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师
一
1994年秋季学期开学，我在耶鲁东亚语文系的中文项目（Chinese program）任职资深讲师（senior lector），时年50岁。与该项目其他五位来自台湾或1949前即移民美国的教师相比，我年纪最轻，是首次聘自中国大陆的教员。耶鲁东亚语言部成立于二战时期，由美国军方出资，专门培训军方人员学习中、日、韩语言，初名“远东语文学院”（the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冷战时期，教学规模扩大，曾在该处学习中文的空军学员总计达2,900人之多。我在系秘书办公室看到一幅该处教职员在1953年合影的黑白照片，男女华、洋教职员济济一堂，共计26人，于此可想见当年中文教学的一时盛况。1971年与军方终止合同后，语言部始归并为东亚语文系（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面向耶鲁大学的学生开设中、日、韩三种语言课程。
语言部的教师类似国内大学聘用的外教，一律由说母语的教员担任。申请这“lector”一职，比起获取在文学部讲授中、日、韩文学，仅招收博士生的教授职位，所应具备的条件要低很多，你只需拥有各自母语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即有受聘的资格。在美国教中文的日子既久，对中文教学界的情况逐渐了解较多，我才真切感受到，来美国教中文教在了耶鲁，实属此生的善缘，算是我移居生活中莫大的幸运。耶鲁的语言教师聘期三年，只要教学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总会一直续聘下去，可谓每三年走一下评议过程的终身教职。而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语言教师多被当做无足轻重的教学劳力使用，任期大都有限，在这种劳力无常更换的过程中，很多教师无缘无故，就会突然失去工作。我经常假想，当初来美国要是投靠那些大学，我恐怕早就干不下去，打道回府了事。
国内教委的官员来耶鲁参观时常会问我“你们中文系有多少学生”的问题，我总是以“一个都没有”作答。接下来我就给他们解释说，耶鲁大学并无像中国大学那种招收外语专业学生，一连四年专门学习外语的外语系。开设各语种的选修课，为的是应对本科生必须拿到一门外语课学分才可毕业的要求。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中文项目的设置，就像国内大学都有公共英语教研室一样，是让本科生来挣他们所需的外语学分，而非培养从事中文专业工作的本科毕业生。绝大多数学生来选修中文课，只是为拿到外语学分，比起国内大学内不少学生那种为出国留学而拼考试的英语热劲头，美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动力明显要差很多了。就我所见，大概只有对中国文化怀有专业兴趣的极少数学生显得更加勤学，他们有可能在毕业后进一步读研，专攻东亚研究或中国文学。
我初来中文部时，这里一直沿用一套老掉牙的教材，课文和对话中的用语及词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十年代作家的行文风格和旧小说中人物说话的语气。我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做练习，照本宣科，给他们作示范朗读，总觉得读起课本上那些对话，不太顺口，时有别扭感。教师们在办公楼见了面，都显得十分客气，互相提起另一位教师时，都以某先生和某太太称呼。初来乍到之日，走进庙街（Temple St.）上这座红砖结构的陈旧楼房，与几位教师毕恭毕敬地打起招呼，恍惚间颇有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语境中的感觉。
二
我们的教材通用繁体字，只因在国内一直写简化字，从前学过的繁体字现在写起来倍感生疏。初来乍到的日子里，我每次备课时都像学生上课前准备听写测验那样，反复预习某些笔画繁多的繁体字，以免课堂上板书时提笔忘字，写出错误，让学生和其他教师看扁了自己。老教师们待学生都极其温和，有位郭太太是位老好人，尤其疼爱学生。她曾特别关照我说，洋人写汉字很不容易，学生的听写测验若偶有少一点或多一横的错误，让我少扣点分数。我对她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便当面纠正她说：我们写英文单词若少写或多写一个字母，可否被轻易原谅？那时候尚无电脑设备，办公室内只有英文打字机，我们出题考试，需自己先手写个底本，然后在复印机上印成试卷发给学生。我在1997年用自己的教学研究经费买了一台电脑，开始练习电脑打字，率先在课堂上推出电子版试卷。此后约莫两年，学校才开始给每位教师配备了电脑。再往后，教室内陆续装上多媒体教学设备，我们在屏幕上音像并用，教学方式随之大大改近，教学效果自然比从前好了许多。
再往后老教师陆续退休，我自然晋升为中文项目中最年长的一员。新聘的年轻教师多来自国内，与我的经验比较接近，经我们多次向系领导建议，终于废掉了那套由老前辈教师编写的权威教材。我们开始改用其它有繁简对照版的新编教材，在教学上推行认繁写简的方案。但年轻教师一般都不喜欢，也不熟悉繁体字，后来的情况便走向另一极端，到如今基本上已实行全面简化字教学，不再强调认繁写简的原则。说起汉字的繁与简这个问题，美国学生学中文别有其中国学生体会不到的负担，那就是读写方面得繁体简体双管齐下。你识繁不识简，无法到大陆留学和办事。但海外的中文出版物均为繁体，你若识简不识繁，一到港台，就会有所学非所用的挫折，更别说到台大ICLP那样优秀的华文教学班留学。简化字推行六十多年，造成的文字分裂状况至今贻害甚多，它在传播中国文化及信息交流上造成的偏废和障碍，更甚于两岸的分治和对立。不少有识之士都对此啧有烦言，近年来国内的人大开会，就有个别代表多次提出恢复繁体字的提案。
我的英文听说能力很差，所以从没担任初级班的教学任务，自始至终，都是教中级班和高级班。有位老教师是著名诗人，常喜欢把他的高级中文课教成文学课，在他退休
后，他曾教授的高级班课程连教材一并转交给我接班。我发现该教材太偏重文学作品的阅读，内容和用语与当前的日常语境严重脱节，只好把他选入大量五四作家作品的教材全部扔掉，随后另起炉灶，邀三位年轻教师——牟岭、許沛松和李戎真——与我合作，自编了一部教材，题曰《中国万象——生活•文化•社会》。旧有的高级中文教材多偏重范文阅读，教给学生的词汇和用语大都不太切合当今日常生活中的实用语境。我的原则是，与其削足适履，选用名家范文，让学生记一大堆在一般交往中很少使用的词汇，不如切合实际，由授课教师自己撰写课文，把急用先学的用语编入可读性更强的课文和会话。我为这套教材写了十八篇课文，并与三位合作者配合课文，编写了阅读和听力的课堂练习，以及相应的课外作业。该书分上下两册，每册各有九课，可供高级中文课程一学年使用。上册重点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包括谈时尚，话品味，从养花、休闲、美容一直趣谈到投资创业、美味佳肴和流行歌曲。对本来就在这方面有感性经验的华裔学生和不少短期留学过大陆或台湾的非华裔学生来说，课文中涉及的都市情调和当代文化现象，阅读和讨论起来尤能激发他们开口说话的兴趣。下册重点讨论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从环保、“三农”、下岗、高教收费到网上活动、官员腐败、民工遭遇，种种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均予以聚焦描绘，稍作引导性的评议。对试图通过报刊、网站上的文字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以及调研某些政治、经济专题的美国学生，这些课文既包含了实用的词汇，也提供了具有引导作用的信息。与现有的高级中文课本一般多偏重报刊文选和小说选读的取向相比，我们这部自编的课文不存在风格杂乱，用语过时，文艺腔，社论体等美国学生学起来既吃力又不实用的缺陷。风格一致的课文力求行文生动简洁，用语规范纯正，为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讨论和描述相关话题的美国学生提供了一整套合式的用语和句型，确立了一组可资习作的范文。
以下是该书的目录：
我们这部自编的教材2007年由美国的lulu.com以POD（print on demand）方式出版，在网上销售，有个别高校也采用了这部教材。这部教材虽由我主导，并为我教授的课程所用，它的顺利完成则是其他教师与我密切合作的功劳。若没有其他三位教师的协助配合，我单枪匹马是绝对编不出这部出版后颇受欢迎的教材的。就拿我独自撰写的十八篇课文来说，我每完成一篇，都传给三位合作者阅读，经他们反馈建议，我反复修改，最后才慎重定稿。这部初编的教材，我们一边编写，我一边在课堂上试教，并随时与三位合作者商议修改，直到2007年初，才全部定稿完成。记得那是在2006年12月学校放寒假的前夕，我们四个人在办公室修订完下册最后一页的时候，窗外飘起雪花，走出红砖楼，街上阒无人迹，已是深夜一点之后。在版权页上，我并没以主编自居，与其他合作的教师平行署名，所得版税也全部平分。自出版至今，我分得的版税虽谈不上很多，但仍比我正式出版的那几本著作所得的收入要丰厚一些。我拿自编的教材教高级班一直教到退休，接班我课程的苏炜老师至今仍沿用此书，把该课程教得一直都很受学生欢迎。
我平平淡淡教了十八年中文，能留下这部自编的教材，总算在我此生最后的一段职业旅程上留下了一痕聊可自慰的足迹。就我的书写生涯来说，我在编写这部教材上的成功感绝不次于我那些颇受好评的著作。
除了教这门主课，我还针对极少数中文水平较高的学生开设了其他三门选修课程。其一是“看电影，学中文”（Chinese 165a: Chinese through Film）课。该课程选择使用普林斯顿大学所编教材：Read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中国侧影》），我同时也配合自选的影片补写了相应的课文和练习。教授这门课程，是通过看电影来提高学生中文的接受表达水平，自然更偏重培养他们的听说能力。我要求选课者课前预先看一遍配有英文字幕的电影，上课时先完成课前小测验，藉以检查他们是否看懂了将要讨论的电影。接下来广泛使用教室内的多媒体设备，逐个放映牟岭和李戎真两位老师帮我制作的影片片段。每放映一个片段，我便向学生提出相关的问题，让他们口头回答。此外，课本中每一课都选有影片中的几段人物对话，我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不同的角色，现场表演，朗诵那些台词，他们每一次都表演得十分投入，气氛热闹。最后则由学生各自提出相关的问题，围绕本课所看的电影展开课堂讨论。毕竟是外国人看中国电影，学生们的观感和疑问往往表现出令我眼睛一亮的新颖角度，加深了我对此类旧影片的理解。配合所看的的电影，我还穿插着邀请碰巧来耶鲁访问的编剧和导演到我的课堂上与学生交谈。其中有《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编剧芦苇，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胡杰，西影导演吴天明等人。
其二是“中文写作”（Chinese 165b: Chinese Composition）课。这门课更偏重培养选课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通过一学期的阅读写作训练，帮助学生掌握描写、叙事、议论、说明等基本的写作技能，并学会准确使用标点符号。全课程的写作训练分为写景、咏物、叙事、写人、说明、情趣、随感、评论八个单元，针对这八个专题，我自己编写了《观察·思考·表述——高级中文读写教程》这本教材，教材中的范文也避免选用朱自清《荷塘月色》之类缺乏模仿价值的美文，我坚持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我系中文部教师——孙康宜、苏炜、牟岭和我本人——的散文作品。这门课是小班制，选课学生较少，我经常面对面给学生批改作文，了解到学生没说清楚的意思，告诉他们准确的表述。每一个单元结束，我都让学生在课堂上朗读他们的作文定稿，鼓励互相提问，合朗读与演讲为一体，不只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兴趣，同时也提高了口头表达的能力。他们写出了很多有创意的作文，所有的作文至今都保存在我电脑中专为这门课设立的文件夹内。
其三是“文言入门”（CHNS 170 / CHNS 560 :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课。这门课也供研究生选修，使用普林斯顿大学袁乃瑛等教师所编的《文言基礎讀本》（Classical Chinese: A basic Reader, 3 volumes）。系领导派我教这门课纯属例外，因为在美国高校东亚系中，讲授文言课向来是教授的教学特权和学术荣誉，一般都以英文授课，长期以来，这种封闭性的教学方式已形成某种严守的规则。选课学生所学的文本尽管是中文，老师讲授的全过程则是英语。老师教学生学习文言课文，通常只要求他们认识汉字，领会文义，并不要求他们出声朗读，更谈不上用现代汉语作解释。从头到尾，老师所教的和学生所学的都是纸面上的哑巴文章。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的文言课上亲临听课，自始至终，没从教师和学生口中听到一声字正腔圆的汉字发音。听完那节沉闷的文言课，我颇有看了一场尤奈斯库荒诞剧的感觉。那一年我系教文言课的老教授住院治病，休了长假，出于应急，这门被视为特别高级的语言课程才突然派到了我的头上。我没有能力用英语讲授该课程，系领导只好应允我用现代汉语授课。我在我的教学大纲（syllabus）中有言在先：“Instructional language is exclusively Chinese”（教学语言完全是中文）。这门原有的哑巴课从此在我的课堂上进行得有声有色，课本中那些选自《论语》、《孟子》、《道德经》和《左传》等先秦典籍的精品段落才从纯视觉的默认中解冻出来，在学生口中发出了每一个汉字原有的声音。跟着我的领读，他们在课堂上朗朗上口地“之乎者也”起来，用稍显笨拙的普通话腔调读出了经典文字古雅的韵味。这门课的课文通用繁体字，因而严格要求学生必须准确地“认繁”，我发给他们的习字帖、作业和试卷也都是繁体字，尽管他们做作业和在试卷上回答问题被允许“写简”。
常言道，教学相长。我从小耽读古文，并无老师讲解，属于浸入性（immersion）阅读，多是在反复阅读中渐进地从上下文中默会文义，因而对所读文字的领会多处于不求甚解的状态。现在要用浅显易懂的现代汉语给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讲解文言文，就得明晰地分析句子结构，必须把主谓宾的关系，某字某词古今含义的异同，意动和使动用法等死抠字眼的问题讲解清楚，这就迫使我重温古汉语语法，针对文言文的某些特征，举学生熟悉的英语例子做对比，把我平日只满足于“知其然”的意会水平讲解得让学生领悟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在讲授这门课的过程中，我给自己也补了不少课，甚至还纠正了从前阅读古文的某些疏漏和误解。后来那老教授返校照旧教他用英语授课的文言课，与我这边的中文授课形成了唱对台戏的局面。我的选课学生逐年增多，他的选课学生越来越少。老教授极其不悦，要求把他的课设为必修课，把我的课设为选修课。面对这一尴尬的情况，我只好主动放弃继续教这门文言课，转而去教我的写作课和电影课了。
三
我在耶鲁教书十八年，除了几次轻微感冒，没生过任何重病，所以十八年没缺一堂课，从未请过病假。只有2007年我母亲病危，请假一周回西安探望。就仅仅这一周的缺席，也是请我的TA (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助教) 代课，按课时给人家付钱，应该说并不欠学校和学生什么。让其他教师帮忙代课或补课，自己出外开会数日之类的事情在这里通常是行不通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各个教师的课时及其使用的教室均有固定的安排，没有谁在你缺席时能为你补缺。所以这里凡属美国范围内的学术会议，与会者差不多都在周五下午报到，周六及周日上午开会，开完会当日下午即乘机返回各自的学校，以便星期一照常上课。特别是在耶鲁大学，尤其重视按时上课，即便是大牌教授也不例外。
教师上课的时间段基本上由教师自己选择，你得预先上报给有关部门，开学后即可去已给你排定的教室上课。那些教室分布于市内不同的街道，上完这门课，紧接着再去上那门课，学生们总是匆忙奔走，从这条街的某号某室赶到那条街的某号某室，常跑得他们十分紧张，有时候会迟到几分钟。我的教学定额是每学期开两门课，每周上九个课时，我把这九个课时分别排在一、三、五，一周内有四天都可待在家里备课和批改作业，搞我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批改学生的作业比较头疼，尤其是作文，改起来很费心思和时间，我每改几篇，就得听听音乐，以缓解大量病句错字造成的烦扰。尽管如此，我还是有耐心随时记录下学生作文中常犯的典型错误，在作文评讲时一一列举，以利他们改善纠正。
我们每学期正式上课13周，复课一周，考试一周，其间秋季学期有秋假一周和感恩节假，春季学期有两周春假，暑假由五月中旬放到九月初开学，圣诞假从圣诞前放到元月上旬。学生休假，老师跟着歇业，一年有少半年都在休假中。在这些课余的日子里，我按自己的计划读书写作，再穿插着一些国内外的短期旅行，日子过得自在而悠闲。我妻子总是说，比起她每日八小时的车间工作，我这份工作不知享福到哪里去了，要是给她干，她绝不退休。所以她总是敦促我接连续聘，奉劝我不要过早退休。我勉强干到68岁即退休回家，她至今仍有抱怨，嫌我退得太早。
我在耶鲁教书十八年，没在教学质量上出过任何问题，也没触犯过哪条校规。对于把中文当外语来教的工作，我既谈不上有多么专业，也不敢自诩有多大程度的热心和奉献，只能说做得还算敬业和尽力，把这份谋生的工作干得无可指责而已。要论日常的工作表现，应该说与在西安交大并没有两样。之所以得以平安无事，把这份工作干到68岁完满收场，全都归因于脱离了那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移居挪窝到耶鲁这个更加注重优化选择的教学园地。十八年来，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中国院校内那种总支书记政治训导的全系大会，没遭受任何人的不良举报，也从没被叫到领导那里挨批评写检讨。东亚系和东亚研究中心，每年秋季开学都会举办一次正式的reception（招待会），教师们在一起吃点甜点，喝杯红酒，听系主任或中心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教师和新招的博士生。简短的讲话几分钟即告结束，与会者多是在一边聊些各自的假期见闻，互相寒暄一阵，散会后各回各家，整整一学期都未必会碰面几次。教师之间，领导和下属之间，很多事情都通过邮件和电话处理。一年到头，无集会，难见面，人际关系比水还淡。有时候即使与他人有些需要面谈的事情，也都是约在吃午饭的时候，在学校的食堂里短暂会面。十八年来，在广阔的耶鲁校园内，我的活动范围始终十分有限，大都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和授课教室之间来回走动，做完了当天的工作，就驱车回家了。
至于教师的考绩，主要是根据选课学生每学期期末所写的评语。这评语是背对背的，学生在网上写了对授课教师的评语，才能看到自己这门课的成绩；教师发出了选课学生的成绩单，才可读到每个学生对自己的评语。我不知道全校教师与学生相处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就我比较了解的中文教师来看，我发现某些人多少都有点对学生讨好的表现。比如说那位郭太太对学生打分过于宽松，应该说就与她担心学生会给她写不好的评语不无关系。能考进耶鲁的学生，都是很拔尖的，对各科的分数自然期待很高，有些人得了个B，都会很不满意，找到我的办公室申诉纠缠。有位学生对我说过，成绩单内有了B分就不能报考医学院或法学院了，所以他必须争取全A的成绩。从总的情况来看，耶鲁教师的给分，多少是存在着某些偏高的倾向。这就是美国高等院校中常为人诟病的“grade inflation”现象。在我印象中，学校当局的确严肃检讨过此类问题，但得到纠正的情况以及学风的改善到底如何，没有确切的调查数据，就很难在此一概而论了。
提起我的“反动”，我曾对我那本“反动自述”的读者解释说，我的反动是“性情反动”。这“反动”不只反动在中国的党天下，也反动在常春藤盟校。我一直被认为是给分不高的教师，学生给我写评语，常有“Professor Kang is very tough”的评论。我不怕学生嫌我严，只要没人找出我unfair的过失，我想领导就不会严责于我。我不喜欢那些纠缠分数的学生，他们若前来向我讨价，我总是对他们说：“you must earn your grade!”我始终坚持认为，身为华人，在美国教中文，应秉持的态度与教其他课程稍有不同。因为你教的是你自己的母语，自然附带有传播华夏文化及其价值的内涵。若仅为讨好学生而滥给过高的分数，难免有屈尊自己的母语，降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嫌，同诗也有失中文教师的个人尊严。一般来说，我与学生的关系平平淡淡，虽谈不上特别好，也还算过得去，因为我的教学质量无可指责。对我的performance，学生常以passionate赞许，所以我得到的评语基本上还比较正面。
铁打的课堂，流水的学生，我送走一批，忘却一批，再怀着既有的心情，面对新来的面孔。教这种选修的外语课，与学生在课外接触的机会很少，只有在每周的office hours，偶然会有学生前来要求单独辅导。与我的同事苏炜热心课外辅导的情形相比，我在与学生课外联系上付出的努力和时间，实在是少得不能再少。我基本上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只求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某些学生要我开independent study课程的要求，我一般都持婉言谢绝的态度。在美国院校，文学教授与语言教师所涉足的教学领域通常是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幸赖我从来无意做某些越庖代俎的事情，直到我退休，都没惹出被认为动了他人奶酪的冲突。在中国读书，我没有恩师；来美国教书，也没教出哪个值得我自豪而在此一提的学生。回顾往昔，大半辈子的校园生涯已如穿堂风吹过，在剩余的退休岁月，只有把我的赤裸的孤独当合身的衣服穿下去好了。
这里是英语世界，我只有在自己的中文课堂上拥有优先的话语权，而一走出教室，就难免听说隔膜，茫然失语之忧。对校方及其他师生来说，我那些已出版的中文作品，全都无足轻重，远在被认知的范围之外。我所移居的环境并不资助我用我那支挥洒自如的笔来丈量自身的高度，长期以来，为适应这里的环境，拓展我进取的空间，我已逐渐学会谦卑，尽量让自己活得随遇而安，心平气和。
退休之日，让我有所自慰和感恩的是，校方给了我荣誉退休（emeritus）的待遇。能收获这个奖励，我想未必完全是基于我教学有功，应该说，多半是系领导考虑到我写信强调自己退休后要致力写作，照顾我需要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缘故。不管怎么说，我那部回忆录毕竟出了英译本，且在报刊上颇受好评，校方给予我这点优惠，也算是对我在写作上的努力表示某种激励吧。这荣休待遇可终生拥有耶鲁ID，它包括可借阅校图书馆的书籍，可继续使用耶鲁的email及网络系统，可像在职时一样吃学校食堂的免费午餐，还可按规定使用东亚中心的研究经费。
校方授予我荣休的证书
2012年5月13日，本系同事在东亚语言部主任家为我举办了荣休欢送的聚会，我在聚会上做了告别和感谢的简短讲话。兹录讲稿如下：
Speech in farewell party, May 13, 2012
I left China and started teaching at Yale just after I turned 50. When I look back the time between my 20s through 50s in China, I was constantly criticized by either my teachers, professors, colleagues or the school or political officials for my political ideas. Often, I was forced to write confessions for my reactionary acts or opinions. Over the time, I would feel anxious and uneasy whenever I was approached by any school or governmental officials. I also had to be more cautious of m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my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so that no political allegation was made against me. My situation didn’t improve until I began teaching at Yale and living in New Haven. Finally, I was able to breathe freely and take refuge in a safe haven. New Haven indeed became my haven and permanent home. Coincidentally, my home state Connecticut has the same nam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s my last name Kang in Chinese. Needless to say, I am home.
Time flies by, I have been teaching Chinese at Yale for 18 years. These were the most peaceful, fulfilling, and accomplished years of my life. I am still the same person I was in China: I enjoy teaching and writing. The only thing that changed was my environment. I lef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or Yale University many years ago. The new environment drastically turned my life around. My academic work or personal ideas which were once criticized in China became accepted and even appreciated by people in the U.S. For 18 years, I had harmonious experience with my colleagues and cooperated on many projects with others in the Chinese program. Although I had limited interaction with professors from HGS, we always felt a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 Overall, my experience has been satisfying in the East Asian department for the past 18 years.
I will be retiring soon. I can’t believe I have never been forced to write any confessions at Yale or concerned about my interact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or colleagues. Finally, I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me and began to experience sincere human interaction without the fear of political allegations. Withou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esence, my life is more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even human relationship is less complex than before.
I really appreciate Professor Kamens’s effort to obtain the emeritus honor for me. Yes, I will enjoy the library privilege tremendously. I plan on taking advantage of Yale’s enormous book collection and spend all my time to read and write in my retirement.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am more excited about getting the library access than receiving the pension plans. I also want to thank Seungja Choi, the director of our language program for her generosity and for organizing this farewell party for me in her beautiful home.
I would also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C. C. and Kang-I for their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When our entire family arrived in New Haven, they went out their way and helped us every step of the way: renting and furnishing our apartment, taking us grocery shopping, finding schools for our children as well as advised me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to adapt and make the transition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lso, I am fortunat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talented and supportive colleagues in the Chinese Program. I want to acknowledge Mu Ling, Peisong and Rongzhen for all their assistance over the years and their ded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various projects. Together we wrote Reading China, the advanced Chinese textbook for Yale students as well as became well perceived in many universities. I would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Mu Ling for not only his technical contribution in editing the textbooks, but also helping me to improve my computer skills. He has excellent technical skills from his American academic training, also has always been willing to share his technical knowledge with others.
I had always taught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never received any train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refore, I always felt I was not as well prepared as the younger instructors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I admired their knowledg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to gain new ideas and techniques from them. Thank all of you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uided and helped me to improve my teaching. After 18 years of teaching Chinese, I feel content with my work with the students, m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my colleagues and my contribution to the department and Yale. What a rewarding experience! All of these wonderful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with you will always comfort me and release my frustration and pain from my turbulent experiences in China. There is a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when something is lost at sunrise in the east, it will be recovered at sunset in the west”. In other words, you might suffer an earlier loss but will be compensated for it later. It seem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aying became the predicament of my life.
What is the retirement life like? People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until they enter that phase of the life. I imagine it is going to be like walking in unknown water territory. Before you take the next step, you extend your foot out to test where the water is deep or where the water is shallow. While you wonder the thought of retirement, someday, you will join me on the other side.
Thank all of you for being here and celebrating my retirement. Please always keep in touch.
聚会合影
附录：
留別耶魯中文部同仁
一捧清茶入課堂，潤喉爽口說文章。歸來漫擁書城坐，自味清醇品短長。
齊語楚咻多克侵，洋腔鴂舌學華音。四聲正罷辨繁簡，批改作文常嘔心。
非人磨墨墨磨人（用東坡句），改盡塗鴉紙上痕。十八流年彈指過，滿斟紅酒賦黃昏。
移居勤勉舌耕忙，日日驅車赴講堂。白首從今揮别去，望懷渺渺各殊方。
片雲掠影映秋潭，雲自悠悠水自涵。多少賞心研討事，如煙似夢與誰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