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23) 汪公指點江山
1986年8月初我接到徐鵬飛電話,汪道涵要我去一趟,有事交我辦。此時汪已卸任市長,當了市府顧問。同時曾慶紅帶隊的市府考察團,預定8月底到香港,所以我原本就要去上海接受任務。我8月16日到上海,與汪電話約定次日去拜會他。第二天我到康辦103室,汪說他有出訪計劃,先到香港,再赴舊金山、溫哥華。在香港三天他要見中文大學校長馬臨、霍英東、鄧蓮如等十幾個名人,囑我與上述諸公預約排期。其實這種煞有介事的會面談的全是空話,但這是大陸高官的面子。
汪交待了他出訪計劃後,說了一大套「當前形勢」。汪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他接觸最高層,內容涵蓋中央大計,也體現他個人的思維邏輯,我回家盡量回憶留下一個歷史記錄:
小平同志今年6月有幾次講話,提出要研究一下政治體制改革,要處理好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關係,處理好黨和政的關係。我國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份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歷史上一切失誤中,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一著不慎,全盤皆輸」,大躍進造成不僅物質財富方面可以計算出來的損失,更有無形的,不可計算的人們精神狀態方面造成的損失尤為嚴重。文革是誤國殃民,至今還不得不化大力氣去消除其惡果和影嚮。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重要方面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決策失誤導致第一是不正之風範圍擴大了,紀律檢查中反映不少問題;第二是權放不下去,黨內的工作代替了政府和行政,由此又關係到意識形態口號該怎樣提出。提共產主義,太遠了;提社會主義,又如何解釋;提愛國主義,太泛,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也有愛國主義,中國的愛國主義是什麼內容。
有認為影嚮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不正之風」,它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內因是起決定的因素,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作風的侵入,至多是外因。內因在於封建主義思想殘餘仍然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思想領域有著嚴重的影嚮。最近萬里對現科學有個講話,蘇紹智有篇反對封建主義文章,以及王若水的幾篇文章,談人的作用,人與人性的問題,登在文匯報上,都是從意識形態,政治角度談改革。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次,經濟問題主要是物價,現在物價不合理,要不要調整?有認為形勢不管怎樣,物價相對穩定是好事,因此,物價的調整,特別是生產資料的調整要慎重。另一種看法是生產資料的價格一定要調整,特別是鋼鐵、煤炭、石油的價格太低,影嚮原材料生產的積極性。有兩派,一派說不可以調,否則工業品、農產品價格都會波及,影嚮國計民生;一派說非調不行,否則經濟不能發展,實際上價格已有浮動,很複雜,問題太多,不可不慮及此。
議論之三是文化問題,文化界提出相應有個文化建設。提出了要寬鬆的社會空氣,寬厚的態度,寬容的胸襟,這三寬即文藝作品的題材、風格、流派、樣式應該多樣化。多,指文化藝術的繁榮。最近出了些對國家領導人的漫畫,引起強烈反嚮。有贊成,也有反對。不少人不接受,認為是醜化國家領導人,國外對國家元首的漫畫不少。領袖人物上漫畫,說明領袖人物也是普通人,是在我們週圍生活著的人,不是親近不得的「神」。可是我們認識跟不上,認為是對領袖不尊重,其實是封建思想的反映。要使人們改變一下漫畫欣賞的習慣,有利於發揚民主空氣,密切黨和人民的聯系。要古今中外相容並蓄,要辨別比較,也要引導。
關於上海當前工作,生產上不去,物價壓力大,外資引進難。中央對上海批准三十二億投資,十五至十六億用於城市基礎設施,九至十億用於技術改造,七億用於第三產業,由李肇基和鍾民研究落實。剩下的是幹部問題,幹部是教育,體制是改革,工作講效率。半年來,自從美國 TIME 週刊登了The Man of This Year(指鄧小平上了TIME封面)以來,對上海有批評,關鍵是幹部不適應。我個人看法中國需要外資的基本情況還沒有摸透,一方面我們有不足之處,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工作有不足,一是認識不足,二是政策未解決,三是體制未解決,管的太多,太死,手續太繁瑣,沒有抓住要害,四是幹部不適應。這四方面問題的解決,在我任內僅開了個頭。幹部問題最不足的不僅主任、局長、處長、科長不適應,而且副科長這一級也成了可以卡住你的一個關口。在紀律檢查工作中,對那些熱心改革者查得起勁,而對那些不想改革,對中央方針頂著不辦、工作又鬆勁的幹部卻不去檢查,他們對改革者不是熱情幫助,而是潑冷水,所以對幹部要培訓。引進外資,要善於談判,但我們不懂這一套,就這點水準,要知人善用,小智善於治事,大智善於用人,睿智善於運法。我們現在多的是無智,小智有一點,大智不多,睿智就更難找到了。
汪道涵滔滔不絕兩個多小時,看得出他對很多宏觀局面都有思考,有困惑,但許多方面流于泛泛而論,不着實際,難免有他的局限,畢竟離不開他身處的體制。
汪道涵的前妻是江澤民的入黨介紹人,所以在後來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汪道涵在中共領導層一直處於「老前輩」地位,但汪沒有進入中央,中央領導在漩渦中心的感受,不是汪能體會的,因此江未必能繼承汪的思想。
筆者與汪道涵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