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28) 走狗烹的時刻到了

上海舊事話百年 (128) 走狗烹的時刻到了

「新中國」進入第七年，地主富農已經被消滅，反革命份子已經被鎮壓，資產階級熬不過「五反」的都已自殺，熬過來的俯首帖耳，不敢亂說亂動，剩下的就是毛澤東心頭大患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

知識分子經過批《武訓傳》、批胡適、批俞平伯、批胡風，及高等院校調整，已經深知北風凌厲，只有自作多情還陶醉在「參政議政」美夢中的「民主黨派」，仍不知天高地厚。要沒有斯大林的指令，中國「民主黨派」早在「解放」初就被推出午門，哪來什麼「膽肝相照、長期共存」？

中共是個唯意識形態政黨，統一戰線只是為奪取政權而採取的權宜策略，兵不厭詐。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偏見之深、仇視之深，他認定民主黨派和受過西式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都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是共產黨的死敵。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說：

資產階級是一定會挑釁的，這些人骨子裡看不起從農村出來的共產黨……等他們秧歌扭完了，花樣出完了再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拿槍的敵人打倒以後，不拿槍的敵人成為我們的主要危險。民主黨派看不起我們，認為我們文化低，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對此我們不要妄自菲薄，……現在是我們請客，不是他們。(《中共七屆二次會議報告》，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

中共對起用民主黨派是很不情願的，早在建政之前，毛澤東就致電斯大林：「中國革命勝利之後，……建立一黨執政的政權，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這不符合斯大林的全球戰略布局，1949年1月派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轉達斯大林指示：「中共應該聯合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組成全國革命民主政府，……不要疏遠民族資產階級，不要沒收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應鼓勵他們開展國內外貿易和生產。」中共被迫接受斯大林的指令，七屆二中全會作出決定，用十五年時間和資產階級和平共處。劉少奇天津講話提出「傷害資本家等於在土改中傷害中農」，就是在這背景下產生的，對此毛澤東內心強烈抗拒。(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二期)

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和民主黨派達成真實的聯合執政，利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力量發展現代經濟。此舉一是不希望中共過分刺激西方，二是蘇聯自己片面發展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嚴重缺乏輕工業，當年上海作爲東方第一大都市，資本家和西方的密切交往，正是整個蘇聯集團亟需的一個窗口。

但毛澤東確實比斯大林高明得多，當年斯大林滅了俄國的資本家，也滅了俄國幼嫩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毛澤東卻把中國資本家收拾得服服貼貼，敲鑼打鼓自己去共了產。

公私合營之後，工商業恢復正常，國家經濟開始穩步發展。到五十年代中期，「民主黨派」的歷史使命業已完成，狡兔盡走狗烹的時刻到了。

[橫河橋]

謝謝您簡明扼要地解釋了讀書人和知識份子的區別。非常受啟發。

[錢塘叟]

回复 'neshershahor' 的评论 :
中文來自俄文的例子極為罕見，最多的是來自日本，如這個 “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 （intellectuel）一詞誕生于19世纪末法國，首次出現在1898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當年 “老虎總理” 克雷孟梭在他主编的《震旦报》發表左拉就德雷福斯案件致總統的公開信，信中第一次用到 “intellectual” 這個詞，從此 “知識份子” 是指社會良知的文化人群體。
中文 “知識份子” 一詞來自日本人對法文的翻譯，二十世紀初大量日本人在翻譯西方書籍時創造的新詞，中國直接搬過來卻不考慮它的原意，這就是中國人對新思想的基本態度，所以毛澤東會說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自詡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袖，對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個白痴。

[neshershahor]

回复 '錢塘叟' 的评论 : “知識分子”這個定義也不是西方的，是個俄共使用的政治術語的俄文借詞。詳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lligentsia

中共很多政治術語都是俄國來的，“知識分子”這個詞亦然。

[錢塘叟]

中國所謂的知識分子，就是讀書人，按西方標準，這不是知識分子，西方所謂知識分子有兩個要素：第一重視人文主義，第二關心社會公義。
所以中國其實沒有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是儒家士人，儒家的理想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穿了就是“學爾優則仕”，做官而已，現在更簡單，入黨做官，不需要十年寒窗了，所以這官也越來越賤。

[橫河橋]

您對五十年代後的時間梳理非常準確簡潔，很有啟發。的確，一直來，回憶知識份子受苦的文章很多，為地主（有自己財產等農村人士）、大大小小工商葉、實業等領域經濟界（資本家）人士、平民等災難發聲的很少。知識份子在五十年代前面些年，好像並無多少聲音發出。他們好像還參加一些運動。當然，大勢之下，也是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