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所技校呆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家里的变故,没能念完,中间就退学了。这中间外出实习的时间占了大概小一半的时间,比例不可谓不高。而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学习过程,对我而言是自文革开始后难得的一段正儿八景地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光,而且还是一种高强度的学习。很多技能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让我后来很多年都受益匪浅。
首先得到锻炼的就是集体生活。我对集体生活并不陌生。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从小就被送到军队的全托幼儿园,一去就是一周,周末才被接回家。那时不懂事,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呆在家里,反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当然不愿意去。可真的去了,每天和一群一般大小的孩子吃住玩都在一起,又把原来的不愿意全都忘了。文革初期,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我都有过住校的经历。不过那时的住校多数是临时性的,只不过换个睡觉的地方。到了这个技校,因为是全日制的学校,每周的吃住,上课都在学校里,是实实在在的集体生活。
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实行的是包伙制,就是每个月交规定的伙食费,学校给学生提供三餐。按照今天的概念,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交了钱就可以随便吃,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那个时候没有“自助餐”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伙房给你作什么,你就吃什么,没有挑选的余地。记得那时,每个班都有一个伙食委员。我们班的伙食委员是个女生,胖胖的,挺老实的一个人,就是学习差点儿。每到开饭的时候,她负责把饭打回班里,通常是一桶菜,一盆饭或者是馒头,有时还有一桶没有什么内容的汤。我们都坐在座位上,等着她挨个给每个人分饭,有时分了一圈回来,桶里还剩下点儿,就又回头看谁饭盆里少了就再给加上一勺。那情景总感觉像是饲养员在喂猪。当然,区别就是这些“猪”不只会闷声不响地吃,他们吃不高兴了还会“叫”。不久,这种包伙的方式因为大家意见太大就取消了,改成和老师们一样,自己到食堂买饭。虽然食堂的饭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但总算可以自己选择了。
住校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要出操,跑步,这对当时的集体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除了上课,吃饭,休息,每天的自由活动其实非常有限,不是我们不想玩儿,而是基本上没什么娱乐活动的选项。学校那时好像有一台老式的电视,声音和图像都很差劲,而且当时电视台也没什么可看的。我只记得有一次是转播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看的人挤满了一间教室,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团影子,鼻子脸都分不清楚。我勉强看了一会,实在是难受,只好放弃了。不过,一群十六七的孩子,你让他们整天老实呆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总会变着花样找些乐子。我们每周都能回一次家,回学校时,每个人多少都会从家里带些吃的,于是每周日晚上,每间宿舍常常都聚了一群人,一边互相分享带来的吃的,一边胡吹海聊。冬天时,宿舍里没有暖气,要靠烧煤炉子取暖,那个炉子也成了聚会的中心。在炉盘上面烤个馒头烙饼之类的吃食是常有的事。要是放在现在,估计涮火锅早就安排上了。不过在当时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记得最狂野的一次也就是几个人凑了点钱,从外面买了一包汤圆,在炉子上用一个铁桶烧了一桶水,把那包汤圆煮了吃。因为都是二把刀,那汤圆煮的烂烂糊糊的,不过每个人都是吃的兴高采烈,只因为这是难得的由自己做主的享受。
在外面实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回家住。每天早早起来,像普通上班族一样,随便往嘴里填点儿东西当早点,然后就要匆匆地跑去赶公交车。有的实习地点离家很远,中间就要到好几次车。记得有一次,因为冬天下雪,路滑,很多公交车停运了。而那时我恰好在第三半导体厂实习,地点远在城市的另一端。我坐的车开了一半就不走了,我就只好步行去厂里。那时没有电话,没法问问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当然更没有网络可以查查后面的天气会如何,只有硬着头皮走,只想着,晚就晚吧,赶上这个天气谁也没办法。那天早上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总算到了厂里。因为天气的原因,那天好多人都迟到了。迟到的原因众所周知,所以没人批评,但你是如何来的也没人问,好像是理所应该。
这段校园生活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是对我缺失的正常中学生活的一个弥补。因为有了这一段的学习和工厂实习打下的底子,在这之后的工作和上学时,都能让我比其他人有了更好的基础,显得游刃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