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上海舊事話百年 (115) 自殺無日無之
1952年1月27日中央下達《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各地各企業資本家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運動由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和各省市「增產節約委員會」領導，向各私營廠商派出工作組。1952年3月9日華東局給中共中央報告，提出要在「五反」中「使所有資本家無例外地在工人面前過一次關」，毛澤東讚揚說這是「成熟的領導藝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册)
全國所有的私營商店、工廠的老闆經理，無一例外要向以公方代表為首的「工作組」或「工人委員會」交代所謂「五毒」違法行為，人人過關，個個挨整 ，名爲「勞資見面會」，實質是工人店員對資本家的鬥爭會。大會小會，反覆交代，反覆批鬥。
毛對饒漱石的報告作批示：
對於一切犯法的資本家，無例外地抓住其小辮子，予以懲治，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務必精密地組織這一場鬥爭。(《轉發饒漱石關於華東三反鬥爭的報告的批語》1952年1月13日)
1952年3月18日新華社《内參》【註】向中央報告：在各地勞資見面會上都出現過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情況。
【註1】中共治下沒有新聞自由，公開的傳媒為配合政治需要而編造新聞，但中共高層需要瞭解社會真相，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新華社應供給各種資料的指示》，規定「為了幫助中央瞭解各地情況，新華社總社和各分社除了供給各種準備發表的新聞稿外，並需擔負供給各種參考資料的任務。」這就是所謂《内部參考》，簡稱《内參》，分絕密、機密、秘密三等級，供不同層次的領導人員查閲。
1952年3月9日華東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提出要在「五反」中「使所有資本家無例外地在工人面前過一次關」，得到毛澤東贊揚為「成熟的領導藝術」。全國所有的私營商店、工廠的老闆經理，無一例外要向以公方代表為首的「工作組」或「工人委員會」交代所謂「五毒」違法行為，人人過關，個個挨整 ，大會小會，反覆交代。毛澤東指示：「對於一切犯法的資本家，無例外地抓住其『小辮子』，予以懲治，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務必精密地組織這一場鬥爭。」
「五反」運動就是城市的土改運動，工人的情緒被鼓動起来，對任何獲利階級的嫉恨很快失控，這種仇富情緒具有巨大殺傷力，致使很多資本家走上自殺之路。
民生輪船公司創辦人、總經理盧作孚成了「五反」運動初期突出的犧牲者。盧作孚(1893-1952)，四川重慶人。出身貧寒，1910年參加同盟會四川保路運動。1926年創辦民生實業公司，發展為擁有一百四十多艘江海輪船和近萬員工的民生輪船公司。四川第一條鐵路、第一個礦業公司、第一家織布廠、第一家地方醫院等等，都是他所建立，他最大的貢獻是1938年和招商局合作，完成了國家機構和物質向四川的戰略大轉移。1950年6月，盧作孚被任為全國政協委員，10月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1年春，盧作孚帶領一支十八艘輪船的船隊從香港駛回大陸，周恩來請他到北京任職交通部，盧應承總理回重慶處理完公司事務就赴京就任。就在盧作孚準備一心報國時，「五反」運動來勢洶湧，民生公司董事石榮廷和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以「反革命罪」被處死，盧作孚受到極大刺激，痛苦萬分。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盧作孚的親信，由盧夫婦撫養長大的孤兒關懷，被上級領導找去談話後，突然跳上台恩將仇報誣陷盧作孚，揭發他「腐蝕拉攏國家幹部」，盧作孚爲人勤儉親民、正直不阿，他無法忍受人格尊嚴受到無端羞辱，當晚，這位航運業巨子，在重慶家中吞下大量安眠藥，留下遺書，囑咐妻子「把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後來的記敘都說毛澤東、周恩來得知後，長嘆道，盧作孚不死的話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如果毛周還有這點良知，真有這樣的嘆息，就不可能盧作孚屍骨未寒，民生公司副經理及船長以上所有骨幹，全部入獄受審，其中四人被處決，一人自殺。中國私人企業旌旗之一的民生公司，連公私合營都等不到，就被納入了黨的事業。
直到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才承認：「盧作孚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人已經被你們逼死二十八年，才得到「不會忘記」這樣一句輕描淡寫的評語，這是典型的共產邏輯。
錢理群教授說：
盧作孚這一代中國實業家，無疑是繼承了中國士大夫傳統的，他們把知識分子的尊嚴，做人的尊嚴，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錢理群《歲月滄桑》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歷史學家高華感嘆:
盧作孚先生被迫自殺了﹐其他有名或沒名氣的知識分子和資本家也自殺了﹐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他們活了下來﹐但在和平年代﹐他們卻選擇了自己結束生命。(《他何以選擇離開——王鼎鈞關山奪路讀後》《歷史筆記》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4)
五反運動繼續高歌猛進，轟轟烈烈，1952年1月18日到2月19日一個月中﹐上海就有四十九人走上自殺之路﹐主要是小企業主﹐2月5日潘漢年作五反動員報告﹐按中央口徑嚴厲指責資本家忘恩負義，對黨和政府猖狂進攻﹐運動進入高潮。2月12日至15日四天就自殺二十二人﹐整個2月份自殺達七十三人﹐很多大中型企業資本家也只能以死了斷。在運動最激烈的1月25日至4月1日九十天內，自殺者達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幾乎都有十人自殺，更有夫妻帶同孩子一起自盡。江寧區税局將商人白建華打得當場暈倒，還说他裝死，再以棍棒亂打。商人何潤泉被輪流毒打一個半鐘頭。高橋區税局將商人李俊榮拳腳交加并用針刺指頭。金昌鋼鐵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區税局責令舉起椅子跪在地上等等，各種刑罰層出不窮。(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
南京路上著名的老店冠生園食品公司老闆冼冠生，出名的勤儉，年屆六十七，患病在家休養已八年，被工人從家中揪到店裡，關在樓上鬥爭兩天兩夜，4月21日冼冠生从窗口跳樓，橫屍南京路鬧市。
陳毅市長聽完匯報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即指跳樓商人。他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說：「我不懂為什麼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他或許不知道，像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殷紀常在嚴寒初春之時被迫穿着短衫褲在金城大樓七樓跪了五天五夜，經受職工的疲勞審問後身體實在忍受不了而跳樓的。(謝泳《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現象剖析》《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3期)
章榮初的老朋友、金城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殷紀常，在春寒料峭時，自我了斷。1948年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去香港，殷紀常留守上海。他把自己的自行車廠交給人民政府，以示臣服，但依然沒逃過清算。嚴寒的1952年初，殷紀常穿著單薄的短衫褲，跪在金城大樓七樓水泥地上，受盡疲勞審問和侮辱，心力交瘁，趁審問者走開，從窗戶一躍而下，在江西路上肝腦塗地。當殷紀常女婿打電話告訴章榮初這個噩耗，可以想見他豈止為老朋友這樣結束生命而震驚，他一定也想到自己，看来1948年傳言的共產黨要趕盡殺絕資本家，並非空穴來風。
中共政治運動必定要開殺戒見血，紅色恐怖是紅色政權的基本手段。毛澤東指示：
對百分之一最反動的資本家，北京天津擬共殺十人左右。不要殺得太早，各地殺資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執行。因為殺資本家和殺反革命不同，必須慎重，否則不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
五反之後，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於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順利地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幸虧陳毅、饒漱石沒有完成毛澤東交下的任務，上海沒有大開殺戒。上海只殺了一個王康年，也是一個冤魂，殺雞儆猴的效果，讓上海工商界心驚了幾十年。
王康年(1924-1953)，杭州人，二十一歲在漢口路開設了大康藥房，屢次被志願軍軍需官賒賬提貨，拖欠五億多元，此後王堅拒交易，埋下殺身之祸。「五反」運動開始，王康年被捕，這是對上海資本家一個嚴重的警示。案子拖了一年，毛澤東向上海市委發出指示：
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用来教育群眾 ！
1953年2月28日，上海法院以「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的罪名判處王康年死刑，當場執行。其實大康藥房僅是一家零售小藥房，不俱備製藥能力。看看他被處死前最後一張照片﹐廿九歲的王康年﹐稚氣未脫﹐似乎還不明白究竟怎麼回事。王康年至今仍是「奸商」的代名詞﹐就像李鴻章是「賣國賊」的代名詞一樣。
盧作孚、王康年雖然和章榮初無關，但這兩起事件在當時的影響，振聾發聵，直搗資本家靈魂，整個社會氣氛驟然緊繃肅殺，資產階級人人自危。
1956年政協常委周鯨文逃到香港，著書揭露，鎮反運動自殺者超過五十萬，三五反運動又有二十多萬人自殺。（《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香港時代批評社 1959）
毛澤東身為農民，從沒見過真正的資本主義，單憑意識形態，他對資本家咬牙切齒地仇恨，發誓把資本主義消滅乾淨，可憐中國其實從來沒有真正走進現代資本主義。
盧作孚 冼冠生?
臨刑的王康年
這就是為什麽我說1911年以後的領土爭端其實全都是給滿清當年的‘賣國’擦屁股。如果說將來推翻共產黨之後，那麽一切内政的問題又會是：給共產黨統治造的孽去擦屁股。
認同中華民國or not, 但是大家都認可一個最大公約數：我們需要推翻共產黨，中國才有救。
但是把後共產的中國變成另一個俄聯邦（甚至：另一個白俄羅斯）——over my dead body.
所以我最終選擇當個民國派，而不是當個共匪黃俄漢奸。
不清算共產黨，對不起祖宗——沒有比現行在台灣還有效的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更合適的合法手段了（無它，我是人，不是共產黨）。
滿清是退位讓于中華民國，法統未斷，49年可沒有。
我1981年到香港，見到左派報紙揭露，毛澤東後悔自己廢了中華民國國號，他說，“我不該聽了一個遺老的話，改了國號，把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 後者在法統上是沒有承繼的。
嗎，不奇怪……畢竟它們是俄奸爸爸生的漢奸兒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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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藏南拉達克……那塊地蕃人自行因戰敗割給錫克帝國時根本沒上報清廷，等英國統治印度時早已成既成事實，倒是通共的藏奸們鼓動中共“收復拉達克”（也就是前幾年班公湖木棍打架的地方）。
孫大炮最初的政治訴求是 “驅逐韃虜，還我中華”，這個“中華”是不包括今日東北的。
五十年代老毛對金日成說，“等你們解放了南朝鮮，我們就把東北還給你們。” 毛也不把東北看作中國“神聖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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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不妨礙1920年代五四之後，給當時的當事人評價為：賣國
八国联军入侵之前，中华只有“朝廷”的概念，并无“国家”概念，李鸿章出访欧美，临时把 “茉莉花” 权作国歌。
只不過當年的清國和當代中國是不是一國是可以商榷的了（準確說當代中國與中國人的民族與國家概念是五四的產物，而不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