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66)香港來信

我走來的路(66)煙酒煙酒

一  香港來信了

1977年深秋，黃葉紛飛。

我一早捅開了爐子，豬聞到了香味，嗷嗷叫喚。會計股長老孫，笑嘻嘻走來，舉着一封信，老遠叫道「香港來信囉！」把一封信拍在我手裡。

香港來信！信封比國內的長，紙張雪白挺刮，義父一手繁體字令人耳目一新，郵票上英女王陛下的側面浮雕像，和藹可親，看上去和毛澤東選集封面上的劉開渠浮雕差不多。要在僅僅幾年前，這還了得？香港，外國，資本主義，腐朽反動，美蔣特務，亡我之心，條條都是殺頭的罪。現在，時代真是變了。

文化革命雖然已經威風掃地，但幾十年的對敵鬥爭餘風還在，反革命分子居然接到了海外來信！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國」對一般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叛國投敵」的帽子依然是中國人頭頂的生殺之罪，讓人不寒而栗。

這年10月，我父親少年時代的結拜弟兄沈先生，應邀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然後來到上海，父親和他二十七年不见，臨别提出请他幫我「動一動」。

我稱沈先生「義父」，一個多月後，義父從香港寄來了一封信，邀我「來香港讀書，將來回國建設四化。」當時全國正興起出國留學潮。

香港是大英帝國伊利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領土，去香港也屬出國。我拿了信不知所措，當時奎屯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首府(兩年後州府又遷回伊寧市)，我去州政府辦公樓，見二樓有間門口寫着「外事辦公室」，推開門，主任是個漢語說不清的哈薩克族人，他拿着信看了好一會，估計他看得很吃力，又很吃力地打了半天官腔，總之他說我可以去香港，回來支援四化建設等等，最後他在我信上歪歪扭扭寫了「同意」兩字，蓋了個很大的密密麻麻中文和維吾爾文的圓形圖章。

消息傳開，幾乎所有人都驚呆了，改造了十幾年的「反革命分子」要去外國了。公安局的回答是：現在黨的政策對外開放，你可以出去學習。支部書記呂景洲把這封信拿去給其他領導看，「反革命份子要出國了」的消息不脛而走，上級已經同意，誰也不敢再說什麼。

當時奎屯眾所周知已有一對夫婦前不久申請了出國，那是當地唯一印尼歸僑張秀玉，她和丈夫山東人楊春萊剛交了申請。「外事辦算個啥？要向公安局填表申請的。」他們指點我，奎屯市公安局也是因張秀玉夫婦才向自治區公安廳問清了手續，還剩兩份空白申請表，我填了一份，半年後，針織廠廠長程漢星的兒子程照榮夫婦填了第三份，直到今天，奎屯出來的只有我們三家。

我交了表，隔幾個月就去烏魯木齊黃河路新疆自治區公安廳探問，外事處接待室在公安廳傳達室旁邊，一早外面走廊長板凳上就坐滿了人，一個個強装笑顏，提心吊膽進去，只聽裡面吆五喝六地罵，「你還來幹什麼﹖我們按政策辦﹐該批就批﹐不批再來也沒用﹐回去等吧﹗」一個個又垂頭喪氣地出來。

七十年代末最新的詞匯是「走後門」，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爭取」，一趟趟上門哀求﹐低頭哈腰﹐卑躬屈膝﹐磨破嘴皮﹐如果找到熟人，看機會「烟酒烟酒」。中國的貪腐大軍就是從七十年代的「煙酒煙酒」，壯大到四十年後的「億萬億萬」。

我哪有後門？只有聽天由命。

二  傳説中的大官

1978年夏，有人來敲我門，開門不認識，一個賊頭賊腦，又矮又瘦猴子般，自我介紹是百貨大樓修收音機的，他說：「我知道你要出國了，消息很靈通吧。」

一臉奸笑地問：「你知道現在什麼都要關係，你有後門嗎？沒後門你怎麼可能成功呢？」

「我不認識你，你什麼意思？」

「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我有個關係可以幫你開後門，一定成功。」

好極，你有什麼神秘法道？

「我朋友桑大力，機修廠的，他岳父是烏魯木齊高級首長，我可以給你介紹，只要首長去講一句，公安廳立馬就批。」

「好啊，事成了我一定重謝。」

「辦成了他要個上海牌601錄音機，六百八十元那種。」

「可以，沒問題。」

「我要個國外最新的電子計算機。」他在無線電雜誌上看到當時國外的數字計算器，大如一本書。

「行，一言為定！」

交易達成，去見桑大力，他岳父原是水利廳廳長，文革打倒，原來的職位被人佔了，現在的位子是「自治區貧農協會」主任，也算個首長。

女婿煞有介事：「哎，你不知道，現在的官名多了，什麼政協、貧協，都是廳局級，和公安廳長平起平坐，一句話就成了。」這不錯，廳局級，和公安廳長平級，我也沒其他後門，管它死馬活馬。

幾天後，我帶着「女婿」的信去烏魯木齊見傳說中神通廣大的老幹部。

首長姓田，山東人，好客樸實，平易近人，把我當自家人，我就住在他家。他三個兒子，愛迪，50年生在烏魯木齊，當時烏市叫迪化，老二老三愛軍、愛民，我也跟他們叫「爸爸媽媽」。

吃完飯，我和老田一人一支煙，對老一輩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對文革倒行逆施的破壞，很有共同語言。一次和我談起當下幹部作風敗壞﹐他說﹕「俺實在看不慣哪，俺們都是一心一意幹革命的，就算夫妻，俺上了床是夫妻﹐下了床就是同志。」這樣正直、正統的老幹部在當時也不多。

三十年代山東人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闖關東去東北，一是越大海去高麗，老田二十來歲隨同鄉遠走釜山，在異國打工，積了點錢回鄉省親，抗戰正烈，他跟鄉間出沒的游擊隊走了，從此成了八路。

「華僑是最愛國的，文革說華僑都是特務，他們不了解，其實華僑是最愛國的。」難得有這樣通情達理、思想開明的老幹部，對我的出國要求一點不反感。「明天我找老徐問問。」「向老陳了解了解」老田為我走了好幾條關係，但都没有结果。

老田是我唯一可以寄託希望的，1978年秋冬我又去烏市，仍住田家。可惜，他只是個閒職「貧農協會主任」，終於有一日，他對我說了：「我實在沒辦法幫你，以後你到烏魯木齊還來我家住。」

我回上海過年，剛閉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兩條毛澤東思想的命根，中國進入鄧小平時代，「開後門」是鄧時代最明顯的特徵。

上海唱片廠技術員徐文煜，經常來幫我父親弄音響，聽說我正申請出國，說：「哎，巧了，我妻子的老同學張亞敏就在烏魯木齊，她老公很有門道，你去找他一定有辦法。」我回到烏魯木齊，就沒再去麻煩老田，去了張亞敏家。

張亞敏是烏魯木齊交通局屬下汽車隊的黨委辦公室主任，她丈夫高世華，山東人，汽車隊技術科長，兩人一望就是上海小資和山東豪漢。

1979年2月17日在張家晚飯，聽廣播「中越自衛反擊戰」打響。當時雖說改革開放，進來的大多是港商，第一個合資企業就是香港唐翔千在烏魯木齊的天山毛紡廠。鄧小平綿裡藏針，高瞻遠矚，知道沒有西方資金技術和管理制度的大舉進入，改革開放根本空話一句，而沒有美國帶頭，西方國家不可能進入中國，中共要避免崩潰，中國要起死回生，必須抱住美國。79年元旦中美建交，1月28日老鄧訪美，向卡特總統交了底，「即使做不成盟友，也要做好朋友」。鄧歸程順道訪問日本兩日，2月8日回到北京，告诉政治局的同志：「跟蘇聯的都窮了，跟美國的都富了。」17日向美國的死敵、中共「同志加兄弟」的盟國越南發起突襲（當時《中越友好同盟條約》尚存），這是中共給美帝的投名狀，開啟了中美心照不宣的十年盟友蜜月。

一個星期日，高世華、張亞敏夫婦帶我去烏市南郊水磨溝，烏市法院張副院長家。我回新疆前，父親一個朋友從美國來看他，送了兩瓶西班牙紅酒，我帶回了新疆，另外還有幾條鳳凰牌香煙，高世華一看說，這種東西送不出手的，他拿了兩瓶新疆著名的烈酒伊犁大麯。那時新疆幹部的居住條件很普通，院長家土牆小院，幾間平房。張院長也是山東人，豪爽好客，馬上親自下廚炒菜，一會又來了一群朋友，一大圓桌人，大碗肉大碗酒，觥籌交錯，杯碟狼藉，直到天黑離開，我根本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高世華說，不要緊，我過兩天和他談，但從此沒了下文。

中國的春天，乍暖乍寒，1979年3月，鄧小平臭名昭著的「四項基本原則」出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剛剛走出文革思想禁錮的中國人，狠狠地當頭一棒。《詩刊》八月號發表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作爲一個黨員軍人，詩人對這個軍政權提出拷問，在全國引起巨大回響，觸動了高層的神經。

老鄧的改革，左右開弓，看似矛盾，其實目的只有一個，保住中共的政權，延續中共的殘命。寒流高壓突然降臨，人們對這種山雨欲來的氣氛太熟悉了。張亞敏回來對我說：「今天黨委傳達中央文件，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看樣子又要搞運動了。去年底我剛入黨，提了黨委辦公室主任，你住在我家不方便，還是住到你親戚家去吧。」

既然下逐客令，我就回了奎屯，此後就再沒去張家，過了三個月再到烏魯木齊就住在建國路的袁叔叔家。

學建築的東北人袁忠業，和我姑母都是1949年投奔革命的大學生，姑母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化學系，分派到空軍油彈處研究室工作，袁忠業經常去我姑母工作的南苑機場看她，1950年上級突然一個命令，就把他調到五千公里外的烏魯木齊。姑母寫信把我介紹給袁叔叔時，他是新疆電力設計院總工程師。

我在烏市焦躁週旋，奎屯那邊已把我當「統戰對象」看待了。七十年代末一般人對「出國」的態度是奇特的，文革動輒「叛國投敵」的帽子，依然有它的恐怖權威性，但南窗薰風已經吹到了中國大地每個角落，人人心裡那扇小窗也開始打開，原來外面的世界那麼精彩。

既然公安局說我可以去香港，誰也不敢說三道四，他們不知道其實我的申請壓在烏魯木齊公安廳外事處的卷宗底層，要不是後來得遇貴人，柳暗花明，我跳出苦海的機會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