家中。客廳已擺好多桌中國式小堂明，長輩們都换上中式禮服，我們向所有長輩行見面禮，一位一位地跪拜奉茶。

  1944年婚禮

紹興路54號原是美國領事館造的僑民俱樂部，造好後因爲戰爭沒啓用，1940年志鴻阿爸用四千兩黄金，以志鴻的名買下來的。家中所用物品都是最好的，我們在上海最好的進口家具公司，大光明隔壁的福利洋行定購了金黄柚木和暗紅核桃木雙拼的全套家具。

我們結婚時的女儐相張錫謹，後來嫁給當時駐上海的國軍空軍軍官王光復上校，他們1948年去了台灣。王光復是王光美的五哥，在武漢戰役中，一人擊落九架日本飛機，1985年退休去了美國。我和他們失去聯係幾十年，2007年我到達拉斯女兒家，竟又和他們重逢，真是恍若隔世。

  2007年與王光復張錫謹夫婦重逢在達拉斯

留美三年 (1947～1950)

1947年我們到達美國，在舊金山住了一個月，和我們同船去美國學醫的葉英，他太太从澳大利亞來美國和他結婚，不太會說中文。葉英是中國著名的寄生蟲病專家，解放初回上海任第一醫學院教授，文革中葉英自殺未遂斷了右臂，不久又肺炎被誤診而死，文革後葉太太帶子女回了澳大利亞。

我們從舊金山乘火車去紐約，這時楊小磬﹑陳德華都在紐約，楊還帶一個朋友來訪，巧得很，原來是交大話劇團的小林，他在哈佛和陳德華同學。我們出國前，志鴻有六個好友，自稱六君子，約好學成回國創業，其中兩人先我們回國，其他都留在了美國，回國的兩人，陳德華和凌志鈞，凌被戴上右派帽子，陳德華在文革時被抄出一張與外國同學拍的照片，硬說是美國特務，鬥得受不了而跳樓自殺，妻子當場瘋了。

在紐約我們住在華盛頓大橋附近的老式公寓，對門是三個中國留學生，沈昌瑞是陳誠將軍的秘書、國民政府駐美使館武官，葉維洪是上海富商葉澄衷的孫子，袁孟晋是中國新聞社記者。

1948年12月，沈昌瑞的未婚妻楊小燕來到紐約。楊小燕是湖南人，父親楊開道，是楊開慧的堂哥，當時是武漢大學校長。他們在紐約河邊教堂，由幾個朋友證婚，舉行了極簡單的婚禮。

  1947紐約

    1948波士頓

 1948夏威夷

1950年志鴻完成碩士，準備繼續讀博士，這時接到上海來電，他母親查出得了乳癌要開刀，那時聼到癌症，猶如判了死刑。我們馬上决定回國，船期是斷月在洛杉磯上船，當時我們在波士頓，匆匆整理行李，先開車去紐約，住在沈昌瑞家，我們把車賣了，乘長途汽車到洛杉磯上船。

由於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雙方已交惡，航線從上海改為香港，行李又多，都是老式的鐵皮立箱，上船時很麻煩，我的次子生在紐約，是美國籍，上船時美國海關刁難，結果只隨身帶了兩隻小皮箱，其他行李委托給沈昌瑞。1952年他到香港時替我們帶到香港，我們再申請去香港拿回來。

歸國之後 (1950～2014)

我們回國後，志鴻進他父親的榮豐紗廠，經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那些年非常困難。我們搬出了大宅，住房越搬越小。

1952年父親突然腦溢血，送進虹橋療養院單人病房，我天天去醫院陪伴，就這樣躺了三星期，没有醒過來。當時本想運回莫干山家族墓園，但解放了，我家的私人墓園被沒收了，只能在杭州南山公墓下葬。

1956年公私合營後，得到了定息，生活穩定下來。志鴻參加了民主黨派民建會，我也參加了市和區兩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家屬委員會，幾乎每天有學習會，還要定期去政校學習，認識了不少新朋友。

 1963年42歲上海

1966年文革開始，一家又跌入恐怖深渊。志鴻是上海市機電局重型機械公司副經理，1966年8月26日第一次抄家時，母親正好在我家，來抄家的人不許她離開，坐在客廳中看到結束。之後母親家也遭到抄家，把她從前房趕到後房，前房封起來，當時已届七旬的母親，被造反派威逼站在小凳上受批鬥。

更慘的是在北京紡織部工作的二哥二嫂，因為被搜出所謂「變天賬」，就是大姑夫的莫干山房產證，夫妻兩人通電自殺，母親傷心欲絕。我們家都是反動階級，無人可去北京處理，二嫂姐姐趕到北京，將兩個孩子帶回上海。現在他們都已成年，留學美國歸來，女兒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授，兒子是浙江美術學院教授。

到文革最困難的那兩年，母親癌細胞轉移到肝，幸好没有痛苦只是昏睡，1970年母親在睡夢中去世，和父親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

總算熬到文革結束，因為我次子出生在美國，中美建交後，他恢復了美國籍。1982年我也移居美國，當時我已六十一歲。初到美國，一無所有，只能去工作，此後幾個子女都陸續出來，一家逐漸重新安頓下來。

 2016年10月 96歲生日在香港

1986年，志鴻由上海市政府派到香港主持上海實業公司，那幾年我們很多時間在香港生活，志鴻退休後也移民美國。2008年春我和志鴻定居香港，和長子一家生活。年底，志鴻離開了我，現在我是章家、馬家兩家最老的人了。回顧這一生，走過不平靜的九十多年，雖有起伏終歸安定，雖有磨難總算平安，我心足矣。

                                                                                        2014年1-3月寫于香港  

章馬璧如，2016年10月在香港去世，現與章志鴻合葬于上海杭州灣畔基督教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