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师
走向民權民德的政治解放
——汪暉近作質疑：誰的主權？什麽平等？
康正果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
跳著皮筋舞代擬國情咨文
汪暉先生多年來以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論述馳名中外學界，屬於甘陽親點的“自由左派”四幹將之一。與表達上較爲明快的另外三員左將相比，這位《讀書》雜誌前主編一向偏好糾纏思辨，善於包裝理論，讀起他那些繞來拐去的長句子，常讓人有一種被拖入了文字皮筋舞的感覺。在我的印象中，女孩子常跳的皮筋舞似帶有幾分作繭自縛的舞態，由於有兩根約束的皮筋緊綳在那裏，雙足的蹦躂只能反復在原地踏步。因此，不管舞動者作出多少次跳躍或奔騰的假動作，她們最終都沒越出過雷池一步。皮筋間舞動的天足的確是活潑靈巧的，但在那跨不出羈絆的舞步中，你也許會隱約看出纏足年代殘留下來的動作痕跡。
這就是我初讀汪暉論著時模糊的感覺。現作爲本文的起興寫在這裡，聊為以下要切入的論題拈出一個富於聯想的意象。
談到韓寒的讀書和寫作，崔衛平極力讚賞他“擁有對於世界以及對於自身少有的直接性，”說他的知識系統直接朝向這個世界，說他“紮根於自身，他的世界朝向四面八方而延展開來。”與韓寒用身體踫撞現實，憑血肉探求認知的情況正好相反，汪暉的知識系統全面朝向已有的符號體系。他在文本知識的汪洋中左右逢源，猶如蜘蛛緣蛛網而四處網羅，八頭拉扯。套話和觀念就是他運思行文的舞蹈皮筋，長期以來，他牢牢把住那條自我捆綁的學術繩索，既為他思考的重載奮勇拉縴，也趁便與諸多西方論著及其名作者賣力地拔河。這文字皮筋舞蹦躂得汪暉也實在艱辛，致使他那些趨向等身的著作不啻為壓在蝜蝂背上的物累。
最近汪暉發表了一篇長文，題曰〈中國的崛起及其面臨的挑戰〉（《文化縱橫》2010年第二期，以下引用簡稱“汪文”）。我現在撰寫這篇文字，就是要針對汪文談一些必需認真澄清的問題。我發覺汪暉在這篇新作中的措詞用語更加刻意地趨於中性，而那一本正經的準官方腔調，則煞似一位公平的局外發言人登上台代替執政當局宣讀動聽的國情咨文。從汪暉那嘴頭特硬且沉得住氣的宣示來看，他在政治修辭上的功夫已磨練得十分到位。文心即人心，讀完這篇汪文，汪暉的心態和面貌也就清晰呈現在我們眼前。你現在可以看到，他已有足厚的臉皮將國務院發言人矢口抵賴的莊嚴與各級領導統統不說實話的默契融為一爐，因此他也就更加有魄力把罔顧事實的論斷發揮到學術冷酷的地步。
斷裂的危機及其修補
我越來越覺得，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中，有相當大一批人比今日中國的當權派和主流話語還要落後和反動。時至今日，共產黨自己都不想再正兒八經地當共產黨了，可這批人還死抓住共產黨舊時的觀念，沉溺於自己一廂情願的幻想，妄想阻止黨變顔色。當權派搞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應該說，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們所走的是什麽道路。因爲毛澤東走過的革命歪路綫早走不通了，所以他們才被迫向毛所擔心的和一再堵截的“回頭路”走去。這條路便是受干擾被中斷的資產階級現代化道路，其實也就是回歸民國世代半途而廢的老路。中國的民族國家建立已整整百年，由於衆所週知的原因，目前這“回頭路”充其量僅返回到國民政府那個威權統治加假議會的訓政階段，且毫無轉向憲政的打算和承諾。今日的市場經濟社會雖在很多方面優於毛澤東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但由於黨權仍在支配法制，自由市場經濟的活力不但受到一定的約束，而且為權力所扭曲，使它更多地顯示出資本主義爲人所厭惡的一面。因此，在這一回歸之路上出現的種種弊病，有很多很多自然也就與當年共產黨指責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黑暗十分相似，甚至更變本加厲。面對此嚴峻的現實，從當權派到老百姓都日益感到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危險的斷裂，它既呈現為中共長期塑造的自我形象與其正在敗壞的現狀之間的斷裂，也明顯地暴露出共和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的斷裂。對執政當局來説，如一任此斷裂繼續擴大下去，現有的政權便會喪失合法的基礎，其尷尬的處境恰如一個人唾向他人的唾沫無端飛回來落到了自己的老臉之上。早在發表於2007年的〈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一文中，甘陽已敏銳地覺察到黨國所陷入的窘境，為維護我黨的“偉光正”形象，他急起分辯，及時作出必要的糾正。他說：
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有關改革的種種爭論，已經使得新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變得分外突出。這實際也就提醒我們，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
這個整體性的論述就是甘陽接下來倡導的“新的改革共識”，以及他稀泥抹光墻的“通三統”高論。他提議把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平等傳統”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傳統結合起來，還揚言要把二者統合到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優良傳統之中。甘陽在當代思潮的紊亂湧動中曾不止一次地放過開風氣定調子的言論，現在，汪暉在其長文的開頭，顯然也順著甘陽牽強的領唱，續上了他自己更加護短的變調。立足於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統合之說，他要進一步為中國今日的崛起姿態搭建歸功於前三十年政績的堅實支柱。
與甘陽的用意很相近，汪暉建構的支柱不只要為黨國當前的蛻變窘境修補合法性的基礎，還試圖把昔日更多的社會主義内涵發揚到崛起的進程之中。比起甘陽那一套即興放言的宏論，汪暉則顯得有些措詞曖昧，但他的行文打磨平滑，躲閃有序，讓你乍一讀起來會莫辨深淺，即使覺得有些話不太對勁兒，一時也不知該從何駁起。汪暉確實是個縫製文字百衲衣的修辭能手，很善於從後現代批評理論的用語中剪裁些大字眼和夾生概念，將已經陳舊的政治用語稍作翻新的處理，統統作爲鮮豔的補丁縫合到行文之中，從而為他所辯護的觀念或實踐修補破綻，為他難以忘情的“社會主義時期”——這是他為前三十年制定的一個中性指稱——推出一連串文過飾非的創意。明明是毛澤東反帝反修反得中國封閉了近三十年，錯過歐亞各國經濟大舉起飛的六、七十年代好時光，坐視戰後廢墟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乾看亞洲四小龍起跑領先，而中國的經濟自大躍進到十年動亂，則讓毛的革命路綫幾經折騰，在他死後一片凋敝，落了個今日的後發展劣勢。這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實，可時至今日，汪暉還要為這樣的滿清式閉關鎖國狀況辯護，把類似於今日朝鮮金氏王朝那樣孤立的處境界定為中國“獨立的主權性格”。他振振有詞地說：“無論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曾經犯過多少錯誤，它當年的反帝和後來跟蘇聯的辯論，是完成中國主權性的最基本要素，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汪暉是50後一代人，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他並非不知道他親身經歷過的荒謬現實，但他僅敷衍地承認一下，便一筆帶過不想提說的事實。按照汪暉“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的提議回顧前三十年，那就是說，大煉鋼鐵的荒謬做法和文革期間很多工礦企業全面停產所造成的破壞全不足掛齒，餓死了三千萬人的人禍也可以懸置括弧之内，只要中國對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沒有像日、韓或東歐國家那樣處於依附地位，中國人民就應該滿懷獨立自主的自豪，從而把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倒行逆施消解為不必據以判斷是非的“個別細節”。這樣一來，汪暉所標擧的“獨立的主權性格”自然就可以無所依傍地樹立起來，成爲肯定前三十年響當當的依據了。
是獨立性格還是依附勢力？
讓我們回到“主權”這個概念最常識性的内涵，先從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其疆土和地理領域擁有的徹底的支配權那一個基本點來討論問題。如果說晚清以降，中國人痛感主權喪失的恥辱是那段無力抗拒列強侵華的歷史，那麽截至抗戰勝利，中華民國晉陞為世界四強之一，可以說，國民政府基本上已爭得領土完整的國家主權，儘管還存在著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而恰恰是由於國共和談破裂，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打贏内戰，獨佔了抗戰勝利果實，在大陸建立一黨專制的政權，從此才造成延續至今的國家分裂，致使兩岸任何一邊的政府都未能徹底地支配所宣稱擁有的疆土。這一跛足的領土主權至今猶為兩岸人民心頭的缺憾。如果進一步追溯中共建黨及其整個的發展過程，你還會看到，其中的每一階段都依賴過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扶植。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的年代，中共曾一度高喊“保衛蘇維埃”的抗日口號，其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在最初就是要長征到蒙古邊界與蘇軍相接應。汪暉在他討論琉球歸屬問題的一篇長文中特別談到，在中國參加“四國宣言”的問題上，蘇聯處處從中作梗，排擠蔣介石參加會議。正由於蘇聯從其本國利益出發大佔了盟國獲勝後的諸多好處，致使中國的領土主權至今仍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壞。[1] 汪暉在此文中認真參閲蔣介石日記，所作的事實澄清實屬可嘉，對國民政府在爭取中國的國家主權上所作的努力和所承受的重壓也作出了儘可能客觀的表述。其中有不少可圈可點的片段都向我們説明，在當時各國實力較量的局勢下，為捍衛國家主權，國力較弱的中方如何克服蘇俄和英國製造的障礙，贏得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可能爭取到的利益。但在詳述蔣介石為爭中國主權而備受困擾的過程中，汪暉卻隻字未提中共那時在幹什麽，未提準備武力奪權的共軍與蘇聯有什麽聯係，更沒有交代至少到那時爲止，中共為中國的主權獨立到底做過什麽努力和特別的貢獻，也沒有吐露中共武裝力量的存在對國民政府在爭取國家主權上的努力造成了什麽干擾和破壞。現在，只要我們攤開史料，列舉出中共依靠蘇聯支持以分裂國家的任何一條史實，所謂“獨立的主權性格”這一論斷就無論如何也站不住腳了。
毛澤東所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説白了，就是在暗自吐露中共安身立命的路綫抉擇：不是依附蘇聯以反美，就是拉攏美國以抗蘇，在美蘇對抗的消長中乘勢坐大，奪權固權，樹立黨天下控制一切的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由於中共一邊倒追隨蘇聯，受斯大林指使而捲入韓戰，為完成美蘇兩國免除直接交戰的國際共產主義使命，毛澤東拿志願軍的血肉做了製造緩衝的墊片，在兩大霸權的衝突中扮演了一個自我賣命，替人送死的角色。結果使本可能另有更佳政治選擇和外交局面的新政權深陷美蘇冷戰的格局，從此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中國在聯合國多年拿不到席位。從反面來看，汪暉所謂“獨立的主權性格”，只能説是孤立中被迫屈就的處境，但絕不是中國人民的主動選擇。還應該看到，後來中共與蘇聯閙分裂，其實是中共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遭到了蘇共的憤怒抛棄。毛澤東執意要搞他的土法煉鋼大躍進，至少在當時不符合蘇維埃加電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綫，因而受到蘇共強烈的批評。這一分歧引發兩黨多年來的積怨，從而導致了後來的九評蘇共大辯論。
即便如此，五十年代由蘇聯援建的各項工業設施及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仍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年代。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從未擺脫蘇聯的影響，此一甩不掉的尾巴一直拖累著改革進程，比如東北那些問題最多的大型國營企業，有很多便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建的工程。然而，汪文中卻說：“中國國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權性的和高度獨立自主的，在這一政治性格主導下形成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也是高度獨立自主的。沒有這一自主性前提，很難想像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很難設想中國在1989年後的命運。”這類睜眼説瞎話的論斷在汪文中隨處可見，難道土高爐煉鋼，農業學大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雷鋒精神，批判唯生產力論，所有那些毫無科學發展觀可言的瞎折騰今日還值得稱道，還可作爲今後經濟增長的前提來肯定嗎！
再退一步來看，沒有對蘇聯的依附，今日中國的軍事工業和軍備水平又會是何等見不得人的狀況！中國當年出兵朝鮮，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爲贏得蘇聯的幫助，迅速建立自己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雄赳赳氣昂昂”的志願軍無形中在充當著用來換取蘇聯先進武器的雇傭兵而已。共和國建國已過六十個年頭，為發展尖端武器，中方至今還不得不費盡心思，大把花錢，一面委曲求全，與俄方討價還價，一面巧施伎倆，盜用人家的先進技術。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說，正是通過對俄製先進武器的模仿和改進，中國才艱難地發展出自己的軍事工業。俄國對中國縱有千錯萬罪，就援建中國的工業，向中國輸入武器而言，中俄的交往中，中方的獲益還是不少的。這不叫依附又叫什麽！汪暉所謂的“獨立的主權性格”，僅一句冠冕堂皇的遁詞，它所掩蓋的乃是三十年關在門背後稱霸王這一耽誤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孤立和落後。直到蘇聯的軍事威脅已讓中共感到恐懼，毛澤東才轉向與尼克松握手，開始借用“西風壓倒東風”的勢力，轉而靠攏另一個霸權。而汪暉卻斷言“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是“改革的前提”。難道他已經忘記：正是在鄧小平訪問美國，確定向西方學習之後，中國才正式打開了國門。
綜上所述，中共當局的改革開放政策是被迫開放在先，改革隨之跟進。因爲毛澤東的革命歪路綫結怨天下，搞垮了經濟，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中共難以繼續抗拒世界潮流，爲了黨國的幸存，只好放棄原有的教條，不再爭論姓社姓資的問題，從此摸著石頭過河，冒險投入了全球化市場的角逐。只是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國力顯著提高，中國才在世界政經舞臺上逐漸贏得參與和發言之權。
主權與實力的反差
汪暉慣於拿預製的命題投放他滔滔不絕的論述，我沒有他那麽多高深的理論貯備，在此只堅持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辯方式。其實，國與國之間的主權問題，説破了就是一個實力較量的問題。佔領者、打擊者無需宣示領土主權，他們常常用士兵的皮靴去踐履主權。蘇軍用坦克在柏林踐履了主權，美軍用轟炸和登陸在日本踐履了主權，中國卻因國家内部的分裂抽不出手派兵去佔領被要求佔領的琉球，沒有實力把反擊進行到底。由於未實現對入侵者的徹底征服，一種彆扭的國家主權情結已成爲中國人反復發作的情緒炎症。幾年前，懸置已久的中俄邊界劃綫爭端終於勘定簽約，國人自認為屬於中國的大片領土在俄方長期的事實佔領後從此永歸俄國。網上有很多“憤情愛國”言論對執政當局橫加指責，甚至給他們戴上“賣國”的帽子。其實，不管是今日的江澤民還是昔日的段祺瑞，就其個人及其政府而言，都與普通的中國人一樣看重自己國家的領土完整，簽署了被認爲“喪權”的條約，歸根結底還是受到國家實力的限制。在強力較量的世界上，你的實力不行，就只有接受該由你承受的冰冷現實。中國今日的軍事力量假若遠遠強於俄國，中俄領土紛爭的結果就會是另一本戲了。倘若把中共比為原野上一頭猛獸，這猛獸在發動攻擊上則是頗爲狡黠而略知分寸的，在通常的情況下，它並不輕易拿自己的性命去冒愛國主義的風險。比如説，中國若比美國的軍事實力更強大，美國“誤炸”了中國駐南使館，中國理應也去“誤炸”美國駐南使館；美國的偵察機闖入中國的南海領空，中國必將其立馬擊落。美國駐蘇丹使館遭到恐怖襲擊，美國不就隨即發射巡航導彈，對阿富汗基地組織狂轟亂炸了嗎！不久之前，一艘懸掛中國國旗的商船在俄國海域違規，不就在海參威近海讓俄國軍艦白白擊沉了嗎！美國和俄國都不喊“主權”，它們只用轟炸和炮擊宣示其不可侵淩的意志。然而，在處理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上，執政當局對美國卻採取了阿Q式的做法，僅縱容一群憤青給美國駐京使館投擲了不少磚塊。憤青的發作有不少作態憤怒的成分，仿佛受到隱形樊籬（invisible fence）的約束，他們的狂吠從未越過既定的界限。比起那些扔石頭砸以色列士兵的巴勒斯坦男孩，他們的膽量和兇悍顯然就差勁多了。而對付美國偵察機，則是以解放軍飛行員自殺式的擦邊球撞了一下。因受實力的限制，中國政府的強硬往往流於外強中乾。這種沉鬱頓挫的動作總是弄得國人的反美情緒週期性高漲，只可惜高漲的情緒漲到最終，也只能達到“把欄杆拍遍”的地步。更不要說政府在保釣問題上始終乾打雷不下雨，至今仍開不出航空母艦去事實上控制屬於中國的南海諸島。日本人並不空喊“主權”，海上自衛隊自有艦艇把你的保釣船驅走或撞翻。但對於越南、菲律賓諸國佔島嶼侵領海的動作，中國除高喊主權外，至今還無力作到日本那樣寸步不讓的地步。
作爲壓制的主權
以上的主權討論，僅限於領土完整的問題。此外，主權還有它對内而言的含義，那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有權獨立自主地處理國内事務，不容許外國妄加干涉。在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黨天下營造了一個關起門打狗的環境，從屠殺地主到發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種種迫害都在主權的屏障下封閉於鐵幕之内。無產階級專政絕對地擁有鬥批改和關押殺的大權，沒有任何國家得以干涉和制止，也沒有任何觀念和理論強大到足以對抗各種運動所製造的迫害。儘管如此，汪暉仍抽象地肯定說：“這一主權根源是政治性的……我們很難從規範性的主權概念出發來理解（它）獨立自主的含義。”階級鬥爭當然早就不講了，但正是汪暉標擧的這個“獨立的主權性格”至今仍悍然挺立，中國政府才有理由，很多跟著政府起哄的國人也才有自豪，拒不接受以西方民主國家的價值為核心的國際共識。在一篇自稱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崛起經驗的文章中，汪暉只談國家主權的伸張，不談國家強權對内的壓迫，他所起的作用就只能被認爲是支持執政當局“主權高於人權”的強硬立場了。趕走谷歌，嚴密堵截網絡也好；暴力拆遷，逼死人命也好；逮捕政治異議人士，鎮壓民衆維權抗議也好，全都屬於中國的内政，絕不許外國政府説三道四。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汪文中對所謂“獨立的主權性格”的一再肯定，是在支持中共對内的施暴特權，更在張揚其對外的國際豁免。
然而，隨著政府日益對外開放，中國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進入中國，中外的交流不可能只是賺錢的事務，在生意的往來中，還存在著接受普世價值的問題。中國政府至今在這個問題上仍持保留態度和抗拒的反應，所持的説辭就是汪文中誇獎的“獨立的主權性格”。能説會道的汪暉顯然深知執政當局最倚重嚴控内部的一貫做法，不許外人插嘴的主權乃是黨權的支柱，是粘合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斷裂的萬能膠，是保障當權派及其利益集團不受西方和平演變影響的加固建築，是他們延續紅色統治的命脈。因此對當局來説，在國内堅持維穩的政策就遠比維護領土完整的對外事務重要多了。國家領土並不等於共產黨的江山，領土可大可小，但坐穩江山的“和諧社會”絕不能動搖。所以，你那些民間保釣或向日方索賠之類的活動，自然就常在打壓之列了。
沒有實質的理論辯論
既然按照汪暉的論述，“不受制於外來的指點”是政府的基本立場，那政府又該如何糾正政策上的錯誤，有效地解決改革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呢？汪暉提出了一個叫作“理論辯論”的“糾錯機制”。他說：“現在常講民主是一個糾錯機制，其實理論辯論與路綫辯論也是一個糾錯機制，是政黨的糾錯機制。”現在可以看得很明顯了，就像談主權時對前三十年錯誤路綫的“個別細節”避而不談，現在談糾錯，同樣對民主的糾錯機制不置可否，一筆帶過，而把值得提倡的做法偏向黨内的自我糾正。一個執政黨如果能在内部通過辯論有效地糾錯，且會糾得越來越正確越光榮，世界各國也就沒必要搞兩黨或多黨爭論不休的民主制了。有關“六四”平反的要求從未停息，黨内也有呼籲，趙紫陽生前從未放棄爭辯，現在糾錯了嗎？有關徹底批判毛澤東的建議，黨内一直有人提出，李銳和辛子陵兩位老黨員都出了好多書，黨中央接受了嗎？在一個沒有多黨代表傳達不同利益選民聲音的體制内，在一個沒有通過議會辯論和最終的投票表決來做出各項決定的專制國家中，高談不痛不癢的“理論辯論”，幾近扯淡。新左與自由主義多年前的口水仗曠日持久，最終到底起到什麽糾錯機制的作用，參戰者自己心裏最清楚。儘管如此，汪文仍一再以領導講話的語調重復加強調，最後總結說：“尤其是公開的辯論，在政黨和國家的自我調整、自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隨著中國政治結構的變化，中國知識界的辯論部分地替代了以往黨内路綫辯論的功能。”應該說，肯定黨内的理論辯論，只是行文中的過門和套話，汪暉真正要突出的，是他們“自由左派”的主張及其強烈的獻策意圖。明眼人不難看出，他在向黨内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保守勢力暗送秋波，以期回應。王紹光和崔之元的文章據説都作爲奏摺發揮過糾錯機制，以致影響到人大出臺的某些政策。海歸的甘陽先是寓居香港，在完成其“向左轉”的輝煌過渡後，便開通捷徑，直奔中山大學，補了雙料院長之缺，一直在全國巡迴演講他的“通三統”高論。汪暉那部被稱爲“史詩般”的巨著出版後反響尚佳，他在該書中翻檢歷史陳跡以搜求啓蒙，已為中國的後帝國時代疏通了發展“跨體系社會”的脈絡。就憑他所發掘的那一大筆“帝國遺產”，現在當然有資本做經世致用的事業，有資格為中國的崛起出謀劃策了。寫文章總結“中國崛起的經驗”，就是旨在為社會主義新政的復興提供思想庫的服務。
但我還是擔心汪暉的良苦用心不合時宜。因爲我不相信毛主席在〈爲人民服務〉一文中所說的空話，不管你說得對還是不對，不管你說的話對人民有多大的好處，你只要批評了毛及其同黨，你肯定就會挨整。特別是在今日的中國，很多很多對人民有好處的話，說出來都是不利於黨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換言之，也就是不利於安定團結，有被“和諧”掉的危險。所以，即使是“理論辯論”這樣低調的汪式措詞，也未必能發揮“糾錯”的功能。近來聼外面傳説，溫家寳的職位下一屆將由王岐山接掌。假如此小道消息果然成真，新左們所押的新政理論寶肯定泡湯。其實，後毛鄧時代的抗爭早已突破汪暉那種拘謹的理論辯論，而更多地表現為街頭行動和文字揭露：是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維權抗議迫使政府在個別情況下稍有收斂，做出點讓步；是新聞媒體頻頻的不屈從中宣部，揭露出今日社會大量的弊病；是互聯網上刪不勝刪的論壇排除了網警的干擾，把真相公佈給越來越多的網民。汪暉行文中連“維權”倆字都不敢提，而含混地稱之爲“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就拿這篇一篇文章來説，措詞用語都自我審查到近乎潔癖的程度，還能指望他以實際行動保護誰的權利！我僅在在“天涯網”上瀏覽了一下讀者貼上的評論，便發現有很多網友對汪文不滿，憤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現略引數條如下：
汪暉是從政府立場出發思考中國問題的,用躲躲閃閃,冒似學術的晦澀語言說出了政府不便說出的話,這就是汪暉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能說出這話，足見這廝缺乏良知良能。房價高漲、失業率居高不下、大學生跳樓自殺不絕、貧富差距急劇拉大、既得利益集團肆無忌憚、下層人民絕無出路，開個世博會連打火機、菜刀都禁，老夫不明白，這怎麼就體現了政府的能力優勢呢？
汪之荒謬觀點根源為：以反經驗主義之完美主義先入為主，以證明存在所謂中國模式。此既違背常識，強詞奪理，炫人眼目，且有討巧意味！
汪暉找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視角，但可惜的是，這個中國人是一個空心人，他沒有心肝，在歐洲主義和亞洲主義的雙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現代中國人究竟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這些與中國生死攸關的問題上，汪暉採取了回避的態度，或者說他隱藏了自己的立場。
網友們進一步點明，汪文中大談中國“獨立的主權性格”，卻並未點清“主權”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只強調黨國主權，始終未觸及主權在民的觀念。網友們既然提出了主權來源的問題，那就讓我們將汪文暫置一邊，對主權的概念作一些理論探討。
自然權利觀批判
很久以前，我翻閲過霍布斯《利維坦》的中譯本，但沒能讀進去該書。他把世界描述為人與人敵對的戰爭狀態，每個人都處於兇殺的威脅之下，他的躲避恐懼論讓人感到莫名的恐懼，我尤其不喜歡他那種半機械半怪獸的國家設計。霍布斯理論的出發點是人人都有“主觀要求”（subjective claim），這要求就像你下了飛機直接到行李提取處拿你的箱子一樣自然而然，無可置疑。这就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它不依賴任何法律、秩序或義務，它就是法律、秩序和義務的來源。霍布斯如此描繪，意在呈示國家形成的初始狀態，他只是要向讀者強調，如果每個人都按他的主觀要求辦事，這個世界就會失去秩序而發生爭奪，一個人連個人生命這一最低要求都難保住。爲安全計，人們不得不放棄個人的自然權利，把它轉讓給應允保護其安全的君主及其國家，在“現存國家”（existing State）的保護下過自己的安寧日子，從而滿足獲取福祉的最高要求。這個能夠維持治安的國家即“合法國家”（right State），一個有權立法司法的國家。由此推理，他建立起一個與古代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觀念相反的次序，即先有權，後有法，而且法從屬於權。霍布斯所說的國家是君主制國家，君主與國家同一，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sovereign power）。君主從意志而非從理性出發施行其權力，在霍布斯政治哲學的脈絡中，這個“權”就是汪文反復強調的“主權”（sovereignty）。主權論所顯示的事實是，最高掌權者按他或他們的意志行事，而非理性行事。質言之，他或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客觀的法反而無法約束他或他們的意志。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者並非有能力商討計劃的‘頭腦’，而是向全國發號司令的‘靈魂’。”[2] 汪暉與霍布斯可謂不謀而合，他所聲言的“主權性格”不多不少，即這一權力意志意義上的性格。話說到這裡，我才明白當初我爲什麽不喜歡讀《利維坦》一書了。我是個憑性情感知問題，靠直覺辨識是非的人，儘管那時候我還不懂法權理論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不難由這個“主權”聯想到毛澤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那句等於說“朕即國家”的狂言。貧下中農要有自己的耕地，不也屬於霍布斯的“主觀要求”嗎？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反動派欺壓，不就是處於霍布斯所謂遭受“兇殺”（violent death）的悲慘現實嗎？在共產黨領導下終於建立新中國，不就是寓“現存國家”於“合法國家”之中嗎？共產黨解放了中國人民，並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不就是實現了人民的最高要求，從而代表人民，並擁有人民所轉讓出的“自然權利”了嗎？無產階級專政從此就這樣打造起來，在“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光輝圖景背後，自開始即投射下“利維坦”險惡的陰影。
近年來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著作大量翻譯成中文，在國内一時成爲顯學，仍然是開風氣的甘陽大力評介的結果。甘陽在芝加哥大學深造多年，早已在施特勞斯的大本營學有心得，他那篇闡述老施學説的長文脈絡清晰，徵引豐富，對我們絕大多數初次接觸施特勞斯的讀者，可謂引人入勝的導讀。甘陽在左與右上的兼收並蓄，既反映出他在價值上的精神分裂，又表明了他取巧的拿來主義手段。他在〈政治哲人施特勞斯〉一文中如是說，“在社會政治問題上，我常常更同情美國所謂自由派的取向，但在思想文化上我則比較同情保守派的學術取向。在具體閱讀上，我以為要理解當代世界不能不多讀自由派和左翼學者的著作，但在理解西方古典和思想傳統上則我又往往更重視保守派學者的著作。”事實上甘陽看重老施，更偏重引入其批判現代性的言論，而對其學説中闡發古典德性和貴族政治倫理精神的一面，則未必有多麽深入的領會。比如在辨析“自然權利”的那段論述中，就看不出他是否留意過施特勞斯對霍布斯政治哲學的評析。由於霍布斯認爲國家的目的就是“維穩”，由於他預設了存在著“動亂”威脅這個建國需求的假設，所以他直接便由現存國家推導出合法國家的結論。施特勞斯就此指出，霍布斯並不關注“什麽是德（virtue）”或“國家的目的是什麽”這一類問題。他的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與古代背道而馳：古代是從“法”出發，而霍布斯則從“權利”出發。因此，施特勞斯批評“霍布斯否定了‘法’（可以説也同樣否定了‘德’）的優先地位，建立了反古典唯心論的傳統。” 此處所強調的“法”，即以上已提到的“自然法”。
關於歐洲古代的自然法觀念，我們可以從黑格爾《法哲學》中有關“倫理秩序”（ethical order）或“倫理生活”（ethical life）的論述切入。黑格爾是從自由意志的外化來談權利與法的。就個人而言，倫理作爲客觀精神，是自由的實現，倫理的規定性就是個人的實體性和普遍本質。無論是德性還是衝動，當其未發之中，也就是處於主觀狀態時，都是不確定和不實在的。一個人必須從誠信出發，進入倫理秩序，履行個人的責任，才得以完成正確的行動。這就是說：“在普遍意志和個別意志同一的情況下，權利和責任是互相並存的。一個人進入了倫理秩序，他有什麽權利就有什麽責任，有什麽責任就有什麽權利。”假若把施特勞斯對霍布斯的評議置諸黑格爾的語境來理解，那麽他所崇尚的古代自然法就是指一個人從締結婚姻到建立家庭，一直到參與市民社會和國家制憲的整個過程所進入的倫理秩序，所度過的倫理生活。[3]
之所以在此特別引述黑格爾有關倫理秩序的論述以體現自然法的觀念，是因爲他那些主客体統一過程的論述讀起來雖讓人頗感抽象，但在精神上倒與古代中國的倫理本體論有所相通，只需轉換為中國人習慣的表述方式，便展現出平易簡明的道理。比如通常都比較熟悉的《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這個有先後次序，有親疏遠近的等級序列，就是中國古代的倫理秩序，也就是自然法的本源。打個淺顯的比方，孩子學説話，一開口先叫“媽媽爸爸”，這一天籟之叫即確認了一個人“是誰”和接下來要“做什麽”的問題。只是通過往後的熏習教養，孩子才漸漸懂得“要有什麽”和“該有什麽”的權利。所以在點明霍布斯顛倒法權關係的問題之後，施特勞斯特別強調說， “在古希臘人看來，所謂‘正義’，就是履行該履行的責任和因履行責任而得到應獲獎賞的權利。”但從霍布斯自然權利觀的出發點看問題，情況就完全不同，有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照抄官話的理論創新
現在我們已論證出霍布斯主權論的弊病，順便可由此出發，囘過頭審視中共武裝奪權的鬥爭路綫。讀過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人都不會忘記，毛當年如何發動農民暴力分田的革命行動。自三農問題在媒體上展開廣泛討論以來，土改運動中的暴行及其對傳統民間社會的破壞也逐漸披露，廣爲國人所知。然而對毛所主導的錯誤路綫，汪暉完全置若罔聞，他寫這篇長文，竟不惜篇幅，闢出專題，大讚起“農民的能動性”。他把前三十年中共當局在農村所搞的一系列災難性運動濃縮結晶，經過衛生的修辭處理，統統歸結為農民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力”，更說什麽“伴隨著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個鄉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組了。這一持久而激烈的鄉村變革產生出三個重要的結果：第一，農民階級獲得強烈的政治意識；即便是東歐國家，甚至蘇聯，也罕見如此長久的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沒有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關係的變更為中心的、持久的農民動員。” “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新的土地關係為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難設想，在沒有經過如此深刻的社會轉變的條件下，傳統的農民及其村社組織能夠表現出如此強烈的能動精神。”
汪文中此類空泛的論述連篇累牘，筆者之所以不避繁冗，毅然操筆寫這篇評議性文字，即因汪暉的冷漠措詞和僵硬的官話刺痛了我的是非良知，不戳破他那些詖詞和遁詞，實難消我心頭的閲讀悶氣。可以說，撰寫此文，論述的主綫雖是批駁汪暉的言説，最終的目的則是要解除心中疑惑，以提高我自己的認識。
熟悉官報社論和領導講話的讀者，不難在以上所引的汪文中看出從過時文件上照搬下來的官話。當然，誰也不會在意這一類“抄襲”或指責其為抄襲。因爲在六十年來的中國，從上到下，通過傳達文件的方式，官員們一直在一級一級地照抄；從小學寫作文到大學寫論文，幾代人都在統一教程的指導下循序漸進地照抄。抄襲早已是黨風橫被下的當代文風，甚至成爲普通人在正式場合發言表態的通用模式。只是到了高手如汪暉者的筆下，照抄的水準進一步提高，已達到以理論創新的方式重復官話的高度，而且通過國際漢學會議上的論文宣讀，更獲得將黨的政策性話語作後現代理論包裝的陌生化效果，唬得半懂不懂的白人漢學家圍坐在圓桌旁一愣一愣。從今日中國政府的政治正確角度來看，汪文的行文方式甚至可稱爲新的形勢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之擧。汪暉即使在慣性思維主導下無意中抄襲了什麽，應該說，也不失爲創造性的抄襲。
顛覆和倒錯的能動性
讓我們繼續回顧歷史，進一步討論所謂農民主體的能動性問題。在中共被蘇共抛棄而尚未與美國掛鈎的年代，毛澤東開闢了他的第三世界革命路綫。這一路綫可與毛澤東在國共分裂後所發動的暴力分田路綫作一對比。
因與黨内莫斯科派在城市發動工運的方針發生分歧，毛把自己在黨内鬥爭的失意，以及在文化素養和理論水平上均比不上陳獨秀諸人的滿肚子怨氣轉向投入具體的造反行動。他走向窮鄉僻壤，煽動那裏大量存在的流氓無產階級，靠他們的“痞子運動”——馬克思早已在《共產黨宣言》中點明，“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入到運動裏來”——作引信，引爆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毛澤東造反有理的顛覆性和倒錯性是從劃分敵我入手的。敵我的劃分涵蓋了是非、善惡、美醜等整個價值系列的劃分標準，只要劃歸革命陣綫，老貧農粘上牛糞的腳也比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手乾淨，而一旦被打入階級敵人一邊，土豪劣紳太太的臥床便誰都可徑直上去打滾。這類將低下的東西變態拔高，將現存的倫理秩序徹底顛覆的煽動，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兩文中都寫得清清楚楚，至今已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判。然而對毛澤東這種連今日黨内理論家都失去興趣的敵我劃分，汪暉還要大加理論發揮，將其置入“結構—功能”分析，把劃歸革命陣綫的群體界定為“能動的主體”，說毛的敵友劃分“是一種在階級分析構架下的動態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的特點是重視主體的能動性……對於能動的主體而言，國際主義與其說產生於對民族認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說產生於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關聯起來的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這一視野的最爲有力之處，就在於它能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框架，從不同的社會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此外，“這一視野的最爲有力之處，就在於它能夠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框架，從不同的社會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在這個視野之下，對立或聯合的問題不是建立在國家關係或民族關係的框架内，而是建立在對於各自社會的内部力量極其可能的動態關係之中。” [4]
汪暉著作中此類讀得人一頭霧水的論述還有很多，我現在必須暫停徵引，以免讀者連我這篇評議汪文的文字也失去閲讀的耐心。毛澤東成功地動員了落後的農村力量，使正在現代化起步階段的城市文明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所取得的勝利。但對城市的佔領不能只是持續的軍事佔領，從毛澤東離開京郊，搬入城内時所說的——“進京趕考”——那句話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不知道共產黨在當時對現代化的經濟文化建設還缺乏瞭解，毫無經驗。但毛澤東從他自己那種價值序列的低層次出發，一味敵視傳統倫理秩序和西方資產階級先進文化的怨憤情緒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靠人民戰爭獲取的軍事勝利一時衝昏了頭腦，國家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他依舊採取戰時動員的土方式搞社會主義經濟。汪暉一再強調的“主體的能動性”，就是軍事動員式的蠻幹，是不怕犧牲，在主觀意志指揮下的猛衝硬攻，是用源源不斷的數量——人的數量和物的數量——違反科學，糟踏質量的食肉蟻獵食行動。感性和靈性趨於壅蔽的汪暉只滿足於從文本到文本的徵引組合，只熱心拿夾生的洋概念亂貼標簽，他最終將毛澤東反現代化的土辦法拉出歷史脈絡，文本化爲成風乾的概念標本。這概念標本一經消毒處理，歷史的血腥和罪惡便過濾乾淨，僅在紙面上留下了一個讓人失去思考能力的乾癟結論。
觀念二道販及其文化新產品
毛所激發的這一“能動性” 實際上一直都在產生趨向負面的動力，它匯聚人群中的劣質成分，而且不斷敗壞和同化既有的優質成分，以致形成一個總體的劣化運動，劣化了國家、民族、社會、日常生活和國民。奢談“制度創新”的新左們真正感興趣的是通過所談的“制度創新”來推廣他們自己的理論創新。對那些被毛澤東路綫劣化的事物，他們最喜歡稱道，常選以爲個案分析，顯示他們化腐朽為神奇的學術功力。甘陽甚至稱讚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的破壞是“創造性的破壞”，表彰其“反現代化的現代化”之功。甘陽擁有豐富的英文資料貯備，他的驚人之談往往都有其洋理論的來頭。比如談到毛澤東“創造性的破壞過程”，他就拉出Susan Shirk和Franz Schurmann等很少有人稱引的美國學者唬人，拿他們那些在美國學界未必入流的一孔之見為毛的倒行逆施作荒謬的辯護，津津樂道惡因生出來的善果。經過甘陽這一誇張，“能動性”便在他事後推定的論述中產生了歷史的杠杆作用。改革開放的成功於是被說成毛澤東歪打正着的意外遺澤，歷史的鑒別不再有絕對的善惡是非標準，一切都可從眼下值得肯定的後果出發，去逆向推導出歪理，對曾經發生的愚行或罪過追贈一個“再發現”的褒獎。我無暇在此駁斥新左們的理論創新，關於中國與蘇聯或東歐國家在市場轉型上的區別及其得失利弊，有興趣深究的讀者，一閲金雁和秦暉有關東歐改革的專題研究，就知道“後”理論學者們的見解是一種多麽缺乏經濟學常識和實地考察資料的無稽之談了。[5]
走筆至此，我想起CNN發佈的一則最新消息。説是中國一些企業講究面子，花錢聘白人假扮老闆或合夥人，以白面孔贏得客戶或商務合作者的信任，為中國公司塑造一種國際形象。天下的奇事現在都匯聚到中國去發生了，僅就那些充當假雇員的白人有臉皮夥同中國公司欺騙客戶的行徑來看，他們絕非白人中行爲端正之輩，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就是通常在美國所說的“白渣”（white trash）。照此推理，新左們借用來塑造國際學術形象的洋理論中，自然也難免混有理論“白渣”的東西。就靠那些摻和了理論“白渣”的東西，他們不只在國内佔據講壇，散佈影響，近來還遠征美國，在AAS會議上發言驚人，以巧言飾辯之論博得美籍華人大腕學者的捧場。這一學術新景觀折射出西方的東方學生産正在向外包加工（outsourcing）的方向擴展，文化產品的產銷渠道也在向製造業的轉向看齊。由中國學者提供本土信息的文化新產品目前已打入美國，與沃爾瑪超市上中國造的内褲鞋襪並駕齊驅，正在贏得美國學界不求甚解的認同。早在多年前，美國左派理論的老領班詹姆遜就對此類可提供第三世界國家本土信息的次文本發出過東方學興趣的召喚。
這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者及其文本現在也苟合為現代性的景觀之一，同時更化入市場，具有了文化新產品的價值，在作爲知識展銷會和人才交流市場的國際國内學術研討會上各呈異彩，出盡了“小世界”範圍内的風頭。此情此景，真是猶太人常說的“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了。如果不是市場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盈餘資金，如果沒有那麽多成功的企業家和財團捐基金供大學和研究機構聘用相當數量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哈耶克稱之爲職業“觀念二道販”的知識分子恐怕就很難謀取職業，無從宣洩其思辨衝動了。一百五十年前資本主義市場遠不如今日發達的時候，像馬克思那樣的原創性思想家就因無學院或研究所收養而窮困潦倒，不得不依靠身為資本家的朋友恩格斯接濟，儘管他在從事解剖資本的工作。這就是市場的吊詭之所在，它以物質的力量為思想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那些通過傳播知識和闡釋觀念來獲取影響力和個人利益的人帶來了機會，市場批判者及其言説如今也作爲市場的一個内涵而被捧上市場賣了錢。就在此一派泥沙俱下的湧流中，既有稀少的真知灼見被提出來照亮我們的思路，也有不少心懷不平者和思想激進者，由於缺乏從事專業工作的能力，沒有深入社會實際的興趣，便扛起社會至上主義的大旗，為展示一己的學術成果而高深其詞，散佈出了大量空洞的道理。甘陽在談論施特勞斯的文章中十分讚賞老施的“知性真誠”（intellectual probity），但新左們的治學最缺乏的也許就是這個“誠”。古人云：不誠無物。新左們不誠，卻非要例外地有物不可。像汪暉那樣熱衷在觀念迷宮内兜圈子的學者，實在無知性真誠可言，充其量也只是賣力地“知性迫近”（intellectual approach）罷了。余世存在多年前早就指出他陷入文字障的歧途，說他是“一個沉浸於抒情而不能切實地思考吾人民胞物與的文人，一個空洞地思辨政治自由而無視他所指責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同行們真實的焦慮和無奈處境的學者，一個抽象地看待人民大眾而不能躬身履踐的思想者，一個無視在現代性的邊緣徘徊的吾人困境而炫示深思也作態於國際學術的學界鉅子。”[6] 余評確為的評。
劣化與優化的殊途
毛澤東的第三世界論及其對外政策是他的劣化路綫從國内向世界範圍的擴張。在中共與蘇共和東歐諸共產黨組織相比差距較大的情況下，中共的逆反之擧只能是轉向東歐共產黨國家中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拉攏各方面都很差的阿爾巴尼亞為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中共的整體建構比喻為一座向地下修建的塔，這座塔的高度始終向負面延伸，毛澤東時期的對外路綫即此負面延伸的一個分支。它大約可分爲兩個方面：其一是模擬當年蘇共開展國際共運的方式，大搞革命輸出，在亞非拉前殖民地國家推行紅色滲透，支持和策劃那裏的武裝顛覆活動。從印尼到柬埔寨，中共所參與的紅色恐怖活動不只給那些國家的人民造成災難，也累及華僑，直接造成數十萬華僑被殘酷屠殺，更多的華人家庭流離失所，落到國際難民的境地。[7] 其二是慷國家人民之慨，對亞非拉某些窮國家作無償的經濟援助，企圖通過凱子外交型的友好關係建立意識形態上的新型朝貢體系。據已經披露的資料所載，甚至在大飢荒餓死人的年代，中共仍大量外運糧食，去救濟那些頻頻發生軍事政變的劣質國家。六十年來的對外援助，不知做了多少有損國家利益的愚行。若要說此類援外物資贏得了什麽實效，大概只能是在聯合國換取諸多小國的支持票，處處排斥中華民國的國際參與了。
上述兩種低下的對外政策均落了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果，中共與越共早已反目爲仇，而朝鮮則成爲難以甩掉的定時炸彈。共產黨現在連自己都不當革命黨了，汪暉還在他的文章中唱“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高調。行文至此，我方才悟出，汪暉爲什麽在他的著作中那樣不惜篇幅，大談清朝的朝貢體系和所遺留的帝國遺產。原來汪暉在為崛起的中國繪製21世紀的朝貢藍圖，怪不得汪文中反復強調，隨著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有能力“改變傳統的三個世界的格局”，而且還照抄官方的外交辭令，說中國“真誠關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國家的生存、發展和社會權利，在全球範圍內探索一條平等、民主和共同發展的道路。 ”但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汪暉所說的那麽冠冕堂皇，即使中國確實按照所宣揚的和平崛起路綫行事，世界局勢的現狀及發展也未必允許中國走那一理想的坦途。在能源需求的壓迫下，中國已加入西方在亞非拉搜刮資源的競爭，媒體上更有文章開始質疑中國政府在非洲的新殖民主義行徑。面對當前的挑戰，汪暉以提問的語氣強調了中國應走的另一條道路：“中國能否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不但找到一條另類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重複西方在其他地區做過的方式？”我能理解他溫和的願望，但眼前的現實卻不容人那樣樂觀。作爲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媒體上發言，與其跟著政府的外交辭令說此類好聽話，不如現實而冷峻地估計充滿危機的未來。能源短缺，市場競爭，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領土爭議隨時都可能激化，所有這一切衝突因素正在一步步把中國導向提高軍事實力，為經濟發展護航，向更廣闊的範圍爭奪霸權的道路。這條路怎樣走和會走到什麽地步，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可以預想的是，大概也只有在這條路走得通暢，走到了張揚實力，振奮民心之日，國人百年來彆扭的國家主權情結才會怡然消解。
當了幾十年的世界工廠，近來，中國的投資公司也開始向其他更貧窮的國家尋求建立世界工廠了。這種新動向正好是對毛澤東負面低下運動的反動，也是資本和市場運行的動力趨勢。似非而是的是，這一看起來逐步向下榨取利潤的趨勢反而呈現出提昇低水平的效果。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經過幾百年的鬥爭，再結合著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民主改革，大量的藍領階層才爭得可觀的福利和權利，隨後出現了向中產階級挪移的趨勢。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級革命並沒在資本主義世界全面爆發，後來的情況是，在各方面逐漸趨平的過程中，激烈的階級鬥爭也漸趨緩解。工人通過工會，少數族裔通過民權運動，青年學生通過對抗文化，各個弱勢群體均在西方社會民主的和法制的條件下爭得各自的權利，同時不斷地促進了法案的修改。權利與平等遂在此衝突與和解，爭持與讓步的拉鋸中漸次贏得。要說“能動性”，這一鬥爭方式才是良性的能動。
隨著無產階級的有產化，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並沒有聯合在一起，由於冷戰終結後原有的貿易壁壘逐步消除，如今反倒出現了全世界的大財團大公司聯手佔領市場的景象。在發達國家，藍領待遇的提昇增加了生産成本，它迫使歐美的製造業向南韓和台灣等東亞國家外包。接著四小龍騰飛，港台日韓的投資者轉而在中國東南沿海開發區建立勞動密集型工廠，首先繁榮了那裏的經濟。現在長三角和珠三角打工者的工資要求日益提高，很多工廠也在向高科技轉型，投資人自然把工廠的開發轉向相對貧困的西部，甚至到越南、非洲等更適合開辦世界工廠的地方。物質生活水平，自由民主的程度，國民的素質，國家整個環境的宜居得分，就在這種一級吃一級的血汗拼搏中殘酷地磨礪，在道路曲折的踫撞中緩緩提昇。這一全球化的過程是存在著不公平的成分，具有富裕的北方剝削貧窮的南方的因素，更造成環境污染，引發族群衝突……但在克服種種負面後果的努力中，仍然可以看到發展所帶來的效益和福利，這才是值得發揮和肯定的“能動性”，應予大力促進的優化動力。不管怎麽說，它畢竟產生了有效的脫貧作用，在局部範圍内推動了緩慢的，不同程度的提昇。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當初若沒跟著共產黨鬧革命，而是在被稱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走中國式自發自為的資本主義道路，早八輩子都過上奔小康的生活了。今日種種不盡如人意的情況，多少都有些歷史嘲弄中國人的成分：你走了毛澤東革命路綫的歪路，自然要遭到報復，承受走歪路的後果。
請照一照馬克思的鏡子
馬克思實際上是一個清醒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撇開他共產主義學説的謬誤不談，僅就肯定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産力和資產階級文化的革命性而言，他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所作的批評至今仍然有效。《共產黨宣言》雖不是推背圖，其中有些文字卻早已為今日的毛左派和“自由左派”畫了肖像，立足於一百五十年前似有點類似今日中國的德國，馬克思生動的描述最能觸發我們對今日中國現狀的聯想。不必我費口舌多説什麽，只需把幾段相關的文字抄在下面，讀者自可從中得到批判汪暉言説的明鑒。
關於“封建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如是説：
爲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爲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洩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們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如果你把上文中“貴族”倆字換成“毛左派”，對比一下今日的大唱紅歌和“烏有之鄉”等紅網站上的東西，不難在他們的正義叫囂和公平呐喊中瞥見類似的鬧劇，以及他們在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當今中國所扮演的丑角。再看馬克思有關“小資產階級的”和“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描述：
這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内容來説，或者企圖恢復舊的生産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産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裏去。它在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德國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國的思想同他們的舊的哲學信仰調和起來，或者毋寧說，就是從他們的哲學觀點出發去掌握法國的思想。
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一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説的傳統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衆大肆宣揚，說什麽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衆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
接下來的這幾句最值得玩味：“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8] 同理，美國學者對市場、全球化以及現代性的批判，是以美國的民主制度為前提的，中國的情況比當年的德國還要落後，遠沒達到美國的發達程度，卻盲目照搬人家先進國家的批判話語，用來針砭自己後進狀況下的社會弊病。這樣的做法不只有視野超前，立論奢侈之失，且有為落後事物辯護之嫌。“自由左派”在搬弄西方現代性批判論述上的時空錯位，一如落後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拾取先進的法國批判之牙慧。
在一次與查建英的談話中，甘陽曾爲自己對現代性所持的“詩意批判”甚感得意，不意讓敏銳聰慧的查建英一語道破了他思考問題的毛病。查建英顯然懂得馬克思所批評的錯位現象，甘陽的話剛落點，她便尖銳地向甘陽指出，説他是“通過書本直接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的語境”的，說得甘陽自己也承認他對資本主義毫無感性的暸解，僅屬理性的進入而已。儘管甘陽承認他抄了捷徑，參了死禪，但出於他詩意的輕薄，他還是要堅持其理性的進入，只圖開他的學術洋葷，過他的批判乾癮。查建英提醒甘陽說，西方學者“反現代性的衝動與方式來自他們那個歷史語境，和我們很不一樣。他們的現代性也和我們的現代性很不一樣，從發生、進入到衍變都不一樣。這些過程、話語肯定會有交叉、相似之處，但我覺得在橫移過來的時候需要特別小心，否則會造成似是而非的錯位。”她接著轉述了劉東對她所說的一句話：“爲什麽中國不早點把這個專制問題解決掉，那樣我們大家就都可以好好的去當左派了。”[9]
大孩子的劉東童言無忌，他的天真願望既道出了中國左情知識分子對“詩意批判”的粗俗迷戀，也反映出八十年代還比較單純的啓蒙歲月，左情衝動者對現存專制的戒備心理。劉東多少意識到，在不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國語境中，要高談批判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等理論問題，會受到現實的掣肘，有可能走形變味，變成為專制幫腔。如今專制所滋補的優惠早已磨損劉東當年的天真，不久前他來耶魯演講，竟大談起馬克思主義與儒家相接合之類的話題。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兩回事，至少，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讀懂《共產黨宣言》中某些含意深遠的重要篇章。在該宣言的序幕中出現的那個幽靈，與其說指的是共產主義鬼魂的出現，不如説勾繪了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雲騰霧罩中龍蛇兇險的徵兆。幽靈的威脅力來自資本主義在歐洲崛起過程中所造的聲勢，形成的氛圍，及其所投射的陰影。那一時勢大變動帶出來的陰影才是後來的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當然是充滿了病症的，確切地說，共產主義就是它冷熱發作中產生的抗體及其症狀，是伴隨著它整個發展過程的一種副作用。它内在於資本主義，它的理念在資本主義社會間或能起到有益的調節作用，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消受得起它造成的衝擊。但在落後的非資本主義社會打造共產主義制度，則無異拿他人的病來救自己的命，事實已證明那完全是自討苦吃的災難。經過一百五十年的擴散，遲到的資本主義幽靈才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放肆地遊蕩起來。諷刺的是，它早先的陰影——共產主義——在中國落戶已久，被根本讀不懂馬克思，也沒讀過多少馬克思著作的毛澤東及其共產黨撈到手作了奪權的武器。[10] 以下是《共產黨宣言》中最著名的段落，現對其中的關鍵詞（均加下加綫）稍作替換（置入括弧），讀者自可從中看到此幽靈對現存制度——也就是霍布斯所說的“現存國家”——造成了多麽強烈的衝擊和破壞：
資產階級在它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毛澤東時代的）、宗法的（公有制的）和田園詩般的（階級友愛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政治教條），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 “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馬列主義信仰）、騎士熱忱（革命鬥志）、小市民傷感（崇高理想）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工人階級的）和自力掙得的（貧下中農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共產主義遠景和社會主義優越性）掩蓋著的剝削（特權、壓迫和欺騙）。[11]
從上引文句中替換的關鍵詞可以看出，毛澤東擔心的和平演變正在四面包抄而來，真正反黨的和反得成黨的不是別人，正是共產黨人自己。資本主義幽靈已籠罩今日中國的大地，只是黨權及其所維護的利益集團還在死守地盤，苦於拿不出與時俱進的萬全之策。像一條想變成人卻死活變不過來的人魚，當權派至今還拖著前三十年的魚鱗尾巴。毛左派就是爬在鱗甲上蠕動的小蟲蟲，他們的動作影響不了大局。
回歸傳統的歧路
當權派急於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外殼下加固新的根基，從民間到學界，近來回歸傳統的思潮正好為當局的病急亂投醫提供了一個偏方。這一潮流的實際情況比較複雜，其中有沉渣的泛起，有商業的炒作，有藉以設立學科和學術職位的建制要求，有憂慮世道人心的道德考慮，有聞風而動的湊熱鬧作爲，但透過罩在表層的世俗功利因素，還是可以看到毛澤東劣化路綫破產退潮後，中國社會在返回被中斷的現代化道路上人心思舊的趨勢：曾作爲“四舊”被批倒批臭的人情風俗和價值趣味，現在都通過民國懷舊的或民族文化復興的内容成爲流行的東西，它與毛左派“封建社會主義”的紅色文化熱鬧劇形成了明顯的對比，也表現出對後者的不屑和壓倒性的抵制。它在催生民間社會和傳統倫理秩序的復原，重振被壓制了幾十年的民氣民德，仿佛大地春囘中陽氣從地下上昇，時勢激蕩著人心之所向，觸動了社會的神經，可以展望的前景正在地方黨務、村社民衆和工商團體錯雜衝突的“新江湖”上露出模糊的端倪。如能將民國世代已萌芽而在後來被壓抑下去的能動因素激活起來，就可為瓦解黨國威權墾出豐腴的園地，養育出打造自由民主的新民。至於對古代經典的學術闡釋，高頭講章的普及宣揚，倒還在其次。如果把傳統的回歸或復興僅僅局限在文本層次上，甚或聚焦在今日所謂的“儒學”上，恐怕仍會像以前的某某文化熱熱鬧一時後便隨風而散，惟獨讓書商賺了大錢，學者成了虛名。
以上所說的劉東演講話題，頗耐人尋味。他的儒學和馬克思主義水平如何，這裡沒有評價的必要。他現已任職清華國學院副院長，他的轉向標誌了一個新的動向。長期以來，在學界文壇，有崇洋媚外的，有左情湧動的，也有兩者交織混合的，如今傳統回潮，便都看風使舵，紛紛向傳統靠攏，去忙著佔山頭拉資源，各爲稻粱謀了。甘陽邁的步子比劉東更大，他左右開弓，雙向出招，一面批新自由主義，一面主持儒學講座，甚至發出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號召，為當權派無枝可依的緊急情況搭起向傳統撤退的便橋。康曉光更主張“儒化”，大談儒教興國，為當局的拒不接受民主制度竪起堂皇的擋箭牌。比起此類在前臺活動的人物，汪暉更爲潛沉一些。他早已在做追根溯源的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國家尋求可繼承的帝國遺產，要仔細檢討曾經為中央集權，特別是為入主華夏的夷狄政權服務過的公羊學，好從中牽扯出一條勾連今日國家主權的合法性綫索。
顯而易見，在回歸傳統的潮流上存在著顯隱交織，強弱對立的兩個方向。明顯的強勢是在奢談儒學的一群人中，他們的操作多有為當局營造退路的嫌疑。因此，他們的儒學很可能墮落成趙普的“半部論語主義”儒學，不是用傳統裝點盛世，就是拿舊話語潤色現政策，最終起到讓黨魂附上儒屍的作用。文革時評法批儒運動對儒學的傷害僅限於皮毛，多屬於物質層面的破壞。倘若按甘陽或康曉光的調子唱下去，在儒家的殿堂内正式收養改宗的中共，讓俗儒賤儒主持了論壇，讓喝狼奶長大的一群接了香火，則儒屍不但難以復活，更會變成一堆臭肉，把黨魂養成蟒蛇般的肥蛆，中華文明最後的一塊風水地也就徹底腐敗掉了。
從死文本中是討不囘活傳統的，也沒必要把中國的現代性溯源拉到汪暉那麽遙遠的學術探幽之境，需要關注和促其實現的是向傳統回歸的一股潛流。傳統的回歸應該走向普通人參與的社會實踐活動，應該成爲他們親自去過的倫理生活，而非僅僅表現在學者的書寫或口頭上。如果你對1949年以前的社會和日常生活還有記憶，對舊社會過來的長輩還有印象，如果你讀過費孝通的著作，對其中描述的“鄉土中國”和“江村經濟”有所瞭解，或者對近年來的出版物和影視中有關民國世代的人和事略有涉獵，並對那一切作回歸傳統的體察和思考，則活生生的傳統與現代性已隱現其中，而毛澤東革命歪路綫毀掉了什麽，阻撓了什麽，也自然會向你的覺醒的意識或多或少地呈現出來。只有確定了這一聯結傳統與現代的交點，才有具體的目標可以回歸。
毛澤東時代平等嗎？
現在我們再回到本文開頭所談的問題。汪暉認爲改革開放之所以能順利發展，取得今日的成就，是因爲黨和政府強硬鎮壓了六四動亂，維持了社會穩定，使中國避免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命運。而這一幸免的基礎便是所謂中國國家“獨立的主權性格”。
幾年前我旅行歐洲，去過很多東歐的前共產國家，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幾十年的共產專制純屬蘇聯強加給那些國家的制度，共產黨一旦垮臺，就像一股風吹走了幾十年來國家表面的蒙塵，整個社會很快就玉宇澄清，光復了原貌。因爲社會基礎並未徹底破壞，很多傳統的東西都有跡可尋，教堂和正常的宗教信仰，市民社會的舊事舊物，還都牢固地保存在那裏。因此，曾經從舊歐洲分裂出去的那一大部分，現在經過政經地緣的重組，很容易就轉向融入新歐洲的整合。汪暉說這些國家是蘇聯的附庸，他只說對了那些國家曾受蘇聯控制的表象，但蘇俄強權並沒摧毀其内部獨特固有的東西這一事實，他的偏狹的目光根本就沒有看到。
汪暉是站在政府的立場上説話的，他慶幸中國保持了穩定，沒有被蘇聯的解體拖入那個骨牌效應。我站在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對比蘇聯和東歐，自然便痛切地感到，中國的社會原狀在1949年後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從社會結構到國民覺悟，至今仍缺乏迅速瓦解中共專制的充足條件。本文之所以一再痛批毛澤東暴力分田的路綫，就是要強調，由此導致的土改和隨後的公社化運動不但徹底破壞了原有的民間社會，而且使所有的農民都失去了地權。城市則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充公了所有的工商資本，城市居民連私人所擁有的房地產權亦遭到不同程度的剝奪。針對這一狀況，汪暉的清華同事許章潤教授撰文控訴說：“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一種公權，不管它叫主權也好，還是治權也罷，竟然有權將普天之下的土地悉歸己有。儻言一切土地屬於自己，並且僅僅屬於自己，從本根上來說違犯天意，老天爺，古往今來，可曾有過這等強橫之事。論者謂之‘地主國家’，可謂形象而辛辣。這樣的國家，哪里堪當全體國民托庇的家園？這樣的國度，如何能夠成為成熟的國族？”[12] 許文對此不義的政府之控訴已達到仰天長嘯的激烈程度，轉觀汪文，卻還在巧為政府辯護說：“中國的土地沒有私有化（但能夠相對自由地流轉以適應市場條件的需求），不但為中國農村社會的低成本保障體制提供了基礎，而且也為國家利用土地資源組織開發並進行土地分紅提供了可能性。”汪暉對政府這種“理解的同情”實在讓人髮指，用魯迅的話來説，簡直就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和“鬼臉上的雪花膏”了。
六四運動中，汪暉曾是廣場上最後一批撤下來的抗議者。據他自述，他的思想是在受處罰被社科院派到陝西商洛地區蹲點，因親眼目睹農民疾苦而開始向左轉的。從此，批判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公平現象成爲他著述的主要方向，而對於公正和平等的強烈訴求則如通天的梯子，使他得以爬上道德的制高點，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發出喋喋不休的指責。這一批判的反作用動力更促使他返回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時期，使他懷著失樂園的心情搜羅起可用來重新武裝自己的資源。他利用《讀書》雜誌的陣地，開始發表一些懷念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並揚言要大力發掘受到今日主流話語壓抑的社會主義價值。重新發掘被壓抑的歷史遺產一直是汪暉治學的偏好，哪怕那種發掘行動就像某些熱心尋寳者拿著金屬探測器整天在沙灘上徒勞地探測一樣，只要找出了幾分硬幣，便算是不小的收穫。像高默波《高家村》及其英文新作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之類美化人民公社和文革年代的書籍，便成爲汪暉大力推薦的範本，也作爲外包加工的東方學新產品受到西方漢學界個別人淺薄的哄傳。高默波講述的是什麽性質的記憶呢？焦國標的一篇批評告訴我們，原來他們“只讓自己記憶，不讓別人記憶，過濾別人的記憶，有意泯滅某種記憶。”高默波之流以邊緣立場作屏障，拿多元聲音自壯聲勢，打著反“去政治化”的幌子，伸張其再政治化的辯護，把黑夜中某一流螢的亮點渲染成陽光一樣明麗的賣點，利用很多人不滿現狀的情緒，向無知者兜售他講述往日虛幻幸福的故事。
毛澤東時代的平等是全國農民都給“國家地主”當佃農的平等，是用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維持低生活水準的全民貧窮，也是通過配給制施加全面控制的經濟專政。在那個人人端穩了鐵飯碗的平等背後，實際上掩蓋著各種各樣不平等的事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掌握黨政大權的個人及其關係網所享有的種種特權。腐敗不是改革開放後才開始的，腐敗之源早已在那時候形成。只不過當初是夾心糖一樣包裹在紅色的糖紙内，而如今則腐敗到四處糜爛的地步。如果說前三十年有什麽傳統通到了後三十年，並形成後三十年的新傳統，那就是權力的接力棒，就是這個東西明晃晃攥在權貴集團的手裏肆意揮舞，現在才充分暴露出從前的虛假平等。今日中國社會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現象與其說是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如説是市場受到國家的控制和干擾，權力資本造成的惡果。不從土地所有權出發保證耕者和居者最基本的權利，社會平等和公民權就無落實扎根之處，而恢復民間社會的基礎，培養草根民主的力量，根本就無從談起。你現在維權也好，上訪也好，草擬08憲章要求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也好，實質上都是在向絕對擁有主權的執政當局爭取和乞討你想要的東西，你根本沒有堅實的立足點可以與政府抗衡。所以，你的下場就是：被截訪人員毆打後關入黑牢，被地方當局強行徵去全村人活命的土地，被開發公司僱來的黑社會暴力拆毀世代居住的舊宅，被指控為顛覆國家罪而遭到逮捕判刑。在這樣一種民與官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中國的人權狀況日益惡化。
針對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汪文繼續強調理論辯論的糾錯機制，他建議通過執政黨的自我更新推動改革的步伐，並就此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漫長的和最為深刻的革命，中國社會對於公正和社會平等的要求極為強烈，這一歷史的和政治的傳統應該如何轉化為當代條件下的民主訴求？即什麼是新時代的群眾路線或大眾民主？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龐大的、經歷了巨大轉變的政黨，它日益與國家機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這一政黨體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黨角色發生變化的條件下，保證國家能夠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會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眾社會獲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於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狀態？”
非常明顯，汪暉幾乎是在全面肯定前三十年的前提下提出這三個問題的。他所謂“漫長的和最為深刻的革命”，其内涵是什麽呢？如前所述，那就是武裝奪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通過土改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主導下的平均分配。那個時候的“公正和社會平等”又是什麽呢？就是持城市戶口者在國營單位工作，享有應有的福利，而持農村戶口者在生産隊勞動和分糧。在城鄉的懸殊差別中，城裏人和鄉下人各享有各自條件下的“平等”。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民至今仍未完全擺脫那個“當佃農的平等”，城鄉分割的戶籍制使得農村戶口的居民仍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國企改革舉步艱難，若無民營和外資企業帶來的經濟繁榮，城市的就業情況不知會糟糕到什麽地步。所有那一切麻煩都是社會主義尾巴造成的瓶頸，執政當局想甩都甩不掉，汪暉猶癡人説夢，稱其為“歷史的和政治的傳統”，似乎還想發揚那一落後的平等價值來應對“當代條件下的民主訴求”。
自發的秩序vs建構的秩序
汪暉的批判目標主要是針對“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狀態”的，那就讓我們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中澄清一下有關自由、民主和市場的問題，至於他在早先一篇訪談中涉及的“去政治化”批判，這裡就不再花費筆墨轉述他從魯索（A. Russo）那裏拿來的相關理論了。[13]
按照哈耶克的論述，建立國家的主要目的是對個人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護，但為保護個人自由而設立的政府卻常常憑藉其擁有的權力侵犯了個人自由，即使在實施憲政的國家，民主程序下的多數權力有時也會擴大到超出限制的程度。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一書的導言中，哈耶克首先指出，自生自發的秩序和有組織的秩序是兩種不同的秩序，兩者各有其不同的規則或律法貫串其中。其次，他對今日流行的社會正義和分配正義作出批判性的分析，並指出這種正義只有就有組織的秩序而言時才有意義，但在亞當·斯密所謂“大社會”或波普所謂“開放社會”的自生自發秩序中並無意義。最後，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大行其道，他流露出深遠的憂慮，他擔心立法機構設置一套用於有組織秩序中的規則來支配政府，會逐漸把自由社會中自生自發的秩序變成一個全面管制的系統，以至於迎合利益集團，危害到個人自由。針對無限政府的問題，哈耶克專就刻意設計制度的思想和做法展開了批判，他把這種理念稱之爲“建構論唯理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這一理論認爲所有的社會機構都是刻意設計的，然而按哈耶克的觀察，事實上並非現存的所有機構都出於設計，人類也不可能毫無限制地應用可用的知識，全靠設計來維持社會秩序。這一理論的錯誤在於高擡了人的意識，以爲它淩駕於自然和社會之上，殊不知它本身就是社會機構演化過程的產物。此外，哈耶克還指出，法律實證主義及其所信奉的最高權力也與此錯誤的觀點有關，建構論往往把它無法解釋的價值說成是意志或情感的專斷決定，而非那些被視爲當然的事實所必要的條件。就因這一號稱科學的發展觀大行其道，如今它已動搖了文明和科學的基礎。[14]
在傳統的自然/人爲“二分觀”之外，哈耶克提出了一個新的範疇，這就是自生自發的秩序，一種“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人在不斷地放棄較爲低級的制度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能夠促使不同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達致協調且和諧共存的制度，”這樣的秩序即自生自發的秩序。即使是法律，也不能說完全是人刻意設計的產物，“而只是在一個並非由任何人發明的但卻始終指導著人們的思考和行動（甚至在那些規則形諸文字之前亦復如此）的正義規則框架中接受評斷和經受測驗的” 結果 [15]。總而言之，在不斷矯正——即哈耶克所謂“否定性正義標準”——中形成的制度、規則、習俗，由於行之有效，便為人們所接受，逐漸形成種種社會秩序，此即自生自發的秩序。比較而言，傳統社會基本上在此秩序中運行，而現代社會則越來越多地受制於建構論唯理主義的設計。再進一步比較，中國從蘇聯照搬過來的那一套無產階級專政和公有制的制度，以及五年計劃之類的計劃經濟模式，就全屬於刻意的人爲設計，而在毛澤東主導下所搞的那一系列興無滅資的運動，卻是從此一機械唯物論發展路綫中旁逸出的一條歪路，它不但偏離了刻意設計的秩序，也徹底摧毀了中國社會原有的自生自發秩序。它的不守規則和一時得勢正如突發的災難，完全不可理喻。試問，汪暉到底要從此毀滅性的破壞中繼承發揚什麽傳統？
去政治化即去毛化
如果進一步分析毛澤東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我們便可明確地看出毛與黨内務實派之間的區別。務實派的路綫更接近建構論唯理主義的科學方向，而毛所主導的運動則只破壞，不建設，以攪亂一切秩序為革命行動，可謂既反建構，又非理性，的確是史無前例，無從歸類。爲什麽在中國會出現這一史無前例的現象，遠非本文所能說清，這裡只能從汪暉批評的中性政府和政黨國家化說起，順便作一些解釋。如果毛澤東當初就規規矩矩當他的黨主席，不插手亂管自己不懂的事情，而讓周恩來、鄧小平等務實能幹的人就按照從蘇聯學來的那一套去做，如果沒有建立嚴密的各級黨組織，沒有從上到下都由外行的黨組書記管束業務領導的制度，就不會有土法煉鋼、農業學大寨等鬧劇性的生産運動和反右、文革等政治災難。毛澤東和他下面成千上萬缺乏知識和專業訓練的小毛澤東們，再加上被動員起來的盲從大衆，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反秩序的力量。中國百年來的變革是由“落後挨打”逼出來的，求發展從一開始即為一迫不及待的動力。急於見效的求快心理可謂毛澤東及其盲從大衆與黨内務實派和知識專家的一大衝突，而在毛澤東和無數外行的小毛澤東們身上，還存在著對内行專家心懷怨憤和獨攬大權的傾向。這一怨憤的攬權意識進一步擴展，提昇到政策的高度，便是以中國的民族自主立場反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反動體系，以中共為核心的第三世界反對蘇共集團的修正主義綱領。土的、反科學的東西一旦被奉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綫，大衆的胡來蠻幹便都成了敢想敢幹的革命精神，窮人想過好日子的天真願望更給種種愚行增添庸眾的狂熱，從而釀成中國特色的革命浪漫恐怖。經過實踐的檢驗，那一切早被證明是前三十年的重大錯誤，真不知汪暉爲什麽還要把那種劣化的“能動性”作爲“群衆路綫”引入新時期的社會實踐。
黨政分家的決定就是基於毛澤東及其一夥外行管内行的痛苦經驗而提出來的，“中性政府”則是行政操作與黨務糾纏劃清界限的努力，是新時期行政管理去毛化的明確方向。但不管怎麽改，由於權力的内部沒有建立分權的機制，黨仍然握有最高權力，黨政一直在嘗試分開，結果卻變成了黨政合一。《金融時報》前駐華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最近新出的《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書中向英語讀者報告了一個事實：在今日中國，“黨就像上帝，看不見摸不著，但它無處不在。”行政和管理在形式上是擺脫了黨務的支配，但分來分去，黨最終還是附著到行政管理身上，明確地說，即資本主義的實體仍死抓在一黨專制的手裏，黨與政呈二位一體的共生形式。這就是汪暉質疑的“政黨國家化”的問題，一個“去政治化”的問題，一個政府失去監督，受利益集團影響，侵蝕了國家利益的嚴重問題。指出這一政黨國家化的悖論，可謂汪文的亮點，請看他下面的一系列提問：
傳統政黨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會主義國家的中立性）是通過其鮮明的政治價值來完成的，政黨國家化則意味著政黨的政治價值的弱化和轉變。如果"中性國家"的達成與政黨的政治價值有著密切關係，那麼，在新的條件下，中國始終能夠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機制究竟是什麼？政黨究竟能夠依靠什麼力量才能獲得自我更新？如何讓普通人民的聲音在公共領域中獲得表達？如何通過真正的言論自由、協商機制和官民互動不斷對國家和政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進行調整？如何廣泛地吸納國內和國際的力量以形成最為廣泛的民主？這是討論政黨自我更新無法回避的問題。
汪暉的問題提得不錯，可惜其前提仍與他一直偏執的前三十年路綫粘連在一起。如上所述，中共作爲革命黨做了很多邊建構秩序邊破壞秩序的事情，但因執政黨至今仍無自我更新的膽量和誠意，所有那些錯誤路綫仍作爲壓在一邊不議論的“個別細節”，黨内都不許提說，更談不上作全面公開的檢討，以至連文革研究都列爲禁區。現在的政黨國家化，只是在暗中轉換原有的政治價值，力圖把執政黨轉換成一個不只代表工農大衆利益的全民黨。“三個代表”理論早已釋放出開放的代表空間，它模糊界限，遊弋在各種利益衝突之間，企圖以共黨一身代表不同群體和諸多階層，在擴大代表面的外衣下維持其一黨專制的合法地位，但同時也把不同利益的衝突都集中到執政黨自己頭上。如果把黨原先代表的工農大衆比作原配，黨現在的路綫就明顯有倒入第三者懷抱之嫌：黨與改革的既得利益群體穿上了一條褲子。汪暉所強調的“政治價值”可以理解為黨在今天無法擺脫的原配關係，正因爲跳不出此一政治坎陷，胡溫新政一直都在大擺其維護大衆利益的姿態，一面說一些“情為民所繫”的好聽話，另一面還是要為維持高增長率而堅持市場經濟的路綫。這是執政當局目前的困境，也是他們在兩根皮筋間所跳的高難度舞蹈。今日的“去政治化”僅僅是去毛化而已，絲毫也沒偏離黨核心。如今想入黨要比從前容易多了，中共今日擁有七千萬黨員，黨的擴散已呈現粉末化之勢，中國人口中大量想當官貪求政治利益者都走了那條坦途。無須汪暉大作什麽有關“黨—國”和“國—黨”劃分的文章，只要無反對黨站出來制衡，不管怎樣叫都是個狗皮襪子沒反正的事情。
作為公共性模特的批判姿態
我不得不再次明確地指出，前三十年的政治價值並不存在什麽真正代表工農大衆利益的實質性内涵。在那個民衆思想單純的年代，黨為了動員民衆一致對抗外敵，只是在用共產主義遠景激勵革命的理想和熱情，從而降低全民的物質需求，讓大家滿足於貧困的現實，好保持不斷革命的步調。所謂“獨立的主權性格”，即建立在這一極權的基礎之上。直到後來要挽救黨的生存及其合法性，中共才被迫向威權政治過渡，政府既要拼全力發展經濟，又得堅決抵制民主化道路，所謂“兩手抓，兩手硬”，就是要強行將兩個衝突的方面平行向前推進。要富裕，要發展，但不要民主，這就叫“保先”。新左們努力統合前後三十年，既給執政當局鋪墊了一個臺階，也造成了當局的某種不安。因爲他們心中很清楚，前三十年對後三十年，乃至對以後，始終都存在著内在的威脅。他們現在比任何政權都害怕群衆運動，拒不搞西方的議會民主和全民選舉，倒未必是絕對不願意照搬資產階級的東西，而是怕文革式的群衆運動再閙起來，他們的房子車子有一天就叫新紅衛兵抄走了。而且，他們還有更大的疑慮，到將來真要每人一票地選舉，毛左派當選的可能性或許比今日的當權派還大。這就是今日中國險惡的政治形勢：大衆的落後意識一旦牽動毛澤東的幽靈，在未來的中國還會出現毛二世，乃至毛三世。
汪暉奢談的“社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一傾向在他意識中的感應。他試圖沿用毛澤東那個劃分敵我，聚集各階層力量的策略開展新的運動，甚至迎合齊澤克（Slavoj Zizek）的高調，似乎要把那面目模糊的社會運動從國内推衍到國際，展開其新共產主義的總動員。比如在重建公共性和批判性的討論中，他就以毛式語氣分析今日中國的階級狀況，指出“各個群體和個人都遭受著資本主義經濟與國家的剝削和壓迫”這一事實，並建議通過理論辯論，從中找到把他們團結起來的共同支點，最後探求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可能。汪暉此類冗長的批判討論明顯地表現出紙上談兵的浮誇，他儼然以這一主體力量的代言人自居，自以爲他的理論辯論可起到領導社會運動的作用。難怪有論者說他有“批判的心態”，似乎在刻意炫示一種“批判的生活方式”。[16] 齊澤克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到過一個名叫維克多•克拉普琴科的前蘇聯政治異議分子，他在叛逃美國後批完了共產極權，又轉而批判起資本主義，結果厭棄美帝國主義，跑到南美洲搞社會主義試驗去了。汪暉若真有種，且真信那一套，就徑直到玻利維亞投身革命實踐活動去好了，哪怕追蹤切·格瓦拉的未竟之業也值，何必在文本的意義上扮演公共性模特的角色，在頻換理論包裝的燈光下走上看臺，扭捏著身段去賣那個乖巧？
真正參與社會運動的是無數挨打被抓的上訪者和維權者，是浦志強、滕彪那樣為弱勢群體和受政治迫害的人士莊嚴辯護的律師，是高瑜、姜維平等很多揭露貪官，為民伸冤的良心記者和報刊編輯，是劉曉波、黃琦等被關押的異議人士，是艾曉明、崔衛平那樣勇於發言的知識女性，是許志永、萬延海等很多默默經營非政府組織和修復民間社會的工作者，是余傑那樣大膽挑戰“中國影帝”和冉雲飛那樣領銜“推友”的獨立撰稿人，是很多因在課堂上告訴學生事實真相而被解雇，甚至被逮捕的教師……變革今日中國的社會運動是以他們所主導的活動為主體的，但不是汪暉及其新左們的理論創新，不是他們在文本上虛擬的人民的盛大節日。至少到現在爲止，還沒聽説汪暉及其同仁中的任何一個人做過上述惹禍的事情，發表過上述官方忌恨的文章。他們戴著白手套，在批評方向的抉擇和批評程度的把握上向來都精明世故，絕不做自己砸飯碗的事情。
“自由左派”的改革主張是“改進的社會主義”，是製作建構論的社會設計，是企圖在改革進程中減速刹車，不斷拿出毛教條的油膩東塗西抹，做一些起潤滑作用的事情。他們不管怎樣批資本主義市場或新自由主義，從來都沒質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他們不但大體上肯定前三十年，而且以承接其“平等”傳統的論説曲學惑世，在高柏稱之爲“魔方式國家”的今日中國，[17] 直接構成了那六個面統合一體中的一面，通過其強烈的政治性批判，提出再政治化的訴求，與所謂“自由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形成必要的緊張，發揮了維護執政黨“政治價值”的拉力作用。前不久余英時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質疑，同樣是應邀參加今年春季美國的AAS會議，爲什麽汪暉能順利出境，崔衛平卻被嚴阻在國門之内。我可以在此解答余教授的疑問：汪暉的論説構成了上述魔方中六面的一面，屬於可以統合的力量，黨需要此類小批大幫忙的言論。而崔衛平及其08憲章群體則被定性爲“顛覆國家政權”，目前雖只逮捕判刑了劉曉波一人，其他成員全都在嚴密監控之下。他們處境危險，不要說出境，隨時都有被“和諧”掉的可能。
綜上所述，執政當局一要堅決杜絕民主化的道路，二是絕不放鬆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管束和限制。在至高黨權的控制下，改革的進程始終難以進入自生自發的秩序，在漫長的拖延中，當權派總會不斷推出應急的手段，只要能持續地維穩下去。
產權、民權和民主
汪文中可批者大體上已逐條批倒，現在我要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有益於讀者探討的思路了。按照哈耶克的論述，企圖靠政府的調控去實現“社會”或“分配”正義的想法，最終只會“把自生自發市場秩序這種内部秩序改造成一種安排或外部秩序，或者把‘偶合秩序’扭轉成一種嚴格的經濟。”“市場始終激勵著每個個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的過程中使用它自己所擁有的有關特定機會和可能的獨特知識。”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公平的競爭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因爲競爭能夠“迫使無數的個人必須以一種任何刻意的指令都不可能促成的方式去調整他們的生活方式。”政府需要做的不是用集體意志指導限制個人的活動，而是“保護個人以抵禦來自社會的各種壓力……惟有憑靠私有財產權制度和整個自由主義的法律制度，才能夠保護私人的創新努力和私人的企業精神。”[18]
從以上引述再明顯不過地看出，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主要歸功於部分恢復的自生自發市場秩序，還有解除了束縛的無數個人在競爭中的努力和創造。如今之所以出現懸殊的貧富差距和隨處可見的不公平現象，並非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所致，而是由於政府仍控制和限制著市場秩序，國企還壟斷著相當一部分市場，法律尚不健全，私有產權懸在半空，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廣大民衆實際上並沒有獲得民權。現在大家都在談民主和人權，卻很少在此類論述中突出孫中山早就提說的“民權”兩字，沒有強調民權的本根意義。民權的基礎乃是產權，在早期著作〈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便引用“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有關產權的條款論證說：
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種自由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這種自由首先宣佈了人權是“任意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勞動和勤奮所得的果實”。……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係回歸於人自身。
由此可見，在今日中國，產權乃是人權的基礎，在產權落實的問題上，今日中國的情況還不如當年德國，也遠沒有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狀況。國人只有從爭取和保護產權的鬥爭出發，才談得上馬克思所謂“一方面把人歸結為市民社會的成員，歸結為利己的、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把人歸結為公民，歸結為法人”，從而獲得“政治解放”。“現實的人只有以利己的個體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izen［公民］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19] 馬克思說得很明確：從“現實的人” 提昇到“真正的人”，才算是政治解放。中國大地“解放”都六十年了，中國人還沒有爭取到真正的政治解放！因爲那個發生在1949年的“解放”，從一開始就著手剝奪私有財產了。新左們正在召喚的和想要接通的毛澤東時代那個“平等傳統”，思想觀念模糊的普通老百姓指望黨和政府賜予他們的社會正義或分配正義，確切地說，全都是哈耶克所說的“通向奴役之路”。
實際上並不存在絕對正義的標準，只有從抗拒不正義的行動中才能找回有待確定的正義。已經擁有財產的個人或群體應該挺身維護各自的產權，通過抗衡政府和制止利益集團的侵權作爲來促進司法的公正，直至爭取到參與立法的權利。不能把那些抗拒暴力拆遷的房主只當作釘子戶或刁民看待，不能把強徵農用土地過程中村民的抗暴行動一律打成暴亂，要把他們的鬥爭提高到產權革命的高度去看待，只有堅強地站在捍衛產權和居住權的立足點上，中國人民才有根基和資本去爭取起碼的民權。像唐福珍之類為維護產權而慘烈死去的無數釘子戶或失地村民，全都夠得上維權英烈的稱號。歷史不會忘記他們所流的血，他們的慘死絕不低於林昭等自由戰士的受難。我相信，在中國人民獲得全面政治解放的未來，所有在房地產大掠奪中的死難者都會得到追思祭奠，他們的名字，還有被迫害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名字，有一天終將鐫刻到產權革命的紀念碑上。
在撰文討論“培養草根社會”的問題上，薛湧近年來的論述與汪暉形成了明顯的對比。他的言論和態度民間而不民粹，好像是左而實際上不左。他對西方論著的瞭解絕不次於汪暉諸人，但他的文風樸實，不發高論，不玩概念，站在美國大學的講臺上，長期以來，始終關注中國的社會現狀，這一切優點使他擁有的讀者大概比全部新左派寫手加起來擁有的讀者都要多好多倍。他最值得讚揚的是，秉持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敢於從美國“反智主義”正面意義的角度批評當今左的和右的知識精英諸多混賬的論説，替維權的老百姓説了不少公道話。但他的主持公道並無“社會正義”訴求的毛式義憤，而是強調在限制國家權力的基礎上培育個人的權利，實現草根民主。薛湧出身報刊編輯，在美國讀過經濟和歷史學位，這一履歷使他獲得了汪暉那種從現代文學批評出道的觀念二道販難以企及的民生關注情懷和古今中外通透視野。他頗有建設性的一個論説是，以英國光榮革命以來貴族們限制王權，制定憲章，確定產權的歷史經驗為對照，描述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優化方向。在不同的短小篇章中，薛湧一再強調，就西方國家的情況來看，“個人的權利特別是產權的保障，地方自治體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基礎。”比如拿美國的社區自治權來説，“當既成的產權讓渡給普通百姓後……老百姓覺得房子是自己的[財產]，就對本社區投資，比如捐錢給當地學校，維護公共設施和社會秩序，保護環境。因爲這樣做不僅改善了生活環境，也吸引別人在這個社區購置房產，使房價提高，房主的資產昇值。所以向個人讓渡了既成產權後，國家應該進一步向社區讓渡管理權和行政權，最終形成以基層選舉為基礎的社區自治。居民的產權，也進而過渡到本社區内的政治權利。國家由此從基層社會的管理中抽身，節省下大量行政經費。”[20]
薛湧的樸素描述對我來説是再明確不過的事情了，它的整個過程就展現在我現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回顧上述黑格爾所說的倫理秩序——從個人及其家庭到市民社會和國家的有序進程，不就體現在這一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中嗎？老百姓在安居樂業中出入作息，你可以通過投票權決定對政府的滿意程度，誰會有興趣關注汪暉那一類糾不了錯的“理論辯論”？所謂“反智”，倒不是要反對知識和知識分子，而是反對理論上“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反對會導致無限政府的刻意設計，當然，也壓根兒不理會那些藉批判的姿態以謀取知識權力的觀念二道販。
民德的反思和重振
在批評今日中國市場化過程中普遍的見利忘義現象時，薛湧特別就“看不見的手”涉及的問題糾正了經濟學界的人云亦云之說。他向讀者介紹了亞當·斯密另一本重要性並不次於《囯富論》的著作《道德情操論》一書，並強調了商業道德和富人所應具備的道德情操。薛湧所強調的“道德”屬於一般意義上的道德，也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出現後重商主義語境中的的道德（morals），而非施特勞斯批評霍布斯的自然權利觀所說的德（virtue），那個貴族政治和倫理秩序中的核心精神。其次，薛湧在討論貴族限制王權和民間與政府的契約關係時，也未強調那一股抗衡的力量與德或民德的本質聯係，沒有突出領主與王室，民間與政府刀劍相向以爭權利的曲折過程。接著薛湧駐足的地方，我要就“德”的問題作一總結性的探討。
J.G.A. Pocock認爲，不能把virtue一詞與“權利”或法理學的詞彙混爲一談，而應視其為“自然”、“本質”或“基本特徵”的同義詞。Pocock對virtue的界定與“德”字在中國古典語境中的含義頗爲相近，古人所說的“德”蓋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質，上天給予他的稟賦。君子上承天德即為明德，庶民有恆產才有恆心，是為恆德。這就是說，民德與庶民所持守的產業是聯係在一起的。再囘過頭看Pocock對virtue的進一步界定，他還說virtue所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是“武力自衛和私人產業”。[21] 如果對英國自光榮革命已降的歷史略作檢討，不難發現，帶劍以捍衛私人的產業的壯舉，正是英倫輝格與王權長期對抗中爭自由的表現。同樣，把輝格精神帶到美國的新世界移民自抗稅開始，就標擧“公民不服從”的精神，美國西部片中那些騎馬持槍者原野追殺或小鎮激戰的英雄事跡，全都圍繞著保護家園和以武力抗暴的主題。所以在美國的憲法中，至今仍明文規定，人民有帶搶自衛的自由。總之，大憲章也好，一般的契約也好，最初絕不是發表個宣言，寫幾篇文章，就能從強者手中輕易討得的東西。那是經過世代的拼搏，堅持了公民的不服從，最終才爭到手的權利。
對比西方的民德歸厚，國人不能不想一想中國近百年來的情況。我們似乎從未把保護私人產權提高到“自由”或“正義”的高度，反觀那麽多愛自由爭平等的革命者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怎麽會幹了些完全相反的事情？維護私人財產了嗎？捍衛過個人的產權嗎？沒有，不但沒有，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把剝奪私人財產和踐踏個人產權的暴行宣佈為“好得很”的革命行動。從暴力分田到土改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黨領導的革命一直都稱作解放中國人民的事業，所以一切革命行動都以人民的名義進行，都歸結爲人民的權利。武裝奪權建立的共和國叫人民共和國，新建立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叫人民代表大會，在這個人民化的國家，人民把權力交給上帝般無所不在的黨，而人民至今仍對“主權在民”的説法深信不疑。
至此，我們不能不對civil rights意義上的“民權”和popular sovereignty 意義上的“民權”劃清界線了。前者才是英美國家人民捍衛產權和爭取政治解放的權利，而且是已經贏得，並仍在繼續改善的權利。而後者則很容易被高喊“社會正義”和“分配正義”的人——比如共產黨——加以利用，在人民的名義下從事光明正大的恐怖活動，把革命導向集體犯罪。若按照民間的傳統説法，共產黨其實就是紅色土匪，只不過“盜亦有道”罷了。由此看來，所謂“主權在民”的觀念，其實是一個模糊影響的和很成問題説法，中國人民的不幸就在於輕信了這個稍一差毫釐就失之千里的概念，糊裏糊塗上了賊船，到如今很多人還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載沉載浮。汪暉及其新左們不但在此病症中討生活，而且還甘作倀鬼，用他們的理論創新捕獲更多的觀念犧牲者，害得他們痛定不思痛，反而去懷舊毛澤東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日子。“主權在民”的觀念是需要進一步批判的，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盡可以廣泛聽取人民的意見，但也不得容許多數所掌握的權力在人民意志的藉口下做不受限制的事情。談到尊重“民意”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在“人民的意見”和“人民的意志”之間嚴加區分。政府是應該尊重人民的意見，所以在民主國家，對很多擬定中的政策和有爭議的決定，媒體上常會就“同意不同意”或“支持不支持”作抽樣調查的統計後公佈出民調的數據。而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由於黨早已竊據“人民的意志”，對黨和政府已公佈的所有政策，人民向來只有高喊擁護的份兒。因此，我們不只要批判共產專制，還要進一步質疑代議制的民主，如果一味天真地相信大多數的權力，如果錯解了“主權在民”的微妙含義，則共產專制的極權和民主制下無限政府的濫權便殊途同歸，最終都會造成民德的缺失，民質的敗壞。
有關民德的缺失和重振民德的呼喚，是網絡作者周劍岐在他的很多博文中一再強調的重要話題，有關此話題，至少就我所見，至今還沒有其他人明確提出來認真討論。針對奢談民主的國人，周劍岐特別就今日中國人所缺欠的血性剛健提醒說：
若進一步去理解並反思西方工業商務之生命質地與其出現在歷史上之不得不然，所成的精神功價與曲折過程，就會發現值得借鑑或可互以攻錯的，不只是物質技術，不只是“精神文明”而已，而正是西方各民族間的群體民德，與其奮起精進的生命質地。華夏文明中先天不足的或後天頹廢的，正是這個層面上文質互為增強的文化生命力。先秦古典中的“民德”一詞，不多不少正是這個意思。失德敗德者，失喪敗壞的不只是俗成禮法之道德而已，而正是失喪敗壞這個上昇、精進、創生的靈明公德的生命能力。
從十七、十八世紀英倫輝格自由主義的精神與演變中，可看出非鄉紳豪強如克倫威爾，非精誠虔敬如清教徒，非轉私產謀利為厚生群德之際遇，則不足因應時勢的機遇，而突破文明的內在瓶頸。[22]
自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流行以來，提起近代中國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論者多含混地歸咎為國民性的問題，進而罪及傳統文化，結果談到近代中國的貧弱，往往都視之為民族/文化的本質似乎出了問題的事情。中國人固有的民質民德於是遭到懷疑和否定，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國體之衰微多被本質化為中國民性的鄙陋。周劍岐的民德論述撇開了國民性批判的爭論，而從更爲積極的方面切入了民質民德的考察，他試圖據歷代地方勢力的存在狀況以描述民質民德的消長。按照他的考察，歷代並不缺乏地方對抗朝廷和民間武力自衛的傳統，遠的不說，就拿晚近較爲人知的史實來説，如曾囯藩率湘軍平定洪楊之亂，就是靠民間出錢糧，民間組織志願軍保衛家鄉的江湖義烈行動；再如清末的四川保路運動，就是捍衛地方投資利益，反對清政府隨意兼併民營事業的資產階級維權之擧。這一類事件所顯示的民間勢力和強烈的鄉土情懷正是民質民德的體現，也是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以鄉紳、商會和江湖俠義之士為主體的民間力量自保自強，自發型求發展的現代化動力。設若有充足的歷史條件容許此類事件在它可能的秩序中向縱深發展，則這種土生土長出來的現代化力量必會形成中國特有的自生自發秩序，從而實現效果更好的社會轉型。只可惜陰差陽錯，亂世中讓毛澤東這個“豎子”錯亂民意，顛倒名相，在中國民間的民質衰落，民德受損之際，釋放了社會底層的戾氣，把流氓無產者偷竊掠奪的暴力傾向導向了武裝奪權的方向。諷刺的是，這一剝奪人民產權的革命卻打起“主權在民”的旗號，把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引入了一個聚九州之鐵鑄成的大錯，以致到改革開放的今日，普天下老百姓還在產權不明的處境中人身安全不保，財產利益受損。
本文之所以從質疑批判汪暉有關主權和平等的謬説切入，一再強調毛澤東走的是革命歪路綫，就是要明確地拒斥前三十年的所謂“平等傳統”，消解至今仍迷惑公衆的社會正義幻象。我還要重復已多次重復的馬克思那句老話：“要求抛棄關於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抛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受了六十年黨化教育的國人，還有很多很多人至今仍幻覺深重，難以自拔，而這也正是汪暉及其新左們之所以得以曲學惑世的群衆基礎。民主並不是我們社會的目的，而是人民爭自由的手段，是實現政治解放過程中所形成的秩序。就目前中國的狀況來看，民主憲政的實現還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痛苦過程。周劍岐在他的博客文章中撥霧辨路，提綱挈領地描述說：“如何在社會主義體制的專制沙文性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狡黠腐蝕性的矛盾下，導引傳統血性義氣的民間倫理，來重建實質的人文價值，是個重要的課題；在此人文德義的培育下，來超越溫馴的良民心理，也克服作亂的刁民怨憤，方可建立出尚德自新的民間結社之自治領導結構與網絡，下以民間信仰的精神生命向鄉土紮根，積累農經財力，結合商貿，穩固基層生產力與組織，上以財稅、土地、產權立法的實際利益，串聯城市工商，改革企管，建立尖端民營科技，終之以落實全民憲政，和平重構政統，以消弭諸侯割據與亂民變天，頭重腳輕的惡性專政治亂的循環。”[23]
周文費勁勾勒的路徑顯然不像文字皮筋舞那樣跳起來輕盈靈巧，它是現實主義冷眼透視中的前途，其中有吊詭的衝突，有雲氣圖一樣陰陽莫測的變數，它呈現的是東拉西扯的方向，多項錯雜的通道，美文的節奏或學術會議論文的規程無法統攝它的混亂的秩序。這正是自生自發秩序的特徵，它是天道在人事中的展現，是存在的可能性發生的偶合，只有本著明明德的誠意，一個人才有足夠的膽識穿越此一認知的探險。
2010年7月26日
[1] 參看汪暉：《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4。
[2] 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Manuscript by Elsa M. Sinclai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160. 本文中其它相關論述可參閲該書Preface, and pp. 152-161. 有關施特勞斯和以下黑格爾、哈耶克英文資料及相關思路，均為友人周劍岐提供，特此致謝。
[3]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 M.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6-111.
[4]《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頁29-30。
[5] 秦暉談“中東歐與中國的三大區別”，見博訊博客上的“秦暉文集”。
[6] 余世存：〈汪暉：中國學界的堂吉訶德〉。http://jus.pku.edu.cn/phpcms/2010/0425/520.php
[7]《我與中共和柬共》，周德高口述，朱學淵撰寫，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鍾魁：〈中共支援越共柬共真相〉，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02/200802281148.shtml
[8] 以上引文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95-300。
[9] 參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9-230。
[10] 左舜生在〈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剖解〉一文中說：毛澤東生平也覺得“凡新的總是對的”，也一樣“好讀書不求甚解”，他的敢作敢為，更早進入了胡作亂為，他對共產主義的愛好，開始於讀了陳望道從日文翻譯的一篇“共產黨宣言”，現在他儘管滿口馬列主義，其實他隔馬列之門還有十萬八千里，你想，他憑什麼可以窺見馬克思列寧的全貌？充其量不過“拿著鷄毛當令箭”，利用這一工具，來演一回搶奪政權的全武行而已。見“縱覽中國”網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171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274-275。
[12] 許章潤：〈地權的國家德性〉，《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2期。
[13]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衆傳媒的公共性〉，《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14] 這一段是該書導言的綜述，見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1-7.
[15] 鄧正來編選翻譯：《哈耶克論文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62-374。
[16] 周國興：〈公共性、批判性的重建——評〈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開放時代》，2010年第1期。
[17] 高柏：〈魔方式的國家——當代中國變遷的衝刺能思考〉。該文的主旨是：“從國家構建的角度來審視，過去30年裏中國黨國內部的變化可被視為面對全球化挑戰所做的回應。一方面，這些回應既沒有周密的計畫，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基礎，往往是該政權面對各個時期挑戰所做出的靈活反應。另一方面，黨國在先前（譯按：改革開放初期）已確定，將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爭取其政治生存，並拒絕了把民主化當作一個選項。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它願意吸收各種不同類型國家的經驗，不斷增強其國家能力。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及發達的工業化經濟體或削弱（其對經濟的干預）或轉變為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國的黨國體制一直在積極重建其能力，將自身轉變為了一個具有六面特徵的魔方式的國家：即威權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國家、發展型國家、掠奪型國家、改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統合主義國家。正是這六面的結合使中國成為經濟發展的先行者，並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見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8662.html
[18] 參看《哈耶克論文集》，頁33-34，457-458。
[19]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 薛湧：《仇富：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55，58。
[21] J.G.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1, p. 44.
[22] 周劍岐：〈民德與君子——華夏文明跨世紀的反思〉，見博訊博客“周劍岐文集”，http://boxun.com/hero/200802/zjq/4_3.shtml
[23]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