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35)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革命高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遠避武漢韜光養晦的毛澤東,發狠要把全國來個「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時,十億人民還沉浸在年禧的歡樂中。
1966年1月3日是我廿一歲生日,半月後是在新疆的第二個春節,假期後上班,26日星期三的下午,照例又是政治學習,照例又是范繼峰教導員講了一通之後,分組討論,無聊乏味至極。
行政股長于立金走到我身後,他老農般漆黑的臉,毫無表情,說了句:「你跟我出去一下,有點事。」就往外走。武大粗黑的山東大漢臉色鐵青,我惴惴不安地跟上,一路疾步向農七師師部辦公樓走去。
在辦公樓底層黑暗的走廊盡頭,于立金推開一扇門,我一看門上的木牌「保衛科」,明白了。自從去年底陳德奎「出事」之後,我一直坐立不安地等着這一天,今天果然來了。
室內有三張寫字桌,靠窗品字形并在一起,于立金叫我坐在中間一張,他自己在我左邊沿窗桌前坐下,他對面那張桌子空着,顯然是留給尚待出場的主角。
好一會,聽到背後門響,主角登場了。進來一個其貌不揚的瘦個子,平頂頭,滿額皺紋,一口黃牙,舊軍服外披一件棉衣,一臉和氣,笑容可掬地和我們打招呼,「來啦?于股長,好,好。」在我右邊桌子坐下,手上只拿了一隻茶杯,沒有案卷文件之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種兇神惡煞。
于立金開口:「今天趙科長找你談談。」
依然滿面笑容的趙科長,隨手在桌上拿過一支鉛筆,擺弄着,好像和我聊家常:「我們這裡呢,你進來時也看到了,我們對內,是農七師保衛科。對外呢,是公、檢、法,也就是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這到這裡,他剛才還褂着笑的臉,霎時烏雲般沉下來。「你來了這裡,啊,當然知道為什麼了。我這個人,喜歡直爽,你心裡也明白,啊,我說的是什麼,不要裝糊塗,啊,對你,沒好處。」
他兩眼直望着我,頓了一頓,剛才被他撕下的笑容又像幾十條毛蟲慢慢爬上了他皮包骨頭的兩頰,但已經漂淡、冷卻。「你看,我們今天,啊,只有我一個,也不是審訊,也不作記錄。」又頓一頓,剛上來的笑容又消失了,他舉起手中的鉛筆,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說:「但我這個人,啊,我相信你今天說的每個字,每一個字,我這個,腦袋瓜子,啊,是一個字也不會漏掉的。所以你,不要有,僥倖心理,我們,啊,會根據你,今天的,態度,啊,來決定,事情的性質。」
「你聽清楚沒有!趙科長對你的耐心教育,你要好好想想,頭腦清醒些!你的『好朋友』陳德奎出了什麼事,你心裡明白。」于立金一臉陰沉。
不說是不行的,我不知怎麼說。公安局審特務的情景,電影裡看得多,但我怎麼也無法把自己代入進去。「我和一些同學朋友通通信,有時開開玩笑……」
「這裡是保衛科,是公安局!」趙科長瞪起雙眼直視我,用鉛筆敲着桌子,「我不要聽什麼開玩笑啊,什麼無意識啊,我們是,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啊,我們相信,任何言論,都是受,思想立場,支配的!」
「我們 …… 有時發發牢騷,說說怪話,是有錯誤,但是……」
「你們那幾個人,平時在議論些什麼?在搞些什麼名堂?」于立金厲聲喝道。
「你先說說,你和哪些人來往?這些人在什麼地方,啊,什麼單位?」趙科長問。「名字和地方,說清楚,不要含糊。啊,其實你不說,我們也知道,但,這是你的,態度問題。」
「我們一起來支邊的同學,和我有時通信的,有134團的陳德奎。」反正德奎這時已被開除團籍,下放農場連隊勞動。
「還有呢?」
「還有133團趙有松。」我知道他也跑不了。
「還有呢!除了新疆的,啊,你們這小集團還哪些人?」趙科長咄咄逼人,「不要以為你不說,組織上就不知道!我開頭就說了,啊,不要有,僥倖心理,以為自己,很聰明。毛主席早就教導我們,有些人自以為聰明,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你們的活動,組織上,早就掌握得清清楚楚!為了你們還年輕,啊,為了挽救你們,我們現在,是給你主動交代的機會,就看你是不是,啊,接受組織的挽救了。」
「……」
「嘿嘿!別以為組織上什麼都不知道,你那幾個所謂朋友!嘿!」于立金冷冷地乾笑。我想起了放在床頭的信夾被人翻動過,想起上海老同學來信說,「我收到你的信,好像被拆過,你要小心。」我還是不敢相信,那些共產黨員真會那麼可惡、那麼陰險,「反黨反人民」,有那麼嚴重嗎?我天真地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尊嚴,會對「抓活思想」的范繼峰們有所制約,天真地期待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們還有人格道德的底線。
「你們那個所謂同學的集團,還有誰?」
「和我通信的,都是老同學,只是開開玩笑……」
「嘿!你的這些,啊,這些所謂同學朋友,有的嘛,可能還是革命的,啊,有的嘛,是不革命的。」趙科長一頓一挫提高聲音說,「嘿!那不革命嘛,就是反革命!」望着面前這個張惶失措的無知少年,他滿臉的皺紋蓋不住得意的冷笑。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樣的宏論,要不是我親耳聽到,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竟出自一個公安局長、法院院長之口。
「你們一伙的,那些人,啊,你注意我說的是『人』。有些人,可能還是同志,有些嘛,就不是同志了,不是同志是什麽,你知道。啊,你們說過什麼,打算做什麼,你回去好好想想。啊,有些,可能屬於思想錯誤,有些嘛,就不是錯誤那麼簡單了。」
把人分為「同志」和「非同志」,名義上,「同志」是受法律保護的,而「非同志」就是敵人,就不受法律保護。這個區分有何根據?有何標準?由誰來劃分?對於「非同志」的鎮壓有何法規?完全掌握在趙科長這樣的鷹犬手裡,這和納粹把人分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如出一轍,這是共產黨肆無忌憚進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
「我們真的只是同學間通通信,可能是說過一些錯誤的話,都是隨手亂寫,寫過也就忘了。」
「你自己寫的,會忘記?啊?經過自己大腦思考的,會忘記?啊?」
「我收到的信看過就丟了,沒保留。」
「是嗎?憑我的經驗,」他用鉛筆指指自己的腦袋,「啊,你是不會丟的。」這蓋世太保一眼看穿我笨拙的謊言。
「不要在我面前,耍花腔,啊,你回去找找,好不好?」他恢復了開始時的悠然自得、和顏悅色,「找到了,你自己送來,好不好,啊?」
「好的,我找出來一定馬上送來。」我盡力表現出一臉誠懇順服。
「我看,還是于股長陪你去拿吧,啊?」這隻玩弄兔子於爪間的狼,得意地和于立金對望一眼,把鉛筆往桌上一扔,「老于,你們安排一下,給他三天時間好好寫出來,今天就這樣吧。」
「你回去好好深刻檢查,徹底交交待!星期一交給我!」于立金山東紅薯般粗的手指直指着我。
回來路上,不是我跟着于立金,而是我在前他在後,從現在開始,我是一名犯人了。
于立金跟我到宿舍,除了床,就是床後兩隻箱子。
「打開!」
我唯有從命,打開箱子,于立金蹲下伸手在箱內上下搜索,翻開幾層衣物,包扎好的整袋書信就在眼前。
封封淨潔的素箋,帶給我溫馨、快樂的鴻雁;紮紮整齊的書信,滿載着友情、歡悅的白鴿,被那雙粗黑、粗暴、粗魯、抓慣槍桿子的手帶走了。
我半個多月沒上班,寫了十張,不深刻,再寫,一次,兩次,三次,還是不深刻。我真的記不起這一年中的幾十封信,到底寫了些什麼反動言論。
但是平心而論,和半年後的文革相比,公安局趙科長也好,黨支部于立金也罷,都算得上溫和如細雨,斯文比清風。
在樓梯遇到教導員范繼峰,他叫住我說:「你還年輕,要好好吸取教訓啊,你這樣的言行,怎麼對得起黨啊!要好好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真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啊!」和顏悅色、諄諄教導,我唯唯諾諾。
作為共產黨員,作為支部書記,范繼峰嚴厲、刻板、教條、無情,但確實不是一個奸人。
此事真的網開一面,就這麼算了?哪有這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