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旅行 - 在京城的日子

 

我们住的那个教室非常大，四周墙边和中间的地方都放上了草垫子供人睡觉用。整个教室住了大概有四五十人。但即便如此，我们已经很感满足了，毕竟我们有了个吃饭睡觉的落脚地方。里面住的人，除了像我们这样自行出来的，也有学校组织的。我们的铺位对面住了一群好像是山西或者陕西来的孩子，看年龄好像还没有我们大，由两个老师带队。我们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之后，被对过的人大声说话吵醒了。一个老师在大声地对这群孩子训话，好像是准备去什么地方，在告诫这些孩子在外面走路，坐公交车应该注意什么。显然对他们而言这些事都是第一次。我们在一旁偷偷地讥笑这帮“老坦儿”，笑他们说话的口音，笑他们连坐个公交车都不会。

说是“串联”，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借机游山玩水。我们转天在学校里装模作样地转了一圈，看了看贴的那些大字报，无非是揭露那些当官儿的如何如何。有中央的官儿，也有本学校的官儿，有关于政策路线的大是大非，也有家长里短，甚至裤裆里的那些事儿，主打一个耸人听闻，能抡晕几个算几个。这些东西不论看懂看不懂，总的而言，都不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感兴趣的事情之列，一圈转下来已经没了兴趣。接下来，当然就是找地方玩儿了。那时的北京化工学院的旁边就是旧城墙，城墙砖大都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高高的土堆横在那里，还有成片的荒草古树，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游戏场。几个半大小子，在这么个地方都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来可想而知。

除了在学校周围玩，当然也要进城。离学校最近的公交车在和平里，那里成了我们外出的第一站。不过，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城里到底都有什么一概不知，名胜古迹在哪儿，有什么值得一游的也全然不晓。我们通常坐车到了一个看着挺热闹的地方就下来，在那里瞎逛一通拉倒。后来知道我们经常去的那几个地方大约是在东四一带。那时的北京城里街道还很窄小，那一片的街道两侧都是些小小的铺面，卖各种杂物。我只记得一个小小的食品店，里面卖“京糕”，也叫“山楂糕”。那东西又酸又甜，托在手里颤颤呼呼，大冬天的吃上一口，一股凉意裹着酸甜下肚，简直是妙不可言。自从第一次尝过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几乎成了我每次进城的首要原因：转一圈下来，然后到这个小店，花一角钱买一块京糕，吸吸溜溜地吃下肚，那股快意充满全身，这趟出行就算是圆满了。

晚上回到驻地，那个大教室就成了所有住在那的人的避风港。白天疯跑了一天，晚上聚在一起，坐在地铺上，将白天的所见所闻胡吹乱侃，好不热闹。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又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晚上睡觉会是个什么场景可想而知。经常是一边的人已经睡下，而另一边的人还在侃个没完，吵得别人不得安生。于是免不了要起冲突。不过那时的人倒也有趣，表达不满并不打架，不满意对方行为的人会走到对面的地铺旁边，拿出“红宝书”，念上一段“最高指示”，比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云云。每到这时，对方就会明白什么意思了，于是偃旗息鼓，安生睡觉了。不过都是年轻人，有些事是转头就忘。有几次，上次给人家念语录的人自己却在高谈阔论，忘了旁边的人已经睡觉，于是也会有人提醒他：“嘿，你忘了那天你给我们念的什么吗？”凡此这般，几乎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风景线。

现在想来，当时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涌入北京，几乎都是这种无组织的状态，出现混乱几乎是必然的事。但给我们的印象是在这一片混乱中还是有着最基本的秩序。能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军队的介入。那时的人可能对过往的官吏们已经不感冒了，但对军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依赖感。在我们住的地方，有相当多的军人参加对外来的人管理。我记得经常来我们住的这个教室的是一个很年轻的解放军，听口音应该江浙一带的人，穿的军装只有两个兜，所以应该还是个战士，不过我们都叫他“排长”。他斜挎着一个洗的发白的军用帆布包，上面绣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这是那个年代的军人平时的标准打扮。那一年虽然军队穿的是65式军装，但还是老式的棉布制的，下过水一洗就开始掉色，洗的次数多了，军装就几乎变成黄白色的。这个“排长”的军装和挎包都几乎变白了，说明他是个老兵了。他待人很热情，总是笑嘻嘻的，这儿的人有了什么问题困难都去找他解决，好像他是个“上帝”。那时已经是冬天，我是第一次离家在外，整天在外面疯玩疯跑，又不懂得按时吃饭喝水，没几天的工夫，嘴唇上就裂开了几道大口子。疼了就用舌头舔，没想到冬天风一吹，干的更厉害，口子也越来越大，一沾水就痛的钻心。一天被那个小“排长”看到了，说你这样怎么行，我给你找人看看。果然不久他带来个背着药箱的女兵。那个女兵的形象和从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简直就是个天使。她看了看我的嘴说，没什么事，就是喝水少，太干燥了。她跟那个“排长”说：我的嘴这些天也这样，你看我都不敢笑了！我看了看她的嘴，和正常人无异，远不像我的这样惨不忍睹。我后来一直想她这么说是安慰我不用担心呢，还是女兵对嘴唇有更高的要求？一直不得其解。那个女兵拿出了一小盒凡士林油，在我的嘴唇上抹了一层，然后把那一小盒凡士林递给我说，你留着每天记得抹点儿，还要多喝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医嘱”对像我这样的毛头小子来说基本等于白说。我后来抹了几次，但很快就忘在了脑后，不过那个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兵对着“排长”抱怨说“我都不敢笑了！”的神态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疯玩儿了若干天后，从各个不同的渠道向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传递了相同的消息：你们应该回家闹革命，不应继续呆在这里了。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该回家了。但问题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到北京来的目的之一不是要见“伟大领袖”吗？现在目的没达到就打道回府，回去被人问起来怎么吹牛啊？那一个时期，“伟大领袖”接见“革命小将”的事情已经安排了好几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被“接见”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机会，不等到这一天，绝不回家！

好像是我们的愿望得到了感知，很快就得到了回应。一天早上，大概还只有三四点钟，我们被人从梦中喊醒，看到是那个年轻的排长，站着屋子中间大声宣布：伟大领袖今天要接见我们！一句话让所有的人睡意全无，全屋立刻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我们被告知马上到另一间教室领东西，然后到外面集合。我们匆匆地跑到那个阶梯教室，一排排的座椅，每个上面都放了两个苹果和一包饼干，这就是我们的早午饭了。我们拿着这些东西跑到外面，上了指定的大客车出发了。

待车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们下车后发现街道两侧已经停满了各式的车，街道上挤满了人，都在向一个方向走。我们随着人流向前走，在经过一个类似城墙上的门洞之后，视野豁然开朗，这时才发现，我们已经到了长安街的边上。我们在北京疯玩儿了多日，从来没到过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以前在电影里看过多次，可以一眼就认出来。我们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一带的路边列队，排成数排坐在路边，开始了等待。

向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望去，席地而坐的等待人群队伍望不到头，可谓是人山人海。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先是规规矩矩地坐着，后来开始前后左右交头接耳，先是窃窃私语，后来就大声说笑，再后来就拿出带着的饼干苹果大嚼起来。我们没有表，看不到时间，不知道等了多久，估计三四个小时总是有了。东西吃光了，穷极无聊，就开始借口上厕所四处瞎逛了。我也借机出去，在周围转了几圈，看到在一颗树下，围着几个穿军大衣的军人，地上放着一台步话机，就是电影里王成背着的那种。可能这儿是个指挥所之类的地方。正在闲逛之际，广播喇叭里开始放 “东方红” ，这个信号所有人都听明白了。原本还算规整的队伍顿时乱成一团，前排的人站了起来，迫使后面的人也站了起来，结果是什么也看不见。这种情形下，我再想回到原来的队伍里已经不可能，情急之下，看到附近一根路灯柱子的墩子上面已经趴了几个人，于是不管不顾地抓住上面的一个人衣服也爬了上去。在这个位置可以大致看到长安街的街道，这时我才理解，我们实际离街道中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远远地看到几辆绿色的吉普车飞快地由东向西驶过，上面的人其实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具体是什么人，基本要靠想象。

从人群开始骚动到车队驶过，前后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过后，好像现场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不少人开始兴奋的欢呼，互相祝贺。一个穿军装的女军人还在那里鼓掌，看到我从旁边走过，兴奋地问了我一句“看到了吗？”我敷衍地点了点头，其实是多少有点儿失落，因为说实话，我也说不清看见了什么。对当时的几乎所有人，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机会，参加了，回去就有了吹牛的资本，至于你看到了谁，没人在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