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实习 - 走近“臭老九”

我们实习的周期基本上是一两个月一换。离开第二半导体厂后，回到学校又上了一段课，就开始了下一段的实习，这次我们到了天津半导体技术研究所。

半导体研究所座落在天津的成都道，现在这里已经是著名的“五大道”旅游区。在七十年代初，这儿是个非常幽静的去处。因为是研究所，知识分子很多，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个“臭老九”扎堆的地方。

这个所是以半导体材料为主要研究方向。我们被分到各个组，和那里的人一起上下班。我去的那个组是搞砷化镓单晶的，具体的说，就是把砷化镓多晶体转成单晶体。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用的设备很简陋，就是一座单晶炉，形状像一个平躺着的小号油桶，里面绕着加热用的电炉丝，外面有隔热层。炉子架在一个滑轨上可以左右移动，要处理的多晶硅棒就放在一个位于加热炉中心的石英槽里。开机后，加热炉会缓慢地从一头移动到另一头，里面的砷化镓晶体就会经历从固体，融化成液体，再冷却成固体的过程。经历过这个过程，晶体就会在定向加热的作用下从多晶体变成单晶体（就是内部的分子排列由无序变成有序的状态）。单晶体的半导体材料是能用来制造半导体器件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个步骤在半导体器件制造过程中必不可少。

这个加热结晶的过程会长达十几个小时，中间不能停顿，必须时刻有人在旁边监视，所以组里的人要分三班轮流值守，我也就加入了值班的行列。那个时候，“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所以每个组都有工人参加，必不可少。可实际这个活是个高度技术性的，离了知识分子就没法干，所以当然也有老的研究人员。而我来这里实习，既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又要“在实践中学习”，负有双重使命。在这个原则下，我们这个组呈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组合：主要在技术上把关的是一个老者，听说以前就是所里的“大拿”，资格非常了得。另外还有一个当兵出身的年轻工人，再一个就是我。那位老者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行为举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当时年纪应该已经不小了，个子不高，头已经秃顶。他平时没事儿时常常端着个大茶缸和旁人聊天，但大多数时间是带个老花镜在一旁看资料。他平时待人非常和蔼，不论对那个年轻的工人还是我都非常客气，我们向他问问题，无论是多浅显，他也从未有过不耐烦的表示，永远都是耐心地解答。那个工人虽然年轻，但也没有当时那种“领导一切”的傲气，对这位老先生还是挺尊重的。有时我们坐在一起开会，你一句我一句的，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我后来想起那段经历，自己也挺奇怪，我们这三个人，年纪差了很多，经历学历更是天渊之别，怎么会有如此和谐的环境。显然，那个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是重要因素。

那个用加热炉处理晶体的过程被称为“拉单晶”。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自动控制设备，除了单晶炉的运行是由电机拖动，其他一切都要凭眼睛看和手动控制。我们值班时，每隔一会就要隔着石英玻璃窗看看晶体的结晶情况，主要看由液体转成固体后形成的结晶面是否平整，光滑，然后在工作日志上记下观察结果和处理措施。如果发现结晶面不平，或者有气泡或凹陷等情况，就要把加热炉拖回来，把那个区域重新融化，让它重新结晶。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吃掉”，意思是用高温把不好的区域“吃了”然后重来。这个过程非常考验对材料以及工艺的了解，绝非简单看看就能明白。我去了后跟着看了一些日子，后来就让我单独值班。而我能做的其实就是照葫芦画瓢，看他们如何处理的我就怎么做。有几次交接班时那位老先生看我在记录上煞有介事地写着“x点x分界面不好，吃掉”时还笑笑，但从未做过更多的评价。我后来想起此事，觉得能让我如此放手地独当一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的工作都基本是纯研究性质，并没有每月每年要出多少东西的定额要求，所以拉一根单晶棒到底用多长时间无所谓，而且前面作坏了也没关系，了不起再从来一次。反正在我记忆中，在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在我当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过一次拉单晶的操作。不但我没有，那位工人值班的时候也鲜有成果。后来带我们实习的学校老师在总结前后几组实习的情况时说：别看那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工作，但真正出结果的都是在那位老先生当班的时候。这事不服气还真不行！

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尊重知识分子”成了新的风气，各地纷纷开“科技大会”，表彰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天津科技大会的新闻，还有受表彰的人员名单和照片。在那里我又看到了那位老先生的名字，在照片里他还坐在了前排。我猜以他的才学和名望，坐在那里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当年能和这么一位“大咖”共事过，真是荣幸！

在研究所的实习也是要轮换的。在结束了在砷化镓单晶组的实习后，我又转到了另外一个组。对这个组我早就有所耳闻，心里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但是定期轮换是个规矩，不愿意也没办法。

之所以不愿意去这个组，主要是因为这里要接触的东西太吓人：氰化钾。之前听去过的同学说过，这东西就是电影里那些特务藏在领子里用来自杀的玩意儿，只要往嘴唇上抹上一点儿，人立马玩完！想救都没可能！当时听到之后就庆幸没被分到这里，可到底还是没躲开。后来回家后跟家里人说起来这件事，让老妈好一顿埋怨，说这个学校怎么这么随便，让学生参与这样的危险工作，这要出点儿事可怎么得了！不过说归说，既然别人能去，我自然也没理由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去报到了。

在这里带我的师傅是个中年的南方人，胖胖的，当然也是大学生。他向我介绍了这里的情况。这儿要作的工作是向晶片上镀金，这个过程需要用氰化钾（也叫金氰化钾）作电镀液。他反复强调有关进实验室的注意事项：非必要不准进实验室；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手套；出门后不论是否碰过任何东西都必须要洗手。听了这些规定，我也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所以我也给自己立下了规矩，除非要我非得进去不可，否则那个实验室的门我都不会碰，我才不去找那个别扭。我的印象里，在那里实习期间，我只进过一次实验室，是跟着那个师傅进去，看着他操作。进去后，虽然带着手套，我也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不碰如何东西。我看见那个师傅从一个保险柜样子的地方取出一个盒子，打开后看到里面金灿灿的一块，这就是用来镀晶片的金子。他又取出一个小瓶子，告诉我:这里面就是“氰化钾”。听他这么说我不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心里想：离这玩意儿越远越好！我在那里看他操作几乎是度日如年，就盼着早点离开。出门后没等师傅提醒，我在水池边反反复复地洗手，生怕留下点儿什么，要是吃进肚子，那可就全交待了。在这里我根本就没打算学什么，至于学会之后独立操作的事对我更是天方夜谭！混过这几周我就离开了，我才不想再到这里来。

那个师傅可能也是理解我们这批学生的心理，除了那次带我进实验室以后，再也没提作实验的事。实际上，他的日常工作也不多，没见他忙过多少业务上的事。那个时期，整个班组好像都处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组里的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女人，整日里最热衷的就是聚在一切，谈论那些家长里短的扯淡事儿。

和我前面去过的那个组一样，这里的人员组成也是混合体。大部分人是工人，而且是女工。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搞科研的地方会有这么多人是工人的身份。我的那个师傅则是唯一的大学生，属于知识分子。再加上像我这样的学生。不知道是前些年搞运动时留下的后遗症，还是别什么原因，这里的气氛远不如我在上一个那位老先生领头的组里那样和谐。一个地方女人多的结果必然就是是非多，在这个地方表现的尤其明显。那时照例每天都要有政治学习，开会发言是必须的。那些女工发言时除了照着报纸广播里说的鹦鹉学舌地叨叨一遍之外别无它意。开这种会本来就很乏味，听这些人的车轱辘话更是让人昏昏入睡，打不起精神。而那位大学生则和她们不同，毕竟肚子里墨水多些，讨论起什么问题，尽管还是不离报纸电台的口径，但总能引经据典，抖出些新鲜货来，显得学问挺大。可这些表现不但没能带来夸奖，反而招来不少嫉恨。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女工在背后三三两两地叨咕：“就显得他学问大！”“觉得是大学生就看不起人！”甚至连他的长相和体态也成了攻击的目标。这种恶意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也更让人感到这些人不可理喻，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只要是组里没什么事，我就很少在屋里呆着，跑到外面楼道里和在别的组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天。可这样的做的结果招来了所里的批评，说我们这些学生工作不认真，在楼道聊天破坏劳动纪律，还影响别人。后来我们就索性跑到了大院外面。和研究所的大院隔着一条小马路就是市体育馆的侧门，这里没有活动时很安静。我们一伙学生常常就跑到那里去，坐在台阶上胡吹海聊，一呆就是小半天。谁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临时的，过不了多久就走了，所以只要是没在众人面前晃荡，也就各自相安无事。

那个年代，有知识的人被视为另类。而被划入知识分子行列的人在与旁人打交道时，都是不自觉地自降身份，生怕被人指责“骄傲”，“看不起工人”。当众炫耀知识是件危险的事。那个排在“地富反坏右”等八种人后面的“臭老九”的称号，绝非是个玩笑，而是实实在在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还在怀念那个年代，称之为“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了解那些年都发生了什么事。如果知道的话还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那结论就只会是一个，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前辈就是我曾经见过的那些胸无点墨，却以此为荣，同时还对那些有知识的人指手画脚的人群中的一个。若果真如此，对这些人倒也不必苛求。毕竟，以“因为无知而趾高气扬”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也的确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