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时，小孩不上学，想出各种方法消磨时光。我们地委院子里的小男孩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爬墙：利用楼房一楼的后窗, 窗子两侧的挡风板和墙下方一条窄窄的台阶，像螃蟹一样在后墙上攀援横行，从楼的一头上去，不沾地，爬到另一头下来。路过每家人的后窗，会扒在窗沿上看一会，休息休息，再继续前行。这一天，几个小男孩爬到了一个窗口，刚刚往里看了一眼，就吓得掉了下来。不一会，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带到了医院。医生洗净了他肠胃里的安眠药，把他抢救了过来。
这一天，我和我姐姐，几乎失去了我们的父亲，如果不是那几个小男孩。
这时，文革爆发刚三个月。事情发生在一个上午。下午，地委机关要开党群大会，斗争他。
单位赶紧把正在农村出差的我妈接了回来。听说我妈十分恼怒：”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非要自杀！“
当时我们在上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家里没让我们去医院。记不清楚这一段时间是怎么渡过的，也记不得父亲从医院回家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能够记得的是院子里的小孩，经常吵架，吵起来，专门挖对方的短处，但从来没有人在我姐和我面前提起过这件事。
在家里，从来也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即使父亲去世后，母亲也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件事，只有一次，我做了一件至今让我后悔的事情。那是一年冬天，大家围在火盆旁烤火、看书、聊天。我当时在看抗日小说《烈火金刚》，书里的人物，像《水浒》里一样，都是有外号的。看着看着，我们开始对“号”入坐，我当时胖，就叫我”猪头小队长“，我爸戴眼镜，是”毛驴太君“。有一天，被父亲调侃急了，我冒出了一句”毛驴太君最后自杀了“。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父亲没有什么反应，大家赶紧转了话题。
稍微懂事后，家里来了父母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说话，我喜欢安静地坐在一旁听。从这些谈话中，尤其是拨乱反正后他们的一些谈话，我慢慢地对当时的事情，有了一个轮廓。后来看到他的一份检查交待，细节更清楚了一些。父亲的问题是三反言论，大多是针对58年后农村出现的事情，大多和当时党内的右倾思想是一致的。但他一直在农村搞工作组，事情都亲身经历过，有些言论很尖锐，很具体，很形象。譬如粮食统购统销及高征购造成农民挨饿以至饿死：
” 既要取得粮食，又要取得农民，这两句话好说不好做。搞得不好就只取得了粮食，丢掉了农民。” “农民说现在是一只腿在阳间，一只腿在阴间。“ ”现在到处都一样，讨也没处讨，借也没处借，比旧社会过荒年还不如.” ”要不是土改打了个好底子，农民就要造反了。” ”要接受教训，老百姓家里死了人，人家几辈子都会记得的。“
这些话，有些是向领导汇报情况提建议时说的，有些是在纠偏时对前段错误的评议，有些是和同事推心置腹，有些是说笑话。文革爆发，这些话被群众写成大字报检举揭发出来。当时全国正在批三家村，地委机关批我父亲，他成了运动的重点，要把他“斗倒，斗臭，消毒，肃清影响”。父亲感觉又开始了一场反右，害怕自己要被打成右派，彻底丧失他的尊严。他想到了屈原，于是有了开篇时的一幕。
真正给父亲带来灾祸的，是他的一套《资治通鉴》。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脑子里产生了很多问题，开始”带着这些问题到古书里去找答案”，他买了一套《资治通鉴》来读。其实当时在湖北，这是一个时髦，省委书记及他的才子秘书，响应主席号召，都在看《资治通鉴》，“总结经验教训”，前者还发表了《读书笔记》。父亲看时，有了感触，就写成眉批。略举几例：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纵观一部历史，每至末世都是君夸，臣谄，赋重，法苟，盗兴，而后土崩瓦解。”
“君仁则臣直。“
主席“好大喜功“，应该”罪己以收民心“。
这些眉批和想法，他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出事从医院出来后，领导和他谈了几次话，说最好的出路是彻底承认错误，“一盘子端出来”，随后，父亲就”彻底交待“，交出了这套《资治通鉴》。
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父亲出事一个月后，机关终于召开了的他的斗争大会，父亲在会上作了一个一万六千余字的交待，交待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我今天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向大家低头认罪，交待我的罪行。”
父亲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场运动远比一场反右要更凶猛，更广泛，更持久。不久，造反派开始打倒当权派，地委书记，各部部长纷纷被揪了出来，成了运动的焦点，人人自危，父亲成了一个小人物，被挤到了运动的边缘。但是他的那些言论，尤其那些眉批，铸就了他的三反言论之罪，立案停职受审，自杀当然把案子弄得更严重更复杂。随后十二年，父亲被吊在内部矛盾的三反言论和敌我矛盾的三反分子之间，做不了结论。
刚停职审查时，尤其是被造反派抓去批斗时，父亲压力很大，有时在家里走来走去，不说话。 他变得噤若寒蝉，说话十分小心。文革时没肉吃，家里买了几瓶红烧肉罐头， 父亲用钉子撬开了一瓶。“现在的罐头，打开了，闻不到什么气味。 记得以前，打开一盒日本罐头，满屋子都是香的。” 说完，觉得不妥，“那时是小孩，食欲很旺盛。” 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自己家里的人。
后来案子吊起来，他渐渐放松了一些, 又开始情不自禁地谈些历史上的事情：汉文帝汉景帝，无为之治，国泰民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汉武帝一上来，好大喜功，连年征战，劳民伤财，把国库都搞空了；明朝的东厂，就是现代的特务政治；清朝康乾时代很兴盛，但文字狱是最黑暗的。他也谈到西方没有思想犯罪。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的案子，回想起来，其实这些谈古论今多少都和他的案子有关。
文革前，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那时单位里没有套房，我们小，和家里的保姆住在一栋家属平房的一个单间里，这里也是全家做饭吃饭洗衣服的地方，有一张床，一个书桌，书桌上面摆着锅碗瓢勺油盐酱醋砧板菜刀，一个水缸，一个洗脸架，一个大木盆和一个搓板，一个可以折叠的园桌，一个蜂窝煤炉，衣服堆放在床角上，地面是已经踩得结结实实的泥土。父母亲住在他们部门的楼房里，离我们几十步的距离。楼下是单间宿舍，楼上是办公室。他们的房间收拾的很干净，有地板，有一个书桌，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和玻璃球镇纸，一个竹书架，架上有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房间里还有结婚时奶奶送的一个红木柜子和一个樟木箱子。
不光不住在一起，那时父亲老是在农村陪领导蹲点，搞工作组，搞调研，不下乡时，也是泡在地委办公室里。办公室的事情是给各县打电话，搞调研，写材料，写报告，起草文件，给领导准备发言稿。他们这些做文案的人，最好的迁升机会的是给领导当私人秘书，可以随着领导升到省里和中央，他很羡慕他的一个好朋友这样去了北京。父亲没有做过私人秘书，但有时帮领导写发言稿。他谈到过一个知识分子出生的领导，帮他准备发言稿，记录下口述，回去稍微整理一下就完成了。他说给这位领导工作心情很舒畅，事情出错了，他会把责任承担下来，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的。父亲大多时间是带着十几个和他一样三、四十岁的同事在办公室办公，上班搞调研，写文件，下班呆在办公室下围棋，打麻将。有时不想动脑筋了，就画兰草，赌糖吃 - 民族的传统，有事业的男人， 是不屑柴米油盐、儿女情长这些事的。记得有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父亲还没有回来，这时我妈会递给我姐和我一条她用毛线打的长围巾，“去把你爸爸叫回来。” 我姐和我到了他的办公室，把围巾拦在他腰里，一人牵着围巾的一头，把他“拽“回家。
文革父亲受审查后，和我们一起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起来。这时保姆已经离开，我们住到了父母他们的房间，也到了开始可以和他们一起下跳棋、打争上游的年龄。父亲喜欢和我们一起玩，从不疾言厉色，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怎么做人。父亲兄妹四人，都和奶奶一样，高额头，凹眼睛。他鼻梁上老是沁出汗珠，即使是冬天。他平常戴一副眼镜，但看书写字时，却把眼睛取下来放在一边。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但有个毛病，喜欢无缘无故地突然干咳一声，顺顺嗓子，我们都听熟了。有时他晚上从外面回来，听到老远的一声咳嗽，我们会从床上爬下来，去楼道迎接他。
父亲很会讲故事，《水浒》、《三国》和《西游记》里的很多故事，看书前，我都已经听他讲过了。我自己看这些书，到现在细节都忘了，但至今还能想起父亲讲的一些细节：鲁智深打死了镇管西，一边逃离现场，一边不忘念叨着“你这个家伙，还会装死“；宋江在柴进家，不小心一脚踩翻了一把锹，把锹上的炭火溅到一个人的脸上，此人是武松；武松打虎后，酒醒了，人也累了，从冈上下来，凉风嗖嗖的，树林里突然又跳出两只老虎；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查看他在五指山下写的”到此一游“，发现指间有些潮湿，原来是他的小解；猪八戒偷吃了人参果，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原因是...。他讲得唯妙唯俏，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姑姑家的小孩也谈起过，每次舅舅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听舅舅讲故事。
父亲也经常说些无厘头的笑话。我们中学开始学英语后，他讲了一个中学生给父母亲写信的故事：
“Father， Mother，敬禀者:
I 在校中读book，
English不good，
老师罚我stood，
我骂老师是pig…”
把我们逗乐了，他也跟着呵呵地笑起来。
父亲其实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上过小学，看过不少杂书，学过画，拉过二胡，临过帖，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隶书和小篆。 上初中时，家境日艰，退了学到一家钟表店当学徒。后来在他哥哥的资助下，在武汉上完了初中。他初中的国文老师，是个前清秀才，视他为得意门生。这时武汉解放了，他进了为新政府培养干部的革命大学。几个月后，培训结束，分到地区文工队，从武汉溯江而上，到了J城。文工队走乡串镇到处演《白毛女》，配合农村搞土改，父亲在文工队里的角色是画布景和搞伴奏, 只要是有弦的乐器，都拉。土改完成后，他调去筹办地区报，成了地区报的主编。 几年后，父亲转到地委宣传部，在那里认识了我妈。后来，就去了地委办公室。
文革革委会掌权时期，闲着的和有问题的干部都去了五七干校。父亲在干校的第一个工作是赶马车，从城里往干校运送生活用品。和他一起赶马车的，还有另外三个案子吊着的干部，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俄国名字 - 骡马车夫司机。四家人住在一栋废弃的马厩里，土砖墙，茅草顶，一下雨，就往下滴酱油。四家都有上小学和中学的孩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日子。 大人给马厩前的一条土路取了一个名字 - ”解放“大道。五十年后，解放大道的孩子们重聚，大家还回忆起第一年过春节，四家人在解放大道上放鞭炮，大人比小孩玩得还开心。只是朝天的鞭炮拖着火花降落时，大人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别把茅草房顶点燃了。这时父亲买了一把二胡，在家里拉《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也拉《良宵》。后来干校有了卡车，父亲转行给干校修自行车。当时我上中学，刚学会了骑自行车，他每修好一辆，我就兴冲冲地骑出去试车。离开干校回城后，父亲的案子还吊着。这时很多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解放了，恢复了工作。一个好友来访， 我父亲向他抱怨：“三十斤羊子四十斤卵子，走不死，也拖死了。“ “八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八年？” 我当时很吃惊，因为很少听父亲说这种动感情的话。
文革后期，完全恢复工作之前，父亲曾经有过一份美差，利用学大寨时修建的农展馆，给古城筹办一座图书馆。为此，他和同事到江浙一带跑了一趟，参观图书馆，购买书籍。回来后，讲一路见闻：“上海图书馆里，很多年轻人坐在里面看书，有人还在查看英汉词典。” 当时我姐和我知青招工回城当了工人，听他讲这些见闻，觉得好遥远。后来武大图书馆系来了一个班的学生，帮助把买来的书籍清理归纳编号上架，我们感觉他们真是最幸运的一帮年轻人。当时城里搞修建复兴，父亲说，应该建一个钟楼，城市的格调就出来了，江浙一带都是这样的。他还说，要把J城和S市之间废弃了的小运河修复，就是扬州的瘦西湖了。在图书馆的几年，他心情很愉快，看了好多书，在江浙出差时买得一些字贴，他颇有闲情逸致地临了一段时间的小楷。
父亲很爱读书，文革刚结束时重版的一批中国传统书籍，经典的，通俗的，大多他小时候都看过了。有些书我觉得他不会看，譬如《红楼梦》。但一次我在背读《红楼梦》里的诗，“看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他说：“是‘勘破三春景不长’吧？” 我们有次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但不知道这三句话的出处。当时不存在上网搜索，去问父亲。他说：“出自宋真宗的《劝学诗》。《聊斋》里有个故事叫‘书痴’，注解里有说明这个出处。鲁迅的杂文《书籍和财色》，也用到这几句话，注解里有出处。” 父亲很喜欢鲁迅，能买到的鲁迅的书都买到家里，一本本用木纹纸包好，用隶书写上书名。我看了鲁迅的《呐喊》后，跟他说我喜欢《故乡》，不怎么喜欢《阿Q正传》，他说等你懂事了，就喜欢了。父亲对民国的事情很有兴趣，文革后期有一个回忆民国旧事的杂志，他每期都买。上海老报人徐铸城、郑逸梅写老上海经历见闻掌故轶事的书，他也都买来看。不知道他这些爱好取向是怎么形成的 - 是独特的喜好，是他们这辈人的共识，还是在追随某个偶像？父亲曾经有过一套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文革时被抄走了，但里面的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给我们讲过蔡锷倒袁的故事。袁世凯称帝前，把蔡锷召到北平，接见时，赏给他一件貂皮马褂，穿上后似量身而作，”增之则长，减之则短“。袁见蔡穿上后没有受宠若惊的表情，便对他起了戒心，不放他回云南，后面便有了八大胡同那些事。
77年我们姐弟俩准备高考时，有一个星期母亲出差，父亲不想让我们分散精力，自己报名成了家里的厨师。文革前，父亲从来不沾家务。文革起，家里没了保姆，妈妈和姐姐女性解放，宣布各人洗各人的衣服，爸爸也不例外，不过还没让他下过厨房。这次下厨，他没有做饭的起码常识，炒大白菜，先在锅里干煎，煎熟了，再放油盐。 吃起来， 倒别有一番味道。又一天，他煮了一锅鸭汤，又香又鲜，受到我们表扬。他说，可能鸭子剖好后，忘了洗，就下锅了。
文革结束前夕，他的事情还没有结案，但他离开了图书馆，又开始陪领导在农村蹲点，搞工作组。拨乱反正时，文革中的大量自杀行为从“畏罪”被重新界定为“受害”，随后他完全恢复工作，回到了十二年前离开的地委办公室。这时我已经离家到外地上学，听说父亲还是干那些老事，搞调研，写材料，写报告，起草文件，给领导准备发言稿。应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何况办公室已是面目全非，平房成了楼房，以前的同事都不在了，换了一批年轻人，大多数有大学文凭。但他十分珍惜姗姗来迟的平反，干得很认真。 当时的领导，是他文革前就相熟的，用惯了，发言稿都让他写。他也很高兴听别人说，去听领导的报告，就是听他的报告。如此，又干了十年。这中间，父亲有过一次可以和领导一起调省回武汉的机会，但他放弃了- 父亲已经离不开这座古城。后来父亲被提升了，新职位要求处理很多非文字类的事情。父亲极不适应，很烦闷，尤其对陪人吃饭喝酒深恶痛绝，不久就要求提前退休了。退休后，乐得没了应酬，文革前办公室的老同事和两三个谈得来朋友会偶尔到家里来聊聊天，其它时间他看书写字，和家里人打打麻将。
父亲的为人，像他的字，隶书和小篆写得很到家，可以赠送亲友，有时写写行书，但他从来不写草书；家里的穿衣柜，左边是他用隶书写的苏东坡的”赤壁怀古“，端庄秀丽，右边是他画的一幅荷花，线条色彩都十分拘谨；他的三反言论，可以说是文人习性的显露，言他人之不能言，不善言，不敢言，但他不张扬，历次政治运动对他的评价是““政治不开展，不暴露思想”；他喜欢古诗词，但对现代文学没有兴趣，对周围一些朋友同事搞创作发作品不屑一顾 - 品位不高，“半吊子”。他的高品位却让他举步维艰，做了一辈子的文案，看了一辈子的书，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唯一的著作，是在编地区报时，仿效《增广贤文》编的一本《谚海》，在里面写了很多按语。文革后，父亲写过一个历史人物小说《张之洞评传》，但最后只是锁在抽屉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年代，父亲当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上一个正规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或研究所安安静静地做文史方面的研究。遇到了一个疾风暴雨的年代，卷入洪流之中，只好像他当初在文工队时那样，一辈子画布景，搞伴奏。
多年以后，一次父亲突然问我姐和我：“我的事情，文革时是不是给你们带来很多痛苦”，这是第一次父亲在我们面前谈起他的案子，第一次直接和我们谈情感上的事情，说出这句话，一定非常不容易。“没有，没有，” 我们赶紧回答。我们讲的是实话，一是当时少年不知愁滋味，二是父亲的案子老是吊着，没有被正式划为敌我矛盾。不然，他的遭遇，以及我们全家的遭遇，将是十分悲惨。父亲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情，希望这次谈话在他心里划了一个句号。
很快我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谈朋友时，我给家里寄了一张我女朋友的照片，父亲看了大概很满意，回信说“你女朋友看起来很健康”。我们后来笑他，一定是认为我女朋友“一年可以挣六百工分”。
我们成人了，父母也开始显老，越来越有了两人相濡以沫的味道，尤其是退休之后。这一天是母亲的生日，父亲到街上走了一趟，买了一个线帽和一双袜子，说是生日礼物。大家都很惊讶，因为他从来高高在上，不显露感情，对家常事务有意无意糊里糊涂。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妈买生日礼物，我们嘲笑他的选取，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把你妈从头到脚都考虑到了。”
离家后，有一年我和妻子回家探亲，当时还没有孩子。湖北的冬天，室内没有暖气，冷嗖嗖的。这天下午，阳光明媚，室外很暖和，我和妻子在阳台上打牌，晒太阳。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打牌吗?”,父亲走过来问道， 当时他已经退休，呆在家里。
”当然可以，“ 我们有点意外，但很高兴地答应了，本来就是要叫他的，但是怕太冒然。
我们在打拖拉机，給他讲了规则，说和打升级差不多。几圈后，轮到他出牌。他出了一对三，没人要，接着又出了一对四。我们大笑起来，说这两对是拖拉机，可以一起出的。
“你运气好，不然这么小的对子，早就被人压住了。”
听完解释，他也嘿嘿地笑了。
(父亲的隶书)
（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