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保姆，我妈叫她刘妈，让我和我姐叫她奶奶。我妈认为，解放了，人人平 等，没有主人和佣人之分。
五十年代中奶奶到我们家时，我还没有满月，直到我十岁她才离开。那个年代，地方政府的干部经常到农村出差。我父母亲工作十分努力，总是积极报名，一去几个月，我和比我大一岁半的姐姐是奶奶带大的。
大家都说奶奶对我好。有多好？年幼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你知道奶奶对你多好吗？” 奶奶的小儿子，我们称小叔叔的，有一次问我。
“我不知道。”
“小时候，你鼻子塞了，她用口去吸。 你便秘，两天拉不出来屎来，她急得哭，用手去抠。”
我妈认为奶奶对我好得太过分了，明显偏心，重男轻女。一有机会，我妈就会当着奶奶的面矫枉过正：分苹果，把大的一个给我姐，给我一个小的。分一个月饼，也是给我姐一大半，我一小半，理由很简单，”她大一些嘛。“
上小学后的事情，我还能记得一些。奶奶很会做菜，青椒肉丝，大蒜炒腊肉，红烧鲫鱼，干煎边鱼，米豆腐，西红柿肉丸鸡蛋汤，蒸鸡蛋，蒸汽水肉... 地地道道的江南家常菜。我小时候不爱吃芹菜，吃了就呕吐，她说我”害毛毛了“，大家笑，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奶奶隔一段时间，会做一次米酒，每次做好了，我们都会一人要一碗生米酒吃，非常甜。那时院子里请保姆很普遍，我们左边隔壁有郭妈，右边有王妈。也有不请保姆的，父母不在家，小孩成天脖子上挂着一把门钥匙，在食堂吃饭。奶奶常说这些吃食堂的孩子真可怜，一个个面黄肌瘦的。
我们一家的布鞋，也都是奶奶做的。她纳鞋底，每一针都使劲地拉，纳的鞋底硬梆梆的。穿上她的鞋，我们可以踮起脚尖来，模仿芭蕾舞演员，其他小孩的鞋都踮不起来。
奶奶喜欢看电影。隔壁的阿姨在我们面前取笑她：“你奶奶是个电影迷，你们小时候，来了新电影，吃了晚饭，一双小脚，抱着一个，牵着一个，带着你们往电影院跑。” 奶奶看了电影，会讲给我们听。她特别喜欢《十五贯》和《小姑贤》，给我讲过很多遍《小姑贤》：一个婆婆老是刁难一个媳妇，每次都是小姑帮忙，把事情缓解过去，最后感化了婆婆。
我从小一直是奶奶带着睡觉，我靠墙睡里面，她睡外面。还记得她坐在床上，把两股纳鞋底的索线合起来绞脸的情景。有一段时间大概她很劳累，打了一斤白酒，每天睡觉之前抿一口，睡得熟，恢复疲劳。
奶奶很少谈起她的丈夫以及她们一起生活时的事情。文革时，说她家成分不好，小工商业兼地主，她才提到他，跟人申辩：“我丈夫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这是快解放时的事情，她丈夫被抓了状丁，冒死逃了出来。逃跑的路上，经过新四军的驻地，又差点被抓到成了新四军的一员。“要是被新四军抓到就好了，” 奶奶说。
奶奶的家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清末时出生，不识字，裹过脚，嫁到了镇上一户颇为殷实的人家， 生过七个孩子，三个活了下来。她四十多岁时，开小店的丈夫突然病逝，留下她，一个上初中的大儿子，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和一个刚上学的小儿子。她把三个孩子托付给亲戚，打了一个包袱，自己乘船沿江而下，来到城里做保姆，每月寄钱回家，养活三个小孩和继续他们的学业。开头几年，她节省每一分钱，过得特别艰苦。两年后，奶奶的大儿子，我们叫大叔叔的，初中毕业，没有上高中，考了地区师范学校，也来到了城里。读师范，学校包吃包住，还可以离母亲近。几年后，奶奶的女儿，我们叫阿姨的， 初中毕业，进城到机关幼儿园当了阿姨。后来到医院当了会计。再过了几年，小叔叔考上了地区最好的高中，也进了城，在学校住读。三个孩子都深知母亲的不易，非常努力，非常尊敬她孝敬她。
大叔叔和阿姨很少到我们家里来，小叔叔到城里上高中后，有机会就来看他母亲，每当有洗床单洗蚊帐这样的重活，他都会来帮忙。小叔叔在生人面前会脸红，不怎么说话，但在学校很活跃，形相好，在宣传队演方志敏。我妈很喜欢小叔叔，让我以他为楷模，所以我小时候见生人就脸红，不怎么说话。小叔叔比我们大个六七岁，到我们家时，会带着我们玩游戏，像一家之长。我们小学生和高中生在一起，自然是受宠若惊。有一次，我头上出了一个血包，好长时间都消不下去。后来医生开了一刀，放出血水才好了，但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小伤疤。小叔叔看到了，十分生气，说：“如果我在，是不会让你开刀的。” 奶奶离开我们家时，也是小叔叔带着奶奶和我们姐弟两人，去照像馆照了一张四人合影。
我十岁时，奶奶离开了我们家，去和她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帮她们带小外孙。离开后，两家常有走动。她不时会做一小脸盆米酒，给我们送过来，尤其是冬天，因为她女婿在医院化验室当医生，用他样品室里的保温箱，米酒一个对时就做好了。当时物质供应紧张，一人一个月供应半斤肉，奶奶千方百计不时给我们弄点肉、排骨和猪油。我上初中时，父母去五七干校，出发那天，所有搬家的卡车都集中到城里中心广场，场上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这些人走五七道路。奶奶来送别，站在我们车旁流眼泪。我妈急了，”刘妈你快别哭了，给人看到多不好。“
我和奶奶的来往，没有就此中断。干校没有中学，我和我姐留在城里上学，学校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办了住读。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伙食又很差，有时没课，我就一个人去奶奶家。家里人上班去了，房子里很安静，大多时候，我找一本书看，奶奶在哪里做她的家务事。 有时，她会把小叔叔的信拿出来让我念给她听，那时小叔叔是下放知青，经常给她写信，问寒问暖。有时， 她会有一句、无一句地说一些我们家的事情：
“你一生下来，我就到你们家来了，看到你，皮包骨，连屁股都没有。（我是七个月早产。）大冬天，你爸爸买了几大篓柴炭，火盆一天到晚烧着，把你放在旁边烤。
“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不够，你们的饭里要放很多菜叶。你哭着说：‘奶奶，我吃光饭就可以啦，不要菜‘。
“你们两个喜欢你爸爸，因为他脾气好，不管你们，只逗着你们玩。你妈打你们，你们怕她，又喜欢她，因为她给你们买零食吃。
“你和你姐姐都是自成人，没人教，都很成器。
“你奶奶（我父亲的妈）怕你妈，在你妈面前，屁都憋着，不敢放”
…
每次我去了，奶奶都会加一个菜，蒸个鸡蛋、吵点腊肉什么的。阿姨和叔叔下班回来了，一起吃个午饭，我就回学校了。
小叔叔高中毕业后，大学没了，随着第一批上山下乡大军，到农村插了队。七十年代初，他招工进了省城的一家工厂，几年后开始和宗阿姨谈朋友，准备结婚，这件事遭到他们全家的反对。原来宗阿姨的父母是从日本回来的爱国华侨，父亲原籍台湾，是市田径队的教练。母亲是日本人，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日去教堂做祷告。父母受华侨政策保护，文革时没受到什么冲击，但他们孩子的境遇很悲惨，儿子三十多还单身一人，宗阿姨二十多了，没人敢跟她谈朋友。台湾，日本，教徒，教堂，祷告，这些都是当时反特影片里的词汇，谁都避之不及。两人被介绍认识后，都喜欢对方。宗阿姨兄妹俩的境遇，不但不使小叔叔逃避，反而让他同情。大叔叔反对这件事最激烈，说小叔叔是往火坑里跳。奶奶也很担心，曾在我面前谈起：“她妈妈每星期去教堂祷告，别人会怎么猜想，出了事，说都说不清楚。” 小叔叔非常坚决，“我不会离开她的。” 奶奶不忍心看到小儿子的痛苦，就依了他。七十年代中，中日邦交正常化，宗阿姨的父母和哥哥移民去了日本，小叔叔和宗阿姨带着他们的儿子不久也去了日本。当时移民十分稀少，很多人羡慕，奶奶她们一家人转忧为喜，我们自然说小叔叔好心得到了好报。
两年后，小叔叔宗阿姨带着小儿子回国探亲，我们到医院阿姨家去看他们。小叔叔带回来了一个手提录音机，我和我姐说话时，他偷偷录下来，然后放给我们听。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录音机，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十分滑稽，笑得前俯后仰，房间里的人都跟着笑了。
（202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