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3) 文革後期 社會回暖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3)文革後期 社會回暖

1974年夏，我家中住進了一位客人，是老友汪漱芬的女兒汪文麗。1947年我和妻坐「戈登將軍號」郵輪，從上海去美國。當時住在我家的杜月笙關門弟子吳紹璘和他太太到碼頭送行時，向我們介紹了他的外甥女汪漱芬【註】，是位女中音歌唱家，她同行的伍正謙，是位男高音歌唱家，還有他弟弟伍正誼，北京精神病醫院醫生，都是乘這艘船赴美。

我們到美國後，汪漱芬和伍正謙坐火車去紐約，後來去法國深造，伍正誼在舊金山醫學院實習。我因妻有孕，在舊金山租屋休養。伍正誼也住在附近，他與一位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的細菌學專家葉英同住，我們經常往來。我們在舊金山住了兩個月後，1947年聖誕前乘火車去紐約。伍正誼、葉英和汪漱芬在解放前後回國，我們回國後，也與他們有來往。

汪漱芬1947年到法國巴黎音樂學院深造，1951年歸國，主動要求去邊遠地區從事音樂教育，在蘭州藝術學院任一級講師。「三年困難時期」1960年蘭州藝院解散，汪漱芬落魄返回上海。1963年一天，我在淮海路陝西路口與汪巧遇。闊別十六年，分外親切，我請她來家，她份外熱情。我們得知汪與前夫所生一女名文麗，住在蘇州大伯家。

1962年汪漱芬以與旅法著名作曲家張昊結婚的名義申請赴法，1964年漱芬赴法前，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淥汀希望漱芬動員張回國，說如果張回來，他願將院長職位讓給他，這在文革中成了賀淥汀的罪行之一。

【整理者註】汪漱芬(1924-2006)在巴黎音樂學院專修聲樂，又到米蘭羅馬深造。當年意大利歌王基利認為她是難得的女中音，邀請她留在米蘭歌劇院，但她選擇返回祖國，1951年放棄一次摘取世界聲樂桂冠的機會回國，要求去最艱苦的西北，在西北師範學院藝術系執教。由于長期勞累和缺少營養，她那副金嗓子幾乎完全消失。1962年移居法國後她不懈努力，八十年代成立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被推為會長，多年來為中國貧困地區教育事業做奉獻。在汪漱芬領導與推動下，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集資捐贈了18所中小學校。（摘自2010年11月24日中國新聞社報導「追憶僑領汪漱芬」）

張昊(1913-2003)，湖南長沙人，著名作曲家，早年畢業于上海國立音專，師從蕭友梅、黄自、梅百器。1954年以第一名畢業于巴黎音樂學院。歷任西柏林自由大學、科隆大學教授，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上海交響樂團客座指揮等。

漱芬赴法後在巴黎開中餐館，認識了法國建築師讓．艾昂，并結伉儷。漱芬為人豪爽灑脫，滿腔熱忱投入華僑社團工作，任法國上海聯誼會會長，1992年創立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竭盡個人財力及法國華僑集資捐助中國「希望工程」。

漱芬為女兒申請去法定居。1974年夏文麗獲得出國批准，搬來我家住了三個月。她出國前，我們為她餞行，我妻做了西菜和蛋糕，拍了照片。但照相館沖印之後卻不讓取，說是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有政治問題要沒收並報告公安局，我們把文麗的出國護照拿去給照相館看，才獲准取回照片，這就七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現狀。8月下旬，文麗飛巴黎與她母親團聚。

我三子JIMMY有藝術天賦，自學音樂和繪畫，1975年初，我長子第一次從新疆回滬探親，他有個新疆畫家朋友托他帶點東西給上海畫家夏葆元。這樣JIMMY也與夏葆元相識，後來拜他為師學習，夏葆元也熱衷古典音樂，常來我家轉錄音樂磁帶。

1975年後社會氛圍開始寬鬆，一般民眾已經拋棄了文革思維。因文革而中斷的上海比較西式的沙龍聚會逐漸恢復，我妻做西餐西點，很受歡迎，那時逐漸形成一個以夏葆元為中心的藝術家圈子，我家成為一批上海青年藝術家的聚會點，如夏葆元、魏景山、陳逸飛、林旭東、韓辛、陳丹青、趙渭涼、陳家泠、湯沐黎、王申生等，都成為我家常客。由畫家們又結識了一些作家，安徽省文聯副主席蕭馬（《渡江偵察記》作者之一）和他女兒嚴歌苓，還有因劇本《苦戀》被批判的白樺，都住在離我家不遠的錦江飯店寫劇本，他們都是古典音樂發燒友，常來我家聽音樂或翻錄磁帶。畫家陳川帶來他的妹妹陳沖，她主演《末代皇帝》而聞名，陳沖英文功底很紮實，她的英文啟蒙老師就是她的鄰居，我們老朋友葉英的夫人關莉琳。

葉英1947年到美國，他的未婚妻關莉琳從澳大利亞到舊金山和他結婚，1950年雙雙從美國歸國，葉英是中國著名細菌學家，中山醫學院一級教授，我們一直有來往。文革中葉英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勞動中失去右臂，他非常痛苦，更在肺炎時，竟在自己醫院被草率處理，意外死亡。文革後1978年關女士帶兩子女回了她的出生地澳大利亞。現在她兒子是澳大利亞帕斯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女兒是鋼琴家。中國這幾十年中，傷害了多少人才，他們每人的經歷都是一部長篇小說。

這批畫壇精英，大多在八十年代初先後出國。陳逸飛是這批畫家中的佼佼者，他申請出國時怕單位阻攔，完全保密，但他一句英文也不懂，所有文件都是我幫他打字處理的，他到紐約不久舉辦畫展，很快成名，之後我在紐約洛杉磯都和他見過面。

1975年，周恩來患癌症開刀，自知時日不多，向毛澤東力薦鄧小平。鄧被立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大家都感覺文革要結束了，期待今後能有平安的生活，我們這些黑類份子，政治上也漸漸回復到「人民內部矛盾」了。

在這充滿希望的幾年內我長子次子和女兒都成婚了，當年的婚姻是很簡單的，但還是向很多親友尤其美國香港的多位朋友借了錢，直到文革後才一 一奉還。

我的工作也從工人調到調到生產科，做綜合統計工作。 我接手做統計後，發現結算方法很不科學，導致數據不正確。當時國外流行一種生產管理方法叫「線性規劃」，中國也翻譯了有關書籍，我買回來看後很感興趣。我按照「線性規劃」模式，設計了一套結算程式和管理方法。我用這套計算程式，原本要一星期才能完成的統計工作，我只要一天就出來了。科長和廠長都很高興。

 我再向廠長提出，每天公佈工人前一天的生產成績，領導一目瞭然，工人也對自己完成的工作清楚了然，工人對這一改革很高興，他們看到自己昨天未完成定額，今天就加把勁，超額來彌補昨天的定額，生產就步步上昇。證明了以前那種三天兩天開會，「抓革命、促生產」，佔用了不少生產時間，消耗在喊口號、唱高調，生產還是上不去。

由於我在調到生產科以前，在車間勞動過幾年，和工人建立了感情，現在又為他們服務，他們對我更加歡迎，我獲得了大家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