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63)革委會的禮物
1977年1月8日我回到上海,家中客廳已用隔板隔成三間,我們的新房只有六平方米。當年大多物品都要憑各種票證,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連肥皂草紙都要票。用全家一年的「工業用品供應券」給妻子買了一雙皮鞋。
我與妻1975年1月相識時,毛主席是萬歲的,文化革命也是萬歲的,因此我們決定走向婚姻時,我不能隱瞞我的「真實身份」,我告訴她我是個現行反革命,我的工作是喂豬,她說了一句「那你就不是壞人」。她三哥也是反革命,當時還在提籃橋監獄,我們婚後一年多才出獄。文革熱潮正在冷卻,右派分子成了有學問的同名詞,反革命成了好人的同名詞,只是大多人還是顧忌現實,不敢和這些時代的囚徒走在一起。
我想不到這兩年給她的百多封信,對她那麽重要,她說她的同學朋友中,沒一個有我的才華,她願意嫁給一個喂豬的反革命。她說,你到退休終可以回來的。
按規定,探親假只有十二天,加婚假七天,我2月12日成婚,回到上海已一個多月。新婚第三夜,有人敲門叫「加急電報」,拆開一看是奎屯來的,「章濟塘:勒令你立即返回,否則從嚴處理。奎屯支行革委會」
這就是革命委員會給我的結婚禮物,革委會主任查麻子給我的結婚禮物,我永遠不會忘記。
去上海市勞動局以「夫妻分居」理由申請調回上海,交上表格,接待員說,要排隊,大約要等十二至十五年,那時我起碼五十歲了。
婚後第一百天,我返回新疆,問支部書記呂景洲這「勒令」是什麼意思,他支支吾吾,他這個無能的黨支部書記和查麻子這個蠻橫的革委會主任到底誰領導誰 ?查四福堅稱,農七師政治部只解除了我監督勞動,我依然是反革命。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公布華國峰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4月,廣州美院呼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李一哲大字報》三名作者被捕。「四人幫」雖然已被「粉碎」,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出屍臭,文化革命還在按毛的「遺願」進行到底。
兩股力量在較勁,人民的呼聲不再是地下的暗流,一部十多年前的老電影《甲午風雲》重新放映,當電影中的主角鄧世昌出場時,一聲「鄧大人到!」全場起立,掌聲雷動,鄧小平已成為否定文革的符號。千百年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今天扭成了一股繩,心裡凝聚了巨大的能量,迫切的期待,要衝破藩籬,開創新天地。
7月22日,一早廣播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毛澤東「階級鬥爭路線」被否定,老鄧第三次復出,恢復全部職務。國門正在打開,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給我們這代人的營養,後半生用之不盡。
10月,我父親少年時代義結金蘭的兄弟、我的義父(契爺)沈先生,受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1948年他到了香港,開設書店,1966年創辦香港最大的圖書發行公司。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德高望重,九十年代起擔任香港文具出版業商會理事长直至2012年逝世。
北京活動之後,他來上海會親,父親和他幾十年不見,感慨坦言,說起我無法回上海,請沈先生幫我「動一動」,去香港或許倒是一條路。
香港,親切又陌生,1947年我祖父曾打算把部分企業搬去台灣,帶了他的建築師吳紹璘【注】先到香港,豈料他們乘船從香港到達基隆,偏偏就是2月28日(「二二八事件」),被困船上三天只得返回香港,祖父斷了去台灣的念頭。
【注】吳紹璘,德國柏林工學院博士,和同在德國留學的蔣緯國友好,1943年回國,在重慶拜杜月笙為師,45年回上海,寄住章家,1949年3月赴香港,其子吳光正,包玉剛二婿,現香港九龍倉、會德豐、有綫電視等多家公司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如果當年不是那麽「凑巧」,哪怕祖父早三天在寳島登岸,機器卸在基隆,遲早會建一個厰,當年台灣幾乎沒有工業,1948年我祖父就沒有可能在香港被政客李濟深忽悠統戰回大陸,我將在台北上小學中學,可能和白先勇、龍應台一樣畢業于台大英語系,那麽我的故事也就沒有了「解放」、「上山下鄉」、「文革」,沒有了災禍和磨難,也沒有了我現在的心靈醒覺和人生感悟。歷史在關鍵時刻走上了歧路,我的家庭終於和這個民族的主體一起,陷入了深深的泥潭。
香港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彼岸,1949年3月吳紹璘一家移居香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延續,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中國黑屋唯一可以仰望天空的縫隙。吳紹璘和筆者父親保持通信直至文革,在他1964年初寄來的月曆上,我第一次見到了現代的香港,藍天碧海,拔地高樓,剛落成的希爾頓酒店、香港大會堂,中環灣仔新填地還沒多少樓房,道路整潔,米字旗飄揚,一看就是「外國」。
文革結束,我們才知道世上除了美國日本這些望塵莫及的先進國家,還有「亞洲四小龍」,其中除了韓國(當時叫南朝鮮),香港、台灣、新加坡都是華人為主的國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謊言,不攻自破,香港更是「四小龍」之首。
呵今日香港是怎樣的呢?香港,會是我未來生活的地方嗎?我的認罪改造生涯真的能改變嗎?我不敢作此妄想。也許,這又是一場夢,我早已習慣了逆來順受,那就夢下去再說吧,我根本不相信命運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