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衰翠减话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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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宝玉身边的大丫鬟，袭人的文字可以说贯穿全书。
袭人的姓花，原名“珍珠”，都指其原型是汉人，且是汉人中比较有正统身份的人物。但是书中又写她明显亲近宝钗，对黛玉有诸多不满并且心有芥蒂。劝宝玉的那些话，说明她对明朝的制度是有认同感的，并且是个非常务实的人。这种务实或者说实用主义，则意谓着很难有真正的忠心和单纯的情怀，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大概率会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红楼书中写袭人是“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这句表明，袭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尽忠职守的，不过也只能说很有职业操守。而对于旧主，她则是很容易忘记的。
大部分红楼索隐派的作者，都认为袭人影射清初重臣范文程。这个观点笔者也认同。
首先是其姓名的暗示。袭人姓花，原名珍珠，生日与黛玉是同一天。“花”，我们已经多次说过，通“华”意谓华夏正朔，“珍珠”即“真朱”，生日与黛玉相同，都是暗示其原型是大明子民。对应范文程，出身名门，乃宋代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沈阳县学考取秀才，时年18岁。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八旗军攻下抚顺，范文程与兄范文寀主动求见努尔哈赤，不过并未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
袭人的名字是宝玉后来给改的，贾政曾不满这个名字，觉得很“刁钻”。宝玉解释是从“花气袭人知昼暖”这句诗里得到灵感。
贾政觉得刁钻，因为这个名字确实有“攻击他人”的意思，说明袭人的所作所为有侵害到其他人，且并不光明正大。书中作者多次明里暗里写袭人在背后编排黛玉，在王夫人心里埋下对怡红院其他丫头疑虑的种子。癸酉本中更是直接写明，晴雯等人被赶，即是因为袭人派秋纹到王夫人那里告密。这一点在前八十回里，晴雯被赶之时宝玉已经当面提出过怀疑，有所预兆了。历史上的范文程也是在伐明，攻朝鲜，打蒙古等事情上多有献计献策。
宝玉用“花气袭人知昼暖”来解释袭人的名字，作者在这里故意写错“昼暖”两个字。原诗是陆游的“花气袭人知骤暖”。“骤暖”表示天气的变化，而“昼暖”则暗示季节的更替。喻袭人的原型范文程是能看清改朝换代的大趋势、对政治极为敏感的人物。这句诗一共出现两次，一次是宝玉解释给贾政，一次从蒋玉菡嘴里念出，都是写作“昼暖”，显然是作者故意写错这两个字，为要提醒读者注意。
要知道，范文程是在努尔哈赤拿下抚顺的时候主动投奔的，那时候萨尔浒大战还没开始打，努尔哈赤刚刚拿下抚顺，如果不开上帝视角，多半会被看作此举只是偷袭成功。站在当时的视角，大明和后金力量对比还很悬殊，以当时大明的实力，想要灭掉努尔哈赤，理论上是易如反掌。可是，范文程却在此时投靠后金，并且甘愿为奴，即使妻子被多铎霸占，也没有背叛后金。这说明范文程对大明帝王和朝堂都已经失望透顶，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料到大明政权国祚不久矣。所以，他忍辱负重留在后金，在郁郁中度过了近九年的漫长岁月，直到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皇太极继位后，范文程深受皇太极倚赖，凡讨伐明朝的策略、策反明朝官员、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满清入关之后，更是辅助清世祖、清圣祖，先后事四代帝王，是清初一代重臣，清朝开国时的规制也大多出自其手，更被视为文臣之首。
在第二十一回，宝钗和袭人谈心，通过这次交谈，薛宝钗开始欣赏和看重袭人：“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这里即是影射皇太极对范文程的赏识和倚重。
据说为表示对范文程的敬重，皇太极从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范章京”。每次议政，皇太极必问：“范章京知道此事吗？”一旦有大臣议奏有不当之处，皇太极会说：“为什么不与范章京去商议商议呢！”如果众奏事大臣回答说，范文程也是这么认为的，皇太极立即拍板同意。甚至，范文程生病请假，公文堆积如山，皇太极也要等范文程病愈后再行处理。范文程起草的皇帝诏书，达到了免检标准，皇太极几乎不详细审阅。
下面我们看袭人的判词：“宝玉看了，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脂批在这里写：“骂死宝玉，却是自悔。”
“一簇鲜花，一床破席。”是点花袭人的名字，也是作者在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感叹，可惜了范仲淹嫡系子孙的身份。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是作者在可惜范文程的能力和才学，不能为大明所用，反而与大明为敌。
“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表面是伏笔袭人后文嫁给蒋玉菡，与宝玉无缘；同时也暗指范文程扶持蛮夷番邦，背叛自己的民族国家。（优伶在书中都是指外邦异族。）
批文写“骂死宝玉，却是自悔。”是作者骂明王朝不爱惜人才，对大明错失这样的人物感到懊恼。同时，也有第二层意思，是作者认为范文程会懊悔。范文程晚年去祭拜唐太宗的陵墓时，哀上心头，在墓前伏地痛哭。（这里的“自悔”常常被认为是红楼作者的“自悔”。如果那样理解，此处似乎更应该批“骂死宝玉，亦是自悔”，可是这里用“却是自悔”，意思更像是说要“骂死宝玉”，“却也是袭人的自悔”。）
书中袭人是第一个与宝玉发生关系的人，“偷拭云雨情”一节，向来被喜爱袭人的读者解释为，袭人与宝玉的行为是王夫人知情并默许的。不过显然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否则就不会用偷试二字，还说幸喜不曾被别人撞见。袭人以祖母之婢的身份和年纪尚小的公子偷试，既不合礼法，也不合规矩。而且这件事只是利于袭人稳固地位，实际却对宝玉有损，王夫人根本不可能允许。退一步说，如果王夫人真的默许了袭人和宝玉的行为，那么宝玉的乳母李嬷嬷是不会、也不敢那么直白的骂袭人的。
袭人靠着与宝玉的“偷拭云雨情”，以及出卖怡红院同僚，稳固自己的地位，想要通过这些非常规手段，占据姨娘的位置。作者借此暗指范文程因在大明不得志，转而投向异族，靠扶持异族、出卖汉人江山，这种非常规手段，最后成为大清的开国功臣，功成名就。
我们前文说过，皇太极最初只想偏安一隅，和大明搞贸易，有很多资料显示，他后来的变化，基本上是在范文程等一群汉臣的怂恿之后才有了入主中原的野心。包括和松锦之战时与崇祯的议和，也是皇太极真心议和，下面这些汉臣反对。这些汉臣大多是在明朝不被重用，想借满清之力提升自己的仕途（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当然，议和最终没有成功，主要还是陈新甲和崇祯那边出了差错。而范文程这些汉臣想借满清崛起，使得自己可以衣锦还乡的心思，书中借袭人趁宝玉去家里看她的时候，把通灵宝玉拿给家人欣赏，来影射这些人的私心。
宝玉的乳母李嬷嬷是骂袭人骂得最多的。先是骂袭人“忘本”，这表面上是说袭人先侍奉贾母，后来投靠王夫人，实际是作者借李嬷嬷之口骂范文程投靠新主；骂她“装狐媚子笼络宝玉。”指范文程在帮助皇太极夺取大明江山的时候，用了许多不光彩的手段，比如暗中买通明廷阉党，搞谍报和反间活动，离间名将与明廷的关系（包括崇祯杀袁崇焕即是中了范文程出的离间计，以及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后，建议多尔衮：以灭贼为名，进取中原。）。这些做法在儒家的知识分子看来，虽然最终可以名利双收，却非正人君子所为。而怡红院的一众小丫头被调教的，都只听袭人的调派，对袭人的话言听计从，则是作者影射范文程协助满清，策反劝降了许多大明的名将名臣为满清所用，最典型的便是洪承畴。
此外关于袭人与蒋玉菡的关系。在前文我们分析蒋玉菡时说过，蒋玉菡的故事是影射皇太极击败林丹汗统一蒙古。宝玉和蒋玉菡互换礼物，却无意间促成袭人和蒋玉菡互换信物，为后文二人结姻埋下伏笔。套用贾母的夫妻冤家论，蒋玉菡和袭人也是一对冤家。作者安排袭人嫁给蒋玉菡既是指范文程委身蛮夷（满清），也指他为皇太极出征蒙古、逼死林丹汗出谋划策。
我们前文分析过，皇太极三次征伐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目的是要彻底打败东部蒙古，孤立明朝，由此开始各个击破，最终发力对大明的征讨。范文程作为皇太极的主要谋臣,在辅佐皇太极处置与明朝的关系上屡屡玩弄“议和”的把戏。他以议和为诱佴，麻痹明朝君臣，欺骗舆论,制造入侵的借口，起了重要作用。
范文程向皇太极建议: “主公如考虑师出无名，那么当告知明边境城民: 察哈尔汗远逃，他的人民和土地归于我朝。因为路远不可以迁移。今与你国议, 借你们的马匹和粮食以渡我新归附的民众。如果议和成, 得到马匹和粮食;如果议不成, 这不就师出有名了吗?”【“我军如欲深入，当乘其无备，直抵北京，讯其和否? 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计所从入，惟雁门关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于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和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兴师，荷天之宠，以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赋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于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衅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
皇太极两用范文程的议和计，骗过袁崇焕和崇祯帝，远征察哈尔。天聪八年，林丹汗逃到青海，患天花病死。他的许多部下看到再向西逃窜没有道路，纷纷按原路返回，投奔后金。林丹汗的儿子额哲于天聪九年向多尔衮所率的远征军投降，皇太极至此结束了蒙古内部长期混战分裂的局面，把蒙古纳入了后金的版图。并且得到蒙古玉玺称帝改国号。（这一段历史及其影响，作者用宝玉挨打来影射，我们在蒋玉菡和金钏篇已经详细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显然，范文程在皇太极平定蒙古的事业上功不可没，从而使得大明尽失北方优势，更快覆灭。
红楼书中，作者用宝玉踢袭人，来表达因为此事而针对范文程的怒气。
那是在宝玉从王夫人处惹祸后逃回大观园，此时金钏已经被撵还没跳井（即皇太极尚未称帝改国号还在追击林丹汗），途中宝玉看见龄官画蔷（前文分析过指丁卯胡乱），然后恰巧赶上大雨，回到怡红院发现大门上锁，自己被关在外面，里面已经被袭人和两个小戏子他们搞成一片泽国了，原文是：
“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顽笑，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沟堵了，水积在院内，把些绿头鸭、花鸂鶒、彩鸳鸯，捉的捉，赶的赶，缝了翅膀，放在院内顽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嘻笑。”
宝官，玉官，都是唱戏的女孩子。名字合起来也是 “宝玉”。优伶指异族，“宝玉”指皇权。所以宝官、玉官是指异族皇权，这里特指皇太极。（注：宝官和玉官，全书只在这里出场一次，应该是特为这个场景所设人物。因为此处作者写宝钗显然不符合宝卿人设，只能用其他符号代替。如同张道士口里那个十五岁的小姐，都是宝钗不方便出场的时候作者另觅他法写出皇太极。）
“怡红院”本是朱明的天下。“水积在院内”是指把怡红院变成“水国”，成了满清的天下。
三种禽鸟应该是暗指汉族文官。据《明会典》记载，大明文官补服主要绣飞禽。【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注：明朝以文官统帅军队，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人都是文官。】
所以，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异族皇权（宝官&玉官），在汉奸范文程的帮助下（和袭人顽笑），把汉人的天下（怡红院）变成满清的天下（水积在院里），并且把汉人的文官们（各类飞禽）捉的捉，赶的赶，杀的杀，迫使其臣服（缝了翅膀）。而助纣为虐者如范文程之流（袭人）则封官加爵（在游廊上嘻笑）。
等到袭人发现宝玉在叫门，“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开了门，笑的弯着腰拍手道：“这么大雨地里跑什么？那里知道爷回来了。”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袭人“嗳哟”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儿了。””这一段既是伏后文宝玉逐出袭人（因宝玉发现袭人告密而逐出袭人），似乎也是作者借宝玉在故事中的身份踢、骂那些帮助异族夺得大明天下，屠戮同胞百姓的汉奸。
第三十四回中，袭人去王夫人那里的一番谏言，并非指范文程对天启帝有所图。而是描写袭人，在貌似为了宝玉益处的遮掩下，处处针对黛玉和怡红院里其他与宝玉亲近的丫鬟。虽然嘴上把黛玉和宝钗并提，说“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但是她的这个担心是因为早先看到宝玉对黛玉表白才引起，第三十二回宝玉挨打前，“这里袭人见他去了，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觉怔怔的滴下泪来，心下暗度如何处治方免此丑祸。”
不少喜爱袭人的读者，认为袭人这是识大体的表现，是为了宝玉和贾府的名声，才会担心。可是，如果袭人的真操心宝玉的名声和作为，就不会到了第三十六回，在宝玉睡着时，留下宝钗独自在宝玉身边绣鸳鸯。当时不巧还被黛玉和湘云看见这一幕，湘云本来也想笑话宝钗，可是“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让人，怕他言语之中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 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由这一段可见，袭人和宝钗此举不妥。
两处对比，可知袭人担心的除了宝玉的名声，恐怕更多的还是担心宝黛之间的定情。袭人这种明显的对钗黛的倾向性，已经不单单是表现在公开的和湘云夸奖宝钗贬损黛玉，她甚至暗中也在花心思影响宝玉的婚事。所以作者这里才让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算是对袭人这种暗戳戳的心思的回怼，当然同时也让宝钗听后“不觉怔了”。
袭人这种暗中撮合金玉姻缘的行为，自然也符合范文程帮助满清夺得汉人天下的身份和手段。
前八十回中，关于袭人的情节，还有两处值得一提。一处是袭人母丧回家，另一处是元宵节鸳鸯和她诉苦。这两处是凤姐和鸳鸯的文字，袭人只是作为工具人出现。我们留至凤姐篇和鸳鸯篇再论。
癸酉本里，贾府败落后，袭人和蒋玉菡收留了宝玉和宝钗。袭人帮助宝钗骗宝玉说黛玉已投井而死【这是喻范文程给多尔衮出的主意：以为崇祯报仇之名入关夺取中原，结果满清入关后立即屠尽朱氏子孙。】，成功将宝玉留在紫檀堡一年之久，使得宝玉错过回家帮助黛玉。最终黛玉守家不力、冤杀小红，自己在绝境下投缳自尽。宝玉在黛玉死后，和宝钗成婚。他们的婚事也是在紫檀堡举行。说明袭人是最终促成金玉之姻的功臣，符合“花袭人有始有终”的批语。这个“有始有终”不是指袭人对宝玉有始有终，而是指她对努力促成金玉姻缘“有始有终”。这条批语曾一直困惑大家，因为袭人开始委身宝玉，后嫁蒋玉菡，如何算“有始有终”。只有对照范文程，这个袭人的原型，才说得通。这个从一开始只是投靠后金为奴，到最后帮助多尔衮、顺治平定天下的清初第一文臣，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大清对皇太极，都算是“有始有终”了。
此外，蒋玉菡最初对袭人也是恩爱有加，可是后来夫妻不睦，蒋玉菡选择离家弃袭人而去，袭人便跟在宝钗身边。袭人婚姻最终的不幸，应该是喻指范文程虽然在清初被认为是第一汉臣，并且受到了皇太极、顺治以及康熙皇帝的高度礼遇与重视。然而乾隆帝却对范文程很鄙夷。乾隆曾评价：“范文程本明季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显，虽非如洪承畴身事二朝可比，然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乾隆认为，范文程做过明朝县学的生员，虽然不是洪承畴这样在明朝身居高位的可比，但同样是品节有问题之人。
最后我们看一下袭人的花签，在占花名那一回，袭人抽到的是桃花，题着“武陵别景”四字，上面还有一句诗：桃红又是一年春。
这是出自《桃花源记》的典故，原诗全句是“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指范文程提前为自己找到新主人，避开了明末的昏君、朝堂的乱象，主动投靠新朝，并且借机成为新朝的肱股之臣。
武陵别景，是指曾经的武陵源，如今已是“别有一番景致”了；就如曾经的桃花，已经是新一年春天里的桃花了。这代表已经换了天地、换了时辰、换了主人。暗示已经改朝换代，而袭人这朵“桃花”，则是“轻薄桃花逐水流”。跟着流水，去到水国了。
【注：除了范文程，袭人在书中还有三处影射了冯铨。因为清廷定都北京后，多尔衮下令明朝在京的官员都必须出来任职，冯铨作为原来的明朝礼部尚书，因此也被实行汉满两套官制的清朝继续任命为礼部汉尚书。以当时他和孙之獬、李若琳在职务上的关系，有理由怀疑剃发易服的真正推手应该是冯铨，而孙之獬只是被推出来背锅。并且，在顺治一朝使出各种手段压制清廷内的南方汉官势力。期间冯铨虽然又被罢过官，但是他始终被顺治帝引为亲信，最后一直升官到了三孤之一的太保！可以说冯铨与范文程属于一类人。所以用袭人三次暂代冯铨，也符合红楼的影射规律。】
我今天也一直在想您的文字，几千年来的作品，除了春秋诸子百家外，能有这样平静，开阔的胸襟的作家，还真只有《红楼梦》，作者有这样的严谨又执着的心力，我觉得他可以是个成功的数学家。如果您说作者是王室，我非常赞同，在帝王之家，才能站在高处，俯视和思考。
至于宝钗和黛玉和解，个人认为那个主要是为了刻画宝钗。前面说过，端午打醮影射壬午议和，当时皇太极给了不错的offer。不过作者写那一回的时候，描述事实较多，对黛玉的心态也有刻画。对皇太极的友善刻画较少，只是在张道士托盘出来一堆礼物的时候显示皇太极的议和条件不错。
但是作为一个人物，一个有情感有优缺点的人物，作者还是会展现皇太极通人性的一面，而不把他只当做一个符号。个人感觉红楼作者的格局挺大，并没有被民族仇恨蒙住眼。皇太极在议和这件事上，曾展现的对大明的善意，对民生的关注，红楼作者并未加以抹杀，所以另开一处单写宝卿的大气。黛玉也会说宝钗劝她的这些是大道理是好话，会说自己是自误了。什么是大道理，在闺阁中是不逾矩，在帝王则是爱民，皇太极给崇祯的长信说：“兴此大兵，本非我所愿……虽然我见黎庶涂炭，常以和睦为心，唯期共享太平。故至书遣使，不啻数次。”这就是做帝王的大道理。而后文黛玉说自己是自误了，则是指崇祯后来知道辽东的事该议和而不是硬刚。
时至今日，仍然有讨论说皇太极当时议和并非诚心，而是缓兵之计，忽悠崇祯，即使能议和成功，满清也会很快变脸。这个说法估计在红楼成书时也是热议的话题。作者在这里写宝钗对黛玉主动示好，应该是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当时大清确实没有用议和忽悠崇祯的理由。松锦之战后优势全在大清一方。
皇太极在议和中所展现的善意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大清即使入关后，对崇祯个人还是给足了面子的，并没有极力贬低，还尽力修葺了崇祯的陵寝。（崇祯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昏君，相反作为帝王私德还是可以的，无非是脑子不够，越努力越失败。）顺治除了给崇祯修陵寝，甚至曾经来到崇祯思陵祭拜。在崇祯墓前，顺治表现失态，“失声而泣”，并且喊出一句话，足以让满朝文武羞得无地自容：“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
金兰契互剖是在第四十五回，后面很快到第四十九回薛蝌薛宝琴就进贾府了。薛蝌的原型应为顺治，作者可能是想把顺治祭拜崇祯的情节也写上，可是无法写薛蝌和黛玉有什么瓜葛，只能用宝钗暂代。
所以个人猜测，第一次写钗黛和好，是影射议和中皇太极的态度，作者认为皇太极对议和是真诚的，是有善意的。第二次写宝钗给黛玉送燕窝，应该是指顺治修葺皇陵，并把崇祯引为知己。
顺便说一句，有些索隐派的作者认为宝钗送的燕窝有问题，宝钗对黛玉也是虚情假意。不过我个人不喜欢用阴谋论的方法读红楼。并且把所有关于宝钗的故事都解读做歹毒的心机和炙热的野心。
宝玉所骂，基本反映了明末官场上两种内卷的方向，一种是追名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清流自居，主张“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社稷”，结果是不顾大明实际情况，无论对满清还是对李自成都是绝不妥协，硬刚到底，最终脆断；另一种是逐利的，这些人只求升官自保，为了迎合帝王或者官场，没什么是非观。这两种内卷的方向，不是水火不容，有时候还能很好的在一个人身上融合。
最典型的比如光时亨。当时李自成打到家门口的时候，明廷上下，其实心里都明白，死守无望。要么南迁，要么跟李自成讲和把西北分给李自成。当时李明睿和李建泰都和崇祯提议南迁，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也都赞同。然而这时候跳出个七品小官，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用民族大义、仁义道德把南迁的机会给搅了，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大臣，一旦有人要和谈或者南迁，他们立即就跳出来群情昂扬：说和谈的都是卖国贼，我们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服辽东半岛。光时亨这话一出，居然没有人能反驳，就连范景文等人也哑口无言，毕竟谁也不想被扣一个卖国贼的帽子。崇祯好面子，也不想背上懦弱的名声。最后南迁的事儿就黄了。只能等着君王死社稷了。（以此可卿托梦之事在明遗心中重要，南迁是大明最后的机会）。
李自成破城后，被光时亨痛斥为投降派的李邦华也自杀殉国，而光时亨却一转身就投降了李自成，还被任命为“兵谏议”。最为精彩的是，他还写信给自己在南方的儿子：“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赵，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这就是今天说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在这样纷扰的世事中，还能冷静的作出分析，自己在李自成手下当着官，嘱咐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以期在南明的朝廷中谋求一官半职。
崇祯年间，明廷充斥着这样的官。很符合孔子口中的“乡愿”（元春判词里的香橼）。所以崇祯死的时候感叹“文臣个个可杀”。
回到红楼中，宝玉骂官场，黛玉便引为知己，就是反映了崇祯这种“文臣个个可杀”的心态。大明灭亡的锅，崇祯不背肯定不行，但是都让崇祯背也是不公平的。明遗借宝玉的口骂明朝的官场，如果崇祯在天有灵，肯定会“又惊又喜，又悲又叹”。
至于明朝官场为啥会出现这个状态，涉及明朝制度，话题太大，这里没法展开讨论，简单来讲还是权力的来源问题。等我把人物篇写完了，会回来再补这些细节。
构建宝黛CP是故事需要，也是明遗的情感倾向，这个不多说。宝黛的三观吻合没问题，但是所谓不恋世俗恐怕未必是书中的意思，多半是主流红学家的解读。
黛玉认同宝玉对官场的态度，却不认同宝玉不问世事的态度。有一次黛玉看探春理家，说心里算着贾府这么花费会后手不济，宝玉说再怎么后手不济也短不了咱们，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说明黛玉对宝玉的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这里伏后文黛玉理家，同时影射崇祯朝的财政困难。
宝玉在书中的人设是贵族公子，原型是皇权。宝玉的不问世事其实恰是作者批判的，批判特权阶级的不问民间疾苦。宝玉的那两首西江月并非所谓明贬实褒，那个就是骂宝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