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哥
谁才是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第10章 国大代表 近黄昏日暮西（1) 黄金换国代
崔开元上一次回家还是1947年在镇江过农历年。还记得吗？他跟妈妈要了一个戒指的那一回。
那次他在家只待了十多天，却发现父亲特别忙碌，年初三清早起来就要出门。
汪嘉玉问崔叔仙：“你忙什么呀？今个才初三嘢。”
崔叔仙回答：“我有大事。”
汪嘉玉：“什么事这么大？”
崔叔仙一边推门，一边说：“国大代表。”
崔开元：“爸爸，你是要竞选国大代表吗？”
崔叔仙：“对呀，我要当高邮县的国大代表。”
汪嘉玉：“你要到高邮去呀？”
崔叔仙：“现在还不到高邮，先到南京。”他在门外说完，就把门关上，司机已经在大门外等候。
他说的国大代表，就是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现在上网搜“国民大会”这个词条，结果显示：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或苏联的最高苏维埃。”
说白了，就是先选出国大代表，再由这些国代们选举出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副总统。
国大代表的身份可谓至关重要。各路政要都竭尽全力，想要夺得这个宝贵的身份。崔叔仙也不例外，尽管他多次警告过四个儿女莫碰政治，但他自己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他这次去南京的目的，就是要去找他的恩师，前江苏省长钮永建。自他从江苏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以后，钮永建就离开江苏省府，到行政院任职。在抗战期间，钮永建每年都会陪着吴稚晖一起到兰州来避暑，崔家是必然的住处。抗战胜利以后，崔叔仙又见过他几次，但每次都是在开会，只能匆匆忙忙说上几句话。近来，钮老被任命为江苏省国代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
按规定，只要不是中央指定的候选人，就要到原籍县党部递交申请，然后逐级上报审核，省里批准后再报中央。崔叔仙就属于此类情形，他需要到高邮县去申请。估计高邮的申请人不止他一个，因此他想得到钮永建的支持，而且速度要快，一旦钮老答应了其他人，就不好办了。
行政院还没上班，他借拜年的名头，提着礼品去往钮家私宅。
崔叔仙登门拜年，钮永建非常高兴。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交谈了，他请崔叔仙坐下喝茶，一起回忆这些年的经历。然后，钮永建问道：“叔仙啊，你从镇江到我这里来，除了拜年，是不是还有其它什么事情？”
“老师，我主要是来拜年的。既然钮老问起来，我就斗胆提一件事情，我有意到我的故乡高邮去申请国大代表候选人，如果钮老没有意见的话，那就有希望了。”
“很好哇！省里没有问题的，我会支持你。不过在高邮当地的党团提名，还有普选投票，我可就鞭长莫及，没办法帮你啦。你们高邮县人才辈出，候选人可能不少，即使省里和中央都通过，最后还是要仰仗选票数量领先，才能当选。”
崔叔仙笑笑说：“老师，你在中央的时间很长了，底下的事情可能不太清楚。现在的县里面可不像从前啦，党团提名靠的是运作，选票也基本是靠金钱买卖。有道是钞票就是选票，这个我现在很在行。这样说起来不太好听，但我不这么干的话，哪怕选民最想选我，我也绝对选不上。”
钮永建苦笑一下说：“是呀，现在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神嘛。行啊！只要你能当上高邮的候选人，等我到镇江省府开会的时候，帮你决定候选人的资格。还有，你最好能名列候选人的第一名，因为按中央的内部规定，凡各县推举的第一候选人，将由省府负责保证，一定要让此人当选。”
崔叔仙：“那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尽全力把高邮县的事情办好。”
钮永建最后还说：“省里面没问题，你等着我就是了。但是，这次国大选举，蒋先生指定由陈立夫总负责，你最好能事先得到陈立夫的同意，把握就更大了。”
崔叔仙和陈立夫打过不少交道，算是一位老熟人，但他不是陈立夫“CC系”的正式成员。如果陈立夫早已物色好一个高邮的国代候选人，他就会白忙活一场。
看来，必须先要来他个投石问路？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陈立夫住在南京的常府街，和他同住一宅的，还有他的胞兄陈果夫。陈果夫是当时的农民银行董事长，作为农民银行总行的业务专员和分行经理，崔叔仙常常和陈果夫见面，也颇有交情。他决定通过陈果夫这层关系，去试探陈立夫的心意。
竞选国代只是个人的政治活动，本来不需要请示董事长，但他还是写了一份报告面呈陈果夫。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示对本行上司的尊重，也希望得到董事长的支持，从而走通陈立夫的路子。
陈果夫是多聪明的人，一眼扫过他的书面报告，马上就明白了。他提笔在报告上批了几个字，微微笑着递给崔叔仙。
崔叔仙双手接过来一看，立时心花怒放。
这几个字很简单，是：“可以，看立夫。果。正月初六。”
他抬头说：“多谢董事长！你看我初八那天下午五点去常府街拜访秘书长可好？”他空出两天的时间，好让陈果夫和他弟弟通一通气。
“可以。立夫他在家。”
“那我就告辞。还请董事长有空的时候，向秘书长提一提我的事。”
“我会的。”
他到常府街的陈宅，带礼物并不适宜，空着手去反而比较好。到了门口，警卫对他说秘书长在等你，立刻接见。
他走进门，客厅只有陈立夫一个人在。简短寒暄后，他递上了有陈果夫批示的报告。陈立夫拿起看了，还给他说：“很好！你在高邮竞选很合适的。本来叶秀峰找过我，他推荐他的妻弟吴旦平到高邮竞选。吴旦平我还是了解一点的，依我看，还是你去竞选比较好一些。”
吴旦平就是吴垣，以前高邮成立县党部的时候，就和崔叔仙有了过节，现在又成了对手。崔叔仙不想旧事重提，只是说：“我们省里的党政方面的负责人会给我充分支持的。”
“很好！中央提名由我来负责。”就这么简单，陈立夫果然是个干脆果断的政治人物。
要知道，叶秀峰可是陈立夫的老同学、老朋友，也是“CC系”的头号人物。这种情况下，他仍旧能得到陈立夫的认可，有些意外，但不管怎么说，陈家两兄弟的这条路，看来是走对了。
接下来就该面对高邮县的党团提名了，这反倒是有难度的事，他已离开家乡十余年，对高邮各方面的人事都不熟悉了，怎样才能让高邮的党团负责人也买他的帐呢？他反复思量后，决定采用从上往下压的方法。
江苏省府设在镇江，而他是省农行经理兼镇江钱业公会的理事长。省府的官员，像是省主席王懋功、民政厅长兼省选举事务所监督沈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萱、省三青团主席徐铨、省议会的冷议长和刘秘书长，都和他来往密切，并且都通过他得到了银行的贷款。这些人恰恰就是省国代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尽管与这些人很熟，但还是有必要再加一把劲，务必把他们彻底放倒。
对这些人和对中央的人一样，用钱贿赂是不适宜的，送些厚礼没问题。用进口烟酒加高级衣料上供，再设美酒佳肴宴请，火候不大不小，正合适。他如愿以偿，拿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
他现在胸有成竹，可以到高邮去了。
高邮已经建立了农民银行，他此次就在高邮农行下榻。省行经理驾到，下面的人自然是百般地奉承，殷勤接待。高邮的行长要设宴款待，可他没空，他自己要开宴会，为要见到两位高邮的地方官。
高邮县党部的张锦石书记长到了，他递上汪宝萱的信。高邮三青团书记夏美驯到了，他递上徐铨的信。这两位看到省里的顶头上司所写的亲笔介绍信函，不敢怠慢，又收了高级布料和烟酒，外加一个装了钱的大信封，他们便满口答应帮忙，第二天就写好候选人提名评语，交给崔叔仙带到省里去面投。
崔叔仙还是不敢马虎，将来投票还要依靠高邮的这些“土地老爷”。第二天，他吩咐高邮农行的行长，就在行内大摆鱼翅宴，除了县府和县党团负责人，还邀请了县里的参议会、农会、工会、商会，以及县教育会的头面人物。吃得好便说得好，欢宴之际，甚至有人振臂呼喊：“坚决拥护崔经理竞选！为桑梓增光！为高邮造福！”
这就妥了，高邮的第一步顺利解决。
回到镇江，他把从高邮带回的党团提名以及评语文件，分别送交省党部和省三青团部，再由他们加上省级评语，呈江苏省国大代表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钮永建从南京来了，崔叔仙亲自到火车站迎接。钮永建到镇江后，住在他的侄子钮长耀家。
钮长耀是江苏省党部委员兼省府社会处处长，是崔叔仙的好友，他的儿子还认崔叔仙做了干爹。钮长耀和他太太俞成椿最后也都当上了国大代表。
崔叔仙在家摆酒席，邀来一干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共同为钮老接风。
几天后，钮老主持召开江苏省国代候选人资格评审会。讨论高邮的候选人时，首先是汪宝萱发言：“我们党团的提名人是崔叔仙。”
王懋功说：“高邮国代候选人里，只有崔叔仙够资格。”
其他各位委员也都表示赞成。
这时，钮永建才开口道：“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知道，崔叔仙是我的学生，为了避嫌疑，我不好先开口。既然大家都支持，我完全附议。我提议将崔叔仙列为高邮县国大代表的第一候选人。同意的请举手。”
全部举手通过。
那时候，江苏省有六十一个县，每县都有不下十个候选人提名，单省里的评审会就开了三天才完事。钮老开完会要返南京，崔叔仙又设送别宴，感谢恩师的提携。
马不停蹄，崔叔仙接着到上海、南京去“烧香”。他先后拜访了居正、吴稚晖、谷正纲、邵力子、张厉生等能说上话的老朋友，拜托他们在全国选举事务所，以及国民党中常会上为他的提名进言，确保他的名字最终能被圈定。
还是崔叔仙下的功夫最足，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取得了高邮国代第一候选人的资格。中央随后发布了全国各地候选人名单，就等选民投票选举了。
关于这次选举投票，祖父在他的一篇叫做《贿选伪国大代表的一幕》的文章中，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在中央发表全国各地候选人名单以后，全国选举总事务所公告，定于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普选，我想如竞选不能获胜，那就丢人了，就会失掉社会地位。于是我下决心使尽一切手段，以取得胜利。高邮县国大代表名单上，我虽列为第一名，省府主席王懋功、民政厅长沈鹏，虽把高邮县长张冠球招来镇江，面嘱他必须帮助崔叔仙当选国大代表，否则追究责任。我想这还不是保险成功的办法，必须动之以利，方能稳操胜券。我便于1947年11月10日回到高邮，利用“鬼推磨”的方法进行贿选，我找张县长秘密谈判。我不能直接送钱给县长，就托词说：“已蒙县长慷允协助竞选，我很感谢，可是普选时，本县共有十位区长要为我出力，我不能不给他们送点礼，请他们做有效的助选。”谈判结果，我出与一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请县长送给10位区长，给哪一位区长送多少，由县长作主处理，我不与各区长见面。这明是给区长送礼，实际是给县长行贿。我的要求是：在普选前夕，我把钞票交给县长，由县长交给我四十万张选票（这个数字占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二），让我自己圈选我自己，然后由他于普选前夕封入十个区的投票柜内，用省府封条封柜，保证我当选。我同张县长言明，在普选前3日，我将亲来县府，一手交钞票，一手换取选票。张县长见有利可图，便半推半就地答允我的要求。11月19日深夜，我到县府，当面交给张县长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换取到四十万张选票，装了一大麻袋。选票取来放在高邮县农民银行内，我发动行内近二十名职员，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在每张选票上把崔叔仙的名字圈上一圈，算是选民的圈定。这种做法，是明目张胆的行贿舞弊，按当时的法律，也是犯罪行为，但有谁会跟有钱有势的人做对。在蒋家王朝的这次普选中，这种行贿舞弊的行为很普遍，绝不是我一个。
我在高邮农行里把取来的选票圈好后，再装入麻袋，放进汽车，于普选前夕（11月20日）深夜送交张县长。我亲眼看见县长把我圈好的选票，分放入10个区的投票柜内，加上盖有省府大印的封条，派人把加封的投票柜分别送到各区公所，于次日再做一些形式投票。此时，崔叔仙当选国大代表的“合法”得票数已保险地封入十个投票柜内了。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民主。
等我把圈好的选票封入票柜送走以后，这位张县长又节外生枝地对我说：“高邮县农会会长吴增育为了竞选国大代表，花了二十两黄金，请崔行长补贴他的损失，否则他将派人到各区，将封好的票柜砸烂。”我明知这是敲竹杠，但事到如今，只好答应赔偿。当夜到银行写条子借支二十两黄金等价的钞票，送交张县长。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普选的第二天（11月22日）各区票柜送到县政府大堂，开柜唱票，计票如仪，崔叔仙得票最多，当选为本届国大代表。不久便收到省选举事务所发给我的当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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