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29) 青幫與恆社

上海舊事話百年 (29)   青幫與恆社

「四一二」事變開啟了「蔣介石時代」。

杜月笙的身份地位得到黨國的承認，為進入上層社會，必須轉變「白相人」身份【註】﹐大弟子陸京士提出在幫會以外成立一个合法社團「恆社」。杜月笙指定十九位發起人﹐包括工運領導人陸京士﹑朱學範﹑吳淞商會會長唐承宗﹑匯豐銀行買辦徐懋棠﹑《新聞報》總編輯唐世昌﹑社會局幹事王先青﹑逸園跑狗場總經理東雲龍﹑名律師鄂森﹑招商局船務科長洪雁賓﹑四明銀行經理張頌椒﹑杜月笙的開山徒弟江肇銘等。恆社的規章制度由陸京士擬定﹐設立高門坎，入社者需具中學以上學歷，文職人員科長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學教師以上，軍人少校以上，或者擁有自己產業，如此一來，把杜的幫會弟兄全檔在門外。

【註】上海俗稱「白相人」即流氓。

1933年5月，恆社經國民政府社會部批準，在上海法租界登記，正式成立，其名由章士釗所擬，取義「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如月之恆，如日之升。」社徽為圓形，十九顆星環繞一鐘，鐘上有一新月，鐘聲之「聲」與「笙」同音，寓意「月笙」，十九顆星示意恆社十九位理事，眾星拱月。社址最初設在杜公館後面的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383號息盧，1936年底遷至馬浪路(今馬當路）39號；抗戰勝利後﹐定址福履理路344號(今建國西路）。杜氏華格臬路住宅大廳裡那幅黎元洪秘書饒漢祥的著名楹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彰現了杜月笙的顯赫地位。上海近代史研究者、澳大利亞學者布賴恩?馬丁記敘：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組織，其成員的大門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開放，僅限於有社會地位的人。至1937年，會員增加到五百六十四人﹐多數為商人和實業家，佔百分之五十四；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員占百分之二十四；自由職業者(律師﹑記者﹑教師等）佔百分之十三；工會(陸京士和朱學範控制的工會）領導人佔百分之六；還有軍官佔百分之三。

恒社有正式組織機構﹐設有一個十九人理事會和一個九人常務理事會。1934年第二屆常務理事會成員有陸京士﹑張克昌﹑徐懋棠﹑章榮初﹑張子廉﹑鄂森﹑張石川和陳達哉。然而這種機構意義不大﹐恆社是杜月笙的工具﹐實權在他的心腹陆京士和萬墨林手中。

陸京士在恒社三周年紀念會上演講，強調恒社作為杜月笙私人組織的性質，他説，恒社只有一個領導人、一個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員必須為杜先生效犬馬之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恒社因為它和上海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客、政府官員的聯係，成了上海最有勢力的私人組織。 (布賴恩·馬丁《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2002) 

恆社倡議者、杜月笙大弟子陸京士(1907-1983），名之鎬，字京士，江蘇太倉人。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8年投靠杜月笙，1932年後歷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等職。1949年去台後，任國際勞工局理事、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國委員會主席等職。1951年8月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後，陸京士、萬墨林在台灣重組「恆社」，陸自任首領。

萬墨林(1898-1979)﹐原名木林，後由杜月笙的首席幕僚楊度改「木」為「墨」﹐令這目不識丁的粗人似乎也有了點書卷氣。萬墨林是萬昌米行老闆﹐豆米業公會理事長﹐抗戰後上海市參議員﹐其身份是商人﹐其實杜家總管而已，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交徐采丞」之說。外面打給杜的電話，都由萬接聽，杜向外打電話，也由萬打通後交杜聽。萬墨林記憶力特强，儘管不識字卻能記住杜的親友、門生、各機關公司等一百幾十個電話號碼。

二十世紀上半世紀的上海是幫會世界﹐據杜月笙大弟子朱學範(1905-1996，文革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稱，在上海郵電系統中﹐百分之二十職工加入青幫﹐在碼頭工人中，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上海幫會總人数在七十至八十萬之間。(朱學範：《上海工人運動與幫會二三事》，刊《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香港回歸後的首任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香港立法會前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范徐麗泰的父親徐大統﹐香港貿易發展局前主席﹑九龍倉集團﹑匯德豐集團主席吳光正的父親吳紹璘﹐都是恒社成員。

恆社成員雖有別於杜的幫會門徒﹐但名為杜月笙學生﹐仍須向杜個人行拜師禮﹐也屬杜門弟子。恆社之外﹐還有一群「恆社之友」﹐集合一些與杜月笙來往密切的社會名流﹐如章太炎﹑章士釗﹑楊度﹑吳開先﹑錢新之﹑潘公展﹑王曉籟﹑黃炎培﹑陳群﹑史量才﹑楊管北﹑楊虎等﹐恆社在政治上絕對效忠國民黨，與CC系相輔相成。

陸京士                                萬墨林                              朱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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