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我走來的路(42) 砸爛狗頭
我在131團4連已改造了大半年﹐1968年7月﹐「紅色戰士」二號勤務員魏顯治叫我去連部，是趙龍生、張會新，來押我回原單位奎屯銀行去批鬥。
步行五公里回到奎屯，天已擦黑，把我關在一個房間，裡面有張木床。離開這裡半年多了，習慣了農場的小油燈﹐城裡的電燈真明亮﹐習慣了連隊的葦桿床﹐城裡的木板床真舒服。革命群眾在開會學習，我乾脆鑽進被窩，管它明天死活。
「起來！起來！」有人猛踢我床，我驚醒一看，范繼峰厲聲喝道：「這是你睡的嗎？起來！走！」革命群眾的學習會剛結束，我這反革命已在呼呼大睡。
我起身跟范繼峰到會議室，他指着牆角三張麻袋說：「這裡！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行，明天向革命群眾交代。」范繼峰出去把門反鎖上。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帶回房間，被勒令寫這半年在農場的罪行交代，一上午沒人進來。下午，上班鈴聲響﹐側耳聽，會議室裡正在唱語錄歌﹑喊口號﹐批鬥會開始了。李宏元﹑宋北倫兩條革命好漢推門進來﹐一臉凶神惡煞﹐二話不說﹐把我手臂猛一反扭﹐痛得我差點叫出來﹐再被強按下頭﹐一路急步疾奔﹐在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中被連拖帶拉推進會議室去。
當你被扭曲雙臂﹐壓彎腰肢﹐兩眼直望著自己急奔的雙腿﹐哪怕幾十步之遙﹐十來米之距﹐已叫你兩眼金花﹐雙膝發軟﹐臉色死灰﹐氣血不繼。一進會場﹐只聽得滿場震耳的口號聲﹐昏昏然如墮火山油鍋﹐即刻又被揪住頭髮﹐把你的頭拉起來的同時﹐膝彎被狠狠地一腳﹐加上兩肩用力的重壓﹐不由你不向偉大領袖慈祥的寶像雙膝跪下。不用看鏡子﹐我也知道自己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衣冠不整﹐驚恐萬狀﹐面無人色﹐狼狽不堪﹐活脫電影裡的階級敵人﹐自然更激起廣大革命群眾的同仇敵愾﹐於是革命口號更加響亮﹐革命鬥志越發昂揚。
這種批鬥方式雖非文革首創﹐據說在井岡山清查「AB團」﹑延安整風﹐以及各解放區查「托派」時早已證明屢試不爽﹐非常見效﹐但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推廣﹐發揚光大﹐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高度﹐並在人類虐待史上寫下光輝一頁﹐則實在是文革一大貢獻。
等我緩過氣來﹐這才發現今天不是我獨當一面﹐甚至還不是主角呢﹐陝西佬黃富榮跪在我一側﹐噘起了嘴﹐好像到了這關頭還在和誰賭氣。
奎屯銀行信貸股副股長黃富榮﹐雖說出身富農﹐又是全村唯一初中生﹐畢竟陝西窮山溝裡一個農民子弟﹐使個小心眼﹐貪個小便宜﹐這是中國十億農民幾千年的優良習性。
在我被送去農場後﹐這個超級革命單位沒了反革命活靶子﹐黃富榮理所當然補了我的肥缺。這陝西佬嘴硬頸硬﹐不像我逆來順受﹐倒吃了不少皮肉苦。
在一次批鬥會上﹐四軍人之一的于立金數落了黃富榮「以業務沖擊政治」的罪行﹐義憤填膺﹐喝令這個噘嘴不服氣的富農崽子跪在一只小板凳上﹐輪起一根棍子﹐向他大腿屁股狠狠掃下去﹐然後命令所有革命戰士輪流表現他們的階級仇恨﹐全單位四十多人﹐心狠手辣者有之﹐心靈顫抖者有之﹐沒人敢不打﹐直打到他小便出血﹐半月不能站立﹐直打到他服服貼貼﹐低頭認罪。
捫心自問﹐如果我也是革命群眾一員﹐我有膽量拒絕責打一個與己無冤無仇的無辜者嗎﹖我也許會落手輕些﹐但在那年代﹐多少人或為了權慾而傷人﹐或為了自保而傷人, 孺弱、貪念、野心、私利，在迫害者與被迫害者身上，同樣是與身俱來的原罪。我感恩上帝﹐讓我受罰而躲過了罰人之罪。
此刻﹐黃富榮規規矩矩跪在一邊﹐腰膝彎成九十度﹐兩眼望地﹐像煞土改鬥爭會上黃世仁。
趙龍生第一個發言﹕「以前說黃富榮是富農出身﹐不對﹗我們去陝西外調得知﹐黃富榮在縣城上學﹐一切經濟來源都由他富農父親供給﹐因此他和富農老子一樣﹐是殘酷剝削貧下中農的富農份子﹗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當地的代表﹗」
林偉國繼續揭發﹕「五十年代初黃富榮參加土改工作隊﹐他老子只劃富農沒劃地主﹐肯定是他陰謀活動的結果﹐所以他不但是地主份子﹐更是土改運動的破壞者﹗」
輪到陳定冠﹐這個本身是地主出身的革命青年﹐用階級分析證明了凡土豪必劣﹑凡地主必惡。
總之﹐富農兒子等于富農﹐富農等于地主﹐而地主統統是惡霸。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果然是革命法寶。兩個小時前﹐我和黃富榮一起跪下去的時候﹐他還是個沒有改造好的富農子弟﹐現在已經是貨真價實的地主份子了。
我們一左一右跪在水泥地上﹐腰膝必需彎成直角﹐以致上半身和地面平行而大腿則與地面垂直﹐全身重心前傾。南窗的夏日直曬脊樑﹐汗淋如注﹐頭暈目眩﹐我的臀部不覺慢慢下移﹐最後像孔老二時代「曲膝而坐」那樣坐在了自己小腿上。冷不防一旁的李宏元飛起一腳﹐狠狠踢在我腰間。
黃地主這半年久經鍛煉﹐足足三小時﹐九十度彎腰決不含糊。我到底在農場偷懶了大半年﹐批鬥會後半場在批什麼﹐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只一心用盡全力維持身軀的平衡。
等全場叫完一連串萬壽無疆﹐該結束了吧，原來還有下半場，所有人在操場集合。我艱難地站起身﹐扶着牆搖搖晃晃走到門口﹐一屁股坐在台階上﹐兩眼昏黑﹐四肢顫抖。好在狗頭還在﹐狗腿也還在。
我和黃富榮站在隊伍最前面，陳金根拿來一頂白紙糊的高帽子給我戴上，這匆忙製作的高帽質量很差，像個陽痿的鷄巴，歪歪扭扭倒在一邊，陳金根眼珠瞪出：「用手扶住！」黃富榮高帽上寫着「地主份子」，不知我的桂冠是什麼頭銜。
「遊街示眾」是中國對罪犯的傳統處罰方式，在毛澤東贊許的湖南農民運動時更得到大發展，「戴高帽」就是那時暴動農民的發明。周圍跟着一群孩子，開心地用石頭、泥土對準我和黃地主的臉丟。我的雙手須扶住東扭西歪的紙高帽，冷不防一個孩子把一把沙土塞在我脖子裡，據說我「惡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一旁的陳金根一個重拳打在我左臉頰。
遊行隊伍繞師部機關一圈，回到銀行，在操場上再吼了一輪口號，「把地主份子黃富榮押下去﹗」我知道終於到尾聲了﹐肚子裡咕嚕咕嚕的聲音是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唯一的共同點。
我又在會議室的水泥地麻袋上睡了一晚，第三天上午，王功義來押我回4連。
城市的電燈雖然亮堂﹐城裡的板床雖然舒坦﹐但半年來農工們的質朴直率讓我感覺到人間溫情依然存在﹐人性天理並未泯滅﹐即便農場的造反派頭頭﹐也不懂那麼多階級鬥爭的尖端技巧。要不是後來革命的發展令偏僻的四連都不得安寧﹐我真願意留在那裡﹐和小油燈﹑葦桿床共此一生。
【註】本文寫到的那些造反派鬥士，都是和筆者一起從上海去新疆的支邊青年。文革結束後，陳金根因強姦罪在八十年代嚴打運動中被判死刑，其餘人都在八九十年代由銀行內部調動回了上海，除了林偉國在復旦大學畢業後任某國家銀行總行副行長，大多在上海各銀行為正處級幹部，李宏元、宋北倫、趙龍生在2021-22年疫情中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