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师
抗戰的代價
——讀黎東方《細説抗戰》有感
我是從小看遊擊隊打鬼子的電影長大的一代人，被灌輸的多為中共抗日的光輝形象，提起抗戰的豐功偉績，能從我貧乏的記憶中搜羅出來的事跡，除了被說來說去的平型關大捷，也只有《地道戰》、《平原遊擊隊》等戰鬥片殘留的戲劇性畫面。以中流砥柱自居的共軍還打過哪些勝仗？從前學過的歷史課本上並無明確的交代，我只模糊地記得，其中有很多篇幅都是講國民黨軍隊節節潰退的情況。
光陰如箭，今年欣逢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眼看各國都在舉辦不同程度的紀念活動，得盡了抗戰好處的中共自然要抓緊機會表功慶賀，好給疲軟的黨威黨權加一劑歷史的輸血。針對當局一系列喧鬧的表演，史學家辛灝年在紐約奮起猛擊，他連講演帶撰文，一時間批駁與揭露層出，在海外華人圈甚有反響。辛君的重述抗戰史發人深思，也激起我求知的衝動。本著補課的目的，遂加緊讀了些相關的論著。本文的撰寫，就是爲梳理我最近讀黎東方《細説抗戰》一書後的沉重心情。
應如何評價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的抗戰業績？該怎樣定性那一場血戰的勝利呢？黎東方這本詳述了二十二次會戰的專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悲愴的參照。黎書秉承了傳統的紀事本末體例，它敍事簡約，細節的描述一字一釘，行文中適當插入作戰形勢地圖和翔實的統計數字，每敍述一次會戰，都明確列出敵我的兵力對比和傷亡人數，然後據以判別雙方的勝負得失，並聯係前後的戰局作簡要分析，指出其間的影響和關係。與那些高談闊論的抗戰史書寫或太個人情緒化的回憶錄文字相比，黎書最明顯的特質就是其難得的忠實記錄性和灌注心血的專業考訂性。讀完黎書，我才切膚之痛地體認到那一場仗多麽難打而又不得不打，才苦澀地咀嚼出國軍為勝利付出的代價。就黎書實錄的情況而論，與其把抗戰勝利理解為中國一對一地打敗了日本，不如說國軍以慘重的傷亡拖住了日軍的進犯，直拖到世界反法西斯戰局轉入有利於中國戰區之日，才得以拖垮其囂張氣焰，終迫使強悍的入侵者繳械投降。
戰爭固然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究其實質，還是強與弱的殊死較量。自古以來，國破族滅者不可勝計，生存的殘酷邏輯從不吝惜弱者的價值。自甲午海戰以至“九一八”事變，中國人即面臨此一嚴峻的存亡形勢。中國雖比日本土地廣大人口衆多，但從各方面的實力相比，中國都處於極端的劣勢。按黎書的描述：日本的海軍有兩百萬噸戰艦，空軍有飛機二千七百多架，陸軍訓練精良，裝備充足；中國的海軍僅有五万九千噸兵船，空軍的三百零五架飛機率多老舊，陸軍從士兵到軍官都訓練不足，且裝備極差，他們沒有坦克掩護，沒有空軍協同，也沒有與日本可比的大炮做火力猛烈的後盾。在如此懸殊的對比下，國軍若輕率應戰，幾等於以肉餵虎。關於蔣介石不抵抗的對策，從前耳食了太多號稱“愛國”或“進步”的指責言論，如今細讀黎書的形勢分析，再詳覽蔣在備受批評的情況下盡力完成的應戰準備，才省識到那些激憤於一時的“愛國”、“進步”言論之只圖鼓噪聲勢和不負後果責任。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北伐成功和國民政府的建立，沒有在短期内建立起統一指揮的國軍，特別是沒有在日軍入侵東北後充分備戰，便意氣用事，去倉促抵抗，其結果必如甲午之役那樣一敗塗地，而杉山元所叫囂的三月内解決整個的“中國事件”，很可能就成了不幸的現實。
但不管怎麽說，民國畢竟不再是清朝，後來的事態發展也遠非日軍起初急切期待的那麽簡單。不能打也不該打的這場仗一旦被迫地打了起來，弱勢的國軍儘管打得很慘，卻也錘打出了拼命的頑強，原來分散的各路兵力反倒因受創而凝聚起一致對外的力量。神奇的是，百年來積弱積病的國體居然在血肉模糊的挨打中搾出了救亡的活力，受盡淩辱的國民硬是不屈，終於摔打出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然而，不管戰果多麽輝煌，均來自軍民生命的慘重傷亡，活著的中國人應該痛切地記住，是以國軍六條命拼掉日軍一條命的比例無畏地消耗血肉，才維持了八年抗戰。付出如此殘酷的犧牲代價，不只因武器裝備及其他物質條件太差，還有混亂中調遣不當和指揮失誤，以及種種本不該發生卻偏偏發生了的不利因素。因此，並不是所有的陣亡都電影片那麽轟轟烈烈，甚至有大量的將士都死得無謂或窩囊。弱者的勝利就是這樣疲憊、狼狽和幾近崩潰地贏得的。我們後來者根本不具備稱頌他們的合適言辭，任何空泛的讚頌，特別是中共式給當前貼金的讚頌，全都是對亡靈的褻瀆。
戰爭不但消耗生命，更在破壞經濟的同時大量地花費錢財。對窮困的國民政府來説，物力財力的補給更比人力的調遣困難拮据。戰爭的無底洞需求遠遠超出了全國人民的納稅能力，而海岸綫早被日本封死，海關稅收完全斷絕，國際援救物資也只剩下非常稀少的運輸通道。國民政府在經濟上幾陷入山窮水盡。後來幸有美國支援，但按照黎書提供的資料，美援來得既不慷慨也不及時，而且附帶條件，設有關卡，美援不但未能有效地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為迅速建起美軍在華的軍事機場，中國政府還替美國揹了財政負擔。重慶方面沒辦法，只好剜肉補瘡地濫發紙幣，結果導致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就這樣焦頭爛額地硬撐到日本投降，慘烈的勝利更使蔣介石及其政府在國際國内都揹上腐敗無能的黑鍋。
現在可以明確地一覽勝利的結果了：國軍死傷總計三百一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人，陣亡將官達二百多位。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重慶物價漲到戰前的二千一百六十三倍。軍力損失既如此慘重，經濟破壞又至崩毀邊緣。就此後果而言，解放軍的獲勝，大半都是藉日軍之手完成的，四年的内戰可視爲壓斷國民政府脊梁的最後一根稻草。現在再讓我們看一看共軍的情況：抗戰初起，逃至延安的紅軍僅剩二万餘人，抗戰結束，其軍力已擴充至一百二十萬之眾。誰流血犧牲，誰自肥壯大，數字便是最好的説明。明乎此，則當初日本首相多次來華訪問時道歉，毛、周、鄧三人反一致道謝的情由就不難理解和確實令人髮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