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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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來的路(76)哦,自由了

(2024-05-25 20:34:00) 下一个

我走來的路(76)哦,自由了

八十年代,看什麼報紙,代表你什麼身份,看《信報》的是金融界,看《明報》的是知識分子,小市民看《東方》和《成報》,看《今夜報》和《田豐馬經》更下一層,所以我看《明報》。

《明報》有兩個專欄我必看,一是哈公「怪論」,一是張文達「三山人語」。現在兩位文壇奇才都已離開人世。

四十年代張文達在上海《新聞報》做採訪部主任,一支生花之筆,享譽報界,大陸「解放」前夜,他改名換姓,離開報社,從此停筆,在海關做一個小職員。他比我早两年到香港,即被親台的《星島日報》聘為主筆,并在多家報紙撰寫專欄,古今軼事,廣引博採,文思涌泉,筆墨縱橫,被香港文壇譽為散文第一人。

1986年10月他的《牛棚夢憶》寫到在奉賢五七幹校的生涯:「直到現在,我還時常做夢,身在牛棚中,在窒息中忽地醒轉,哦,自由了。」

我有感,乃寄一箋于他,三天後他的專欄刊出《死生契闊存真感》:         

讀者章先生來信云:「我昨夜又夢見自己在西北餵豬,啊呀,怎麼好幾天忘了餵食,三十多隻豬全餓得一把骨頭趴在地上,怎麼向革命小將交代啊,急得我團團轉,忽然醒來,哦,自由了。來港五年,幾乎每月有一兩次重複那個夢,夜半醒來,轉輾難眠,望着窗外微明的天,不知是欣慰還是傷感。」

這是那個時代的腳步聲,它重重地踩在我的心坎上。

這幾天陸鏗來香港,談及三十幾年前的往事,想起我們的好友陳丙一,并因收到章先生賜信更悽愴莫名。……丙一苟延殘喘之狀令我遠望酸鼻,我永遠不能忘記他的一句話:「我們已經屈膝投降了,還要怎麼樣呢?」死生契闊,鋒鏑叢殘,淚盡矣。寄語章先生,同是天涯淪落人,何妨把酒一晤。

我們相會於銅鑼灣日資「大元百貨」二樓的西餐廳,談吐中方知,他是我祖父至交、上海《新聞報》社長嚴鍔聲【注】的乘龍快婿。

嚴先生海寧人,1942年海寧錢塘江大堤坍塌,我祖父出資四億重修,大堤竣工之期,恰我出生,祖父為我取名「濟塘」紀念此善舉,而負責此工程的就是嚴鍔聲。1943年初,嚴告訴我祖父,有一批大中學教師,不願在日偽統治下教書,家境困難。我祖父出資,委託新聞報館幫助一百位貧寒教師連續四年。1946年再次委託嚴諤聲辦了「青樹助學金」,到1949年「解放」共負擔了四百多名清貧大學生的上學和生活全部費用。祖父并聘嚴先生為自己企業榮豐紗廠的董事,可見他們情誼之深。

張文達說,嚴鍔聲經常談起我祖父,這世界真小,我和張文達雖第一次見面,其實我們的鏈接,已經幾十年了。

「文革時,我岳父服了四百粒安眠藥,執意要死。」張文達說。

我們坐在明淨的餐廳,回首大陸非人的苦難與文革中親人的離去,耳邊傳來山口百惠的流行曲,怡和街電車的叮噹。

「哦,自由了。」

【注】張文達 (1921-2003)﹐原名張孝權﹐長沙人﹐上海《新聞報》著名記者﹐曾任駐京記者﹑採訪部主任﹐「解放」時改名換姓﹐離開報界在海關當個職員,避過各次政治運動。1980年到香港﹐應《星島日報》邀任主筆,並在多份報章撰寫專欄。1987年與倪匡胡菊人黄維梁、梁小中五人發起香港作家協會,推倪為會長。2002年回滬居住﹐次年病逝,臨終口占「一生多涕淚,青眼看江山」。

嚴諤聲(1898-1969)﹐浙江海寧人﹐《新聞報》社長。1949年後﹐歷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常委、民建中央委員。文革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藥自盡,以死抗爭。

陸鏗(1919-2008),曾任《中央日報》首席記者﹐1957年入獄,1978年赴香港。1982年因評論蔣經國不宜連任總統﹐被台灣列入不受歡迎人物。1990年協助許家屯出走美國﹐被禁入大陸。2008年6月22日病逝於舊金山。

陳丙一﹐《新聞報》南京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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