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香港上海人，说香港，说上海
十多年前在某网站见一个上海人的帖子，极端鄙视香港人，我随手写了一篇回应，名为《上海人在香港》，这篇帖子在外面转来转去，我收到过五个朋友转给我，前几天一位澳洲朋友又转来，其实其中内容有不少已经改变，所以我重新整理一下，在此重发。
2024年4月20日于香港
————————————————————————— ———————————
上海人一相认为上海是中国一等城市，上海人是中国一等公民。香港人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一等城市的一等公民。
上海人和香港人的心态，自傲中隐藏着自卑，自大中掩饰着自私，这种中国市民心态，是很值得相互比较对话，反省反思。
我既是上海人，又是香港人，无论上海人责怪香港人，还是香港人批评上海人，我都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所以，我以香港上海人身份来说几句香港，应该有点意义。打句官话，供大家参考。
(一)
上海和香港，都是我故乡。
故乡观念是中国人特殊的传统文化，西方人不讲祖籍，只讲出生地。其实我们大多数都不是祖籍上海，正如周立波说的三代前都不是上海人。我爷爷是二十世纪初从浙江乡下来上海打工的学徒工，到四十年代他的企业已名列上海十大，所以我们不应该看不起外地人。
如果北京人在上海读书工作却看不起上海，不愿学上海话，那就应该请他回老家。
我生在中华民国，没几年就“解放”了，我就成了“黑五类”，19岁被迫离开上海支边去新疆农场，文革中又成了“美蒋特务”，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了14年，幸亏中国出了个邓爷爷，我才再生双翅展翼飞，清风两袖出国门。
1981年我口袋里放着工作十多年全部积蓄换得的1500港币，踏上神秘而万恶的香港，那时上海还在“两个凡是”，深圳还是一片农田。
七八十年代，大陆人在香港低人一等。当时每年有超过三十万人，主要是广东农民，偷渡到香港。可以想象这些贫困农民到了香港是什么样子。
当时有部电视剧，里面有个角色是大陆来港新移民叫“阿灿”，又土又蠢，出尽洋相，但是心地善良，最后得到大家喜爱。另一部电影《省港旗兵》说文革时广州“红旗兵团”造反派在香港作案，这两部影视是当时香港对大陆观念的总结，见到大陆人，好点叫你“阿灿”，恶点叫你“大圈仔”。
九十年代前，说普通话不但人家听不懂，而且会招致极度鄙视，所以我三个月就广东话琅琅上口。直到97“回归”之后，尤其开放自由行之后，满街大陆游客，香港人再不敢得罪大陆人，店员必须学会普通话，近二十年更是巴结大陆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二)
我到香港时，文革刚刚结束，香港一般人对大陆非常隔膜。我不懂广东话，又没文凭，第一份工只能在仓库当搬运工。
和当地工人说起上山下乡，他们说：“既然农场那么苦，你为什么要去呢？”我说不是自愿的，但必须服从，他们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你不去政府能把你怎样了？”我才知道真是冰火两重天。
和我一起的工人大多来自最低阶层，小学或初中毕业，当时香港的教育完全英国式，初中一开始，除了中文课，所有其他课程全部英语教学，当时法律规定，出生在香港就是英国籍，所以青年工人对我讲：“我们是英国人，中国的事情不关我们事。”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大陆，根本不了解大陆，那是八十年代初。
我在大陆受了三十年阶级教育，见到香港富人住半山别墅，开欧洲跑车，而工人住的是廉租屋，月薪不足一千 (当时汇丰银行招柜面文员月薪800)，感慨说真是不公平。
香港工人却说：“话不能那么讲，当老板很辛苦，他们读书好在外国留学，你看我们下班了他们还在公司，我们读书少，当 工人不用化脑子，政府给便宜房子住，够生活就满足了。”
我发现香港工人的阶级觉悟比我这个“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还低，完全不像大陆说的工人阶级，那次对话给我教育很大。
电视访问李嘉诚，李先生说起自己一个经历，他开车去浅水湾俱乐部，停车时锁门（那时还没有电子锁）口袋里一个2元硬币掉出来，滚在车底，李老板蹲下去捡，车场的印度人保安见到马上来帮忙，捡出交给李先生，李嘉诚掏出100元给他，“这就是价格和价值的分别”，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价值观”这个新名词。
什么叫香港人，你没在香港生活十年以上，你不可能知道。
(三)
我在香港第一个家只是一间7平方米，那是19楼一套100平米的房子，隔成七间，包租婆自己住一间，六间出租，每间收几百元。
靠里面没窗的房间租四至六百元，我租的有个小窗，窗外是和另一幢楼房之间的夹弄，白天要开灯，冬天要开风扇，月租800元，当时我工资1200元。
十个人共用厨房浴室。我洗澡时才发现浴室原来隔成上下两间，四周墙角用木柱撑起一层木板，上面是一间只有一米高空间的小阁楼，在外面开一个洞爬进去睡觉。
里面住的也是一个上海人，一个我此生见过最漂亮的女孩，Mandy施小姐，她终于无法忍受在别人上厕所的声音伴随下入睡，住了一个月就搬走了。
真的，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不知她如今在哪里？
一年后，我妻儿从上海出来，我们搬到一间12平方，再过两年，搬到20平方，再过三年，买了第一套房子，建筑面积50平方，50万港币，再过15年买了第二套120平方，380万，现在涨到1500万，第一套收租每月15000。我和妻两人的收入从1981年的每年3万港币，到退休前约300万，儿子在美国30年了。
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
必须说清楚的是，我爸不是李刚，也不是任正非。
(四)
据政府统计，香港 700多万人口，约一半有自己房产，另一半住在政府公屋。
政府规定一个低收入线，第一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 (即在香港住满七年)，第二收入在该线之下才能申请。
香港政府每年拍卖土地给地产商，造私人楼宇，政府所得的资金用于造公屋，这个机制其实是富人出钱给穷人造房子。
请问，中国政府卖地的收入哪里去了，向百姓交代过吗？你们关心吗？我不反对糊里糊涂地生活，但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很骄傲。
九十年代初，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第一次到上海，记者问她对上海的观感，她赞不绝口，记者问，如果你选择，你愿意住在上海还 是台北，这下激怒了这头台湾民主狮子，她说：“我绝对不会住在上海，为什么？上海可以一个命令把几十万人口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事先没有任何咨询讨论，根本 不顾居民的意愿，完全剥夺居民权益，一切由政府和地产商说了算。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绝对权力，这说明上海是一个DC的地方，所以我宁 可住在落后地区，我认为自由比地铁高楼更重要。”
可惜六百年的北京古城墙古牌楼没有了，上海不少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没有了，到处高楼大厦，笔直大道，真的没什么值得炫耀。
在香港，任何拆迁都必需原业主同意，经过双方讨价还价。香港政府无权迁拆任何私人产业，为了完成领导人的高铁梦，香港必须修建高铁。十多年前政府要收购几块农田，引起社会严重冲突（菜园子事件），环保组织提出铁路造成各种污染，结果香港政府只能化600亿建造了全世界最贵的30公里地下高铁。
到底上海模式还是香港模式好呢 ？
(五)
我到香港才一年的时候，突发肾结石，亲戚把我送到医院急诊，拍片打针弄了大半天，回家时突然想起根本没付钱，亲戚说“付什么钱？”
原来香港公家医院对任何人都是免费的，八十年代后新规定非香港居民要收费，港人付费每天50元，近年已升为一百多元，包括任何医疗和各种费用。
十五年前我父母从美国移居香港，持美国护照，拿香港身份证，先后在港离世。母亲最后的日子在天主教圣母医院，香港善终服务的医院分基督教、佛教、道教三家，入住者不论宗教信仰，我在天主教圣母医院就见到穆斯林。四人一间，一日四餐，香港是没有护工的，全部工作由护士完成，每天换尿片六次，母亲输血四次，去世后结账，住院天数X每天68港元。
十多年来香港的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性化和周全的医疗体制，这也是很多老人包括我本人，子女都在国外，却不能离开香港的原因。
当然有钱人会选择私人医院，毕竟环境舒服，最高级的私人医院动辄几十万，一个有钱亲戚临终住院一个月，结帐5百万。
我的体会：第一，文明社会要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教育等服务。第二，文明社会要提供多种选择，全体公民都有选择的自由。在这方面而言，台湾香港是文明社会，中国大陆当然不是。
(六)
现在去一趟香港太容易了，太无所谓了，财大气粗的北京人，骄奢自大的上海人，看不起香港，看不起台湾，底气十足。
他们最骄傲的是，很多香港人居然不用手机支付 ！是的，我本人就从不网上购物、网上支付，手机不联银行，不外卖，不网约，照大陆人的观念，很落后。在这方面，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很落后。
中国的“先进”，已造成上海最繁华地区一片萧条，大批实体店关门，大批人员失业，这值得推广么 ？也许在中国，这确实符合某些人的意图，疫情三年的封控，只须几个穿白衣的乡巴佬就控制了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这是管理者的理想境界。
如果美国日本学中国，银座就变成太平洋百货关门的徐家汇，纽约五大道就变成门可罗雀的淮海路，I love Tokyo, I love New York.
中国很先进，不久连纸币都要取消，你们的全部资产都掌控在北京某机构手中，只要一个键，全国人民连去超市都被控制，这很先进很幸福吗？小说《1984》早就描写过这种前景，全国一切都由“老大哥”控制，人民生活得无比幸福。
(七)
上海人一定要我去看看陆家嘴的华丽，说：怎么样，比香港漂亮多了吧？我说，那不过是堆砌金钱和灯光而已，三十年后就是一片破旧。
我对香港的热爱，主要是大自然的贴近，这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绝无仅有的。香港总面积很小，海面1200平方公里，海岸线 800公里，陆地 1100平方公里，仅上海六分之一。
香港城市面积仅占陆地的不足20%，因此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之拥挤，是上海无法想象的。但上海没有蓝色的海湾，没有绿色的山岭，没有成片的树林，没有世界著名的湿地。到底哪些更重要？
前些年有人提出把部分郊野公园改在住宅用地，遭到市民普遍反对，香港人宁愿忍受居住困境也要保护好环境的心态，说明香港人和大陆人确实有差距。
七十年代初香港立法局(议会)通过了“郊野公园保护条例”，设立郊野公园管理委员会，把陆地面积 40% 划为24个郊野公园，另有58个特殊动物或植物保护地，其中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700米以上三座，最高山峰海拔 958米。郊野公园内只有简易道路，每500米有个电话 (当时没有手机)，急救队可以根据编号及时赶到。除此之外，完全没有人造的东西。保持原始状态，至今还有野猪、莽蛇、和好几个部落的野生猴群。免费提供给市民，不生产一分钱 GDP，这不是林毅夫之流的经济学家能解释的。
今天，全中国城市都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束手无策，我从内心倾佩当年香港的管治者，在香港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作出这样高瞻远瞩的决定，实在令人惊叹。
这两年，深圳有很多青年驴友团专门来香港郊野公园，这非常令人欣喜。
(八)
疫情三年，我们眼看着岁月静好的一群，开始苏醒，眼看一些只会唱红歌，只会跳广场舞的脑残一族，开始思考，开始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现象，他们开始活得像四十年代的上海人了。上海人从来走在全国最前面，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思维应该是你们的强项，精明应该是你们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