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 贾琏 & 平儿

贾琏 & 平儿

如果王熙凤影射了九千岁魏忠贤，那么作为其“夫妻冤家”的贾琏，自然就是影射魏忠贤在政治上的死敌-杨涟。

不过，如同王熙凤形象不单单是影射了魏忠贤，也涵盖了阉党和魏忠贤死后的宦官集团。贾琏的形象里也不单单是杨涟，而是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六君子（东林七贤），以及东林党中相对正派的一部分人，甚至一些在立场上比较亲近东林的人物。

比如我们前文写元春省亲的时候，贾琏帮助采购，即是影射了在立场上比较亲东林的孙元化、李之藻等人。除此以外，书中还多次写贾琏被派去平安州办差事，以及在林如海病重时陪黛玉回家帮助料理安顿。给人的印象，贾琏在外面还是个比较有办事能力的人。这也对应了东林党里，还是有许多实干派的人物。比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孙承宗在辽东经略关宁锦收复失地；比如周起元在江南治水赈灾；比如左光斗在北方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发展农业。

 

关于对东林党在晚明时期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清初到今天一直都有讨论。

在笔者写这一章时，也读了不少相关文章，发现简单描画和评价东林这一群体不是一件易事。东林最初是一个松散的学会性质的组织，所以东林党没有明确的思想纲领。这就导致后来，东林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走了样。所以评价东林，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而且，东林人士作为一个士人群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红楼的作者似乎也是为了避免将这一群体标签化、脸谱化，所以分别用邢夫人和贾琏两个形象来影射这样一群人。试图将其中的“君子”的一面与“小人”的一面分开。

邢夫人代表了东林中专注党争、排除异己、贪婪自私的“小人”的一面。而贾琏则代表东林中坚持良知和道德底线，并且务实护国的“君子”的一面。

书中邢夫人的特点很明显，党争给晚明带来的伤害，作者也是借着抄捡大观园来影射和刻画，同时借探春之口既骂了东林也骂了阉党。

有意思的是，对于贾琏，作者也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君子”形象，反而是个风流滥淫的纨绔子弟。先是在女儿巧姐出痘疹时与多姑娘私会，而后是在老婆生日宴时与鲍二家的厮混，再后来更是在亲大爷的葬礼上与尤二姐眉来眼去，甚至于在国孝家孝期间停妻再娶。

我们前文说过，红楼中的淫乱之事，大部分并非指向其影射原型的私德，而是暗喻其在政治领域中的操守不高。作者如此写贾琏，或许就是为了体现东林这一群体的争议性，哪怕是被称为“君子”的这部分人，仍旧有许多不堪之处。

先说多姑娘，在很多红楼解读中，多姑娘都被认为是多尔衮的影射原型。不过，历史上无论是魏忠贤还是杨涟，都应该与多尔衮没有什么交集。个人认为多姑娘应该是影射那些没有是非立场，只选择依附于得势的一方的明朝官员。这些人是如果东林能带给自己好处就投东林，如果阉党能带给自己好处就投阉党；乃至后来大顺来了降大顺，大清来了降大清。这种官员，无论在明朝还是其他朝代，可能都是大多数，这也对应了癸酉本里对多姑娘后来的记载。作者安排她姓“多”，并非与多尔衮有关，其内涵可以参考张飞骂吕布的“三姓家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人并非是所谓的不涉党争的中立。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前一天还明显倾向东林，第二天就转投阉党。这些人政治立场的转变，并非因政治理念的改变，而仅仅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才依附胜利者的阵营。所以书中作者把多姑娘描写得丑态毕露。

而鲍二家的从身份上看，似乎与多姑娘也差别不大，二人都是贾府下等奴仆的老婆。这两个人物的品质和格调，甚至不如薛蟠找来的云儿。所以贾母会骂贾琏：“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为这起淫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

贾母之骂，指依附东林的不都是君子，其中也多有小人。这一点乾隆倒是看得比较明白：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即指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当然乾隆批东林，究其根本，与“君子小人”没太大关系，主要还是为了维护皇权，为了原子化和散沙化知识分子，此是另外的话题。）

红楼作者写多姑娘是厨子“多浑虫”的老婆，又借了鲍二家的姓-“鲍”，似乎引用“君子远庖厨”和“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两个典，来暗示贾琏的原型虽然名为“东林君子”，但是这些人的所做所为，未必真如君子；他们结交小人最终也受其影响。除了挑起与魏忠贤的争端，其实东林早期与齐楚浙三党也是借着京察互相倾轧。表面上的道德和理想，并不妨碍他们私下的党同伐异。

更有甚者，如“东林七君子”之一的缪昌期，在翰林院当官期间，竟然鸡奸年轻貌美的翰林学士冯铨。东林党人文震孟的儿子文秉在其个人笔记《先拨志始》中这样记载：“翰林冯铨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馆颇狎之，左谕德缪昌期狎之尤甚。铨之父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边患望风南奔。铨求援于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这里这个“狎”当然是委婉的表述，就跟“狎妓”是一个意思。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翰林冯铨是河北涿州人，年轻俊美，其他翰林纷纷对他进行性骚扰，左谕德缪昌期干的最过分。冯铨的父亲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为辽阳失守而被追究责任。冯铨于是四处哀求东林诸君子救他父亲一命，因此不得不对缪昌期的无礼要求一再顺从。”

此时冯铨才二十岁，而缪昌期已经五十多岁了。冯铨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的，但是被东林“诸君子”如此侮辱，不堪忍受才投靠了魏忠贤。（后来冯铨还因为才能出众当上了内阁首辅，不过没多久就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魏忠贤赶走了，用崔呈秀取代了他。这个细节我们在凤姐篇也有提到过。关于冯铨更多的故事，我们留至鸳鸯篇再讨论。）

红楼作者写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应该就是影射此事。最初在读到这里，笔者还在疑惑，红楼作者为何要加这样的情节。与多姑娘和鲍二家的厮混，已经足以说明贾琏的不堪，足以刻画其原型在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开门揖盗。直到看到缪昌期这一段，才明白红楼作者在这里不是虚写，而是历史上实有其事。

 

至于说到大名鼎鼎的杨涟弹劾魏忠贤一案，如果按照正史记载中的描述，大约可以表述为：“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见《明朝那些事儿》第06部-杨涟）

可是如果多参考一些细节，就会发现事情可能并非如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君受宦官蒙蔽，最终冤杀忠臣的故事。（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二十四大罪，可以说非常类似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这里不详细介绍了。）

在杨链抛出了震古烁今的“魏阉二十四大罪”之后，满朝文臣议论纷纷。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也肯定是看到了，在与一群人谈话的时候，对此很是不以为然，说了一句，“忠贤于上前亦时有匡正”，评价这二十四大罪是“言甚忠直而中间未有确信”，就是说魏忠贤也常常匡正皇帝的错误，而且这些罪状大部分没证据属于道听途说。然后，叶向高说杨链这样弹劾魏忠贤，怕是以后再不好找这么小心谨慎侍候皇上左右的人了（“若大洪流行，今后恐难再得此小心谨慎者侍上左右矣”）。说这话时，具体在座的都有谁不得而知，但其中有一位就是缪昌期，（就是羞辱冯铨的那个缪昌期，）听完叶首辅的话，当时就跳起来说“是谁用这些话来欺骗老师，应该拉出去砍了”，叶向高当时就阴沉着脸转身出去了。有此可见，当时的东林党在魏忠贤的事情上，已经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了。【《先拨志始》记载:当应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为然，谓：“忠贤于上前亦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忠贤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珰，偶赐绯，忠贤叱之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若大洪流行，今后恐难再得此小心谨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谁为此言以欺老师，可斩也！”福清色变，不乐而出。】

天启看到这篇奏疏后，也认为这些都是无根蔓词，觉得后宫的事你们外臣是不可能了解的，你们的行为是想孤立我，于是对杨涟的奏疏全盘否认。【杨疏上，上震怒，传谕内阁：杨涟本内妄论诸款，俱系无根蔓词。内论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乃宫壶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由透知？逞臆猜忖，屡屡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朕自嗣位以来，日夕兢兢，谨守我祖宗成法，惟恐失坠。近年所行，不过申明旧典，未敢过行一事。其祖宗法度，十分未行其二三。杨涟曾被论劾，托病回籍，骤升今职。不思洁己，妄指宫禁，欺侮朕躬，屏逐左右，姑不深究。以后敢有尾论的，国法宪典仍存，绝不姑息，拟旨来。阁臣润饰以进，旨下九卿科道。】

杨涟上疏的事件，在叶向高看来，完全是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的感情冲动，必然导致内廷与外廷的对立，使他这个内阁首辅丧失主导权，而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更为令人恼火的是，上疏前，杨涟曾和好几个人商量，却不向他这个首辅打声招呼。既然他们不信任自己，那他何必把自己政治生命和他们拴在一起。于是，叶向高干脆在家抱病，装作不知。这时，杨涟扛不住了，带领一帮官员，来到叶向高府邸，慷慨激昂、陈说大义，恳求叶向高面奏皇上，铲除魏忠贤。叶向高虽然对杨涟不满，但身为首辅，终究不能不说话，只好勉为其难充当调停角色，用叶向高的说法是: 杨托人强余力攻忠贤余不得已具揭。可见当时，叶向高已经有了点被杨涟他们道德绑架的味道。

于是内阁大臣联合上奏一本，叶向高第一个署名。疏文盛赞魏忠贤忠诚勤劳，然后笔锋一转，建议皇上安排魏忠贤归养私第，“远势避嫌”。如果在东林党人发难前，魏忠贤看了此疏多半不会在意，可是如今见了便立即认定叶向高是同杨涟一伙，想要置自己与死地。于是先发难去找叶向高的麻烦，最终使得叶至仕还乡。叶向高走后，魏忠贤要做的事情，无人可以阻挡，以忠君报国相标榜的东林党人，成为他刀下的鱼肉，任其宰割。天启五年（1625年），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罹难诏狱。

红楼中的凤姐泼醋、贾琏持剑而追、平儿无端受牵累，应该就是影射这段：杨涟弹劾魏忠贤、最终反而是自己吃了亏、连带着害了叶向高至仕还乡的历史。

第四十四回中，贾琏凤姐平儿三人和解后从贾母处回去，“至房中，凤姐儿见无人，方说道：“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淫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的连个淫妇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说着又哭了。贾琏道：“你还不足？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这里有脂批：妙！不敢自说没不是，只论多少，懦夫来看。

可见从红楼作者的视角，虽然借机把事情闹大的是凤姐做得太过分，整个事情发展到最后也是魏忠贤手段过于狠辣。可是算起来还是贾琏的过错在先。而贾母王夫人的态度，也基本代表了天启帝的态度。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平儿的原型。在细读这段历史之前，我一直在阉党甚至宦官里找平儿的影射对象。但是，从这一段历史来看，平儿的原型应该是叶向高。

首先，叶向高并非东林党人，至少不是典型的东林党。对他更合理的定位应该是，东林党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的治国理念与激进的东林党人大不相同，他喜欢和衷共济，把调停奉为原则，平时总是用他那一套的柔术化解各派人物矛盾。这一点非常符合平儿在书中的人设，第六十二回中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

兴儿论到平儿也说：“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个好事。小的们凡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叶向高事奉年幼的天启时，多次谏言上疏，为得罪天启和魏忠贤的官员求情：给事中章允儒请求减少上供的袍服，太监激皇帝发怒，命令廷杖章允儒，叶向高两次上疏营救，于是改为剥夺章允儒俸禄一年；有御史帅众指责宫廷事务，太监请求皇帝把他派往外地，因为叶向高的营救而得以幸免；给事中傅魁营救王纪，皇上将要把他贬职流放，也因为叶向高替他说话，只是剥夺了他的俸禄；给事中陈良训上疏指责有权势的太监，魏忠贤摘取奏疏中“国家命运将要终结”的话，命令将他下狱穷追教唆之人，叶向高以辞职相争，最终还是只剥夺陈良训的俸禄而已。

第六十一回，平儿劝凤姐：“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对应历史上东林党官员文震孟得罪魏忠贤，魏忠贤欲加害文震孟。叶向高听到消息，找到魏忠贤，轻声说：“文震孟乃文天祥后裔。文丞相节义千秋，祠庙遍布各地，公公此举，恐遭天谴。”魏忠贤虽然蛮横，但很迷信，听叶向高这么一说，不禁悚然，立马收手。文震孟拜叶向高所赐，躲过这一劫。

可以说在杨涟发难魏忠贤之前，叶向高非常努力的在调节阉党和东林甚至和其他文官的矛盾。而正是因为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使得叶向高无故受牵连，甚至可以说是阉党、东林两面不讨好。一如平儿夹在凤姐与贾琏当中的处境。

此外，如同贾琏、凤姐并非一一对应杨涟与魏忠贤，平儿的影射也并非只有叶向高。参考癸酉本中平儿的结局，以及在后文十分维护和帮助探春的细节，平儿的形象里应该还有刘宗周的影子。当然平儿这个形象，也可能涵盖了更多的忠于大明、且立场上相对中立的一些人物。

 

回到贾琏的话题。作者除了写贾琏有办事能力却风流滥情，也写了其良心未泯，坚守道德底线的一面。

在贾赦要强买石呆子的古扇子的事情上，贾琏因为没有像雨村那样为难石呆子，没有强取豪夺，所以白忙活好久贾赦的事也没办成，最后还为此挨了一顿打。在写贾赦篇的时候，我们分析过，贾赦抢石呆子的扇子，是在影射明末藩王属地的土地兼并问题。贾赦的原型，是以福王朱常洵为代表的朱姓藩王。

对应的是，东林党看到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部分原因，是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因而他们很努力的反对大地主集团侵占田土,横行乡里。如周嘉谟在巡抚云南时,曾劾治黔国公沐昌祚侵占民田八千馀顷；明神宗曾赐福王四万顷土地,叶向高、李邦华、孙慎行等上疏坚决反对，最后迫使福王占田不足二万顷。

 

如果对比贾琏和凤姐这两个角色在红楼中的作用。看得出，作者还是认为凤姐的管理能力更胜一筹。贾琏虽然没有贪污舞弊的劣迹，但是也没有什么有效的作为来帮助困顿中的贾府。就如明人所说, 东林人士虽然清廉，但“讥论高而事功疏”, “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率无实着。”

 

其实纵观全书，可以看到，红楼作者的很多思想是受东林学派的影响。但是从作者刻画贾琏和邢夫人，又可以看出作者对东林党这个群体多有不屑，甚至对于所谓的东林君子也不全认同其作为。

明亡后，明遗中的东林遗孤和东林后人，痛定思痛, 对东林人士也有不少批评指陈，如夏允彝说东林与非东林一样“疑其为异也, 必操戈攻之”, “异己者虽清必驱除, 附己者虽秽……悉多容纳”, “东林中亦多败类, 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吴暄山所谓“南党固多小人, 东林岂尽君子”;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谓“究之东林多君子, 而不皆君子, 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

这种反思或许就解释了，为何红楼作者尽管认同东林学派的部分思想，却对其中各色人物的行为，不加掩饰的斥责和鄙夷；同样也解释了，（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述的，）红楼作者所表现出的无力感的来源。

作者看得到明朝亡于制度，看得到只有改变这种外儒内法的君主独裁，中国才有可能走出治乱循环，但是却看不到改变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顶尖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能想到的只有复古、只有诉诸道德的经时济世。可是，与此同时却眼睁睁得看到，有着这样理想的政客们，最终也只能陷入丑陋的党争并且与小人为伍，甚至常常自身也堕入小人的行径。这可以说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死局。

 

最后说说一个到现在也还在讨论不休的话题：明亡究竟是亡于阉党、还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党争。

从红楼作者对王熙凤、贾琏、邢夫人的描述来看，作者显然是认同党争给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这其中，东林应该比阉党要负更大的责任。

 

【注：明亡的话题太大，本文无意驾驭和展开讨论如此庞大的题目。不过笔者还是想简单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和立场：明亡既不是亡于阉党，也不是亡于东林。党争也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因为党争和明亡都只是结果，是制度缺陷所带来的注定的结果。同样，明亡既不是始于万历，也不是始于嘉靖，如果要追溯，明末出现的问题，大部分在朱元璋朱棣时期就已经埋下种子。所以指望阉党或者东林挽救大明或者对明亡负责，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说到底，这还是个“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古老话题，只不过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