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听良言，有助思考
开卷有益，兼听则明。
請讓資料來說話：
引自Vernellia R. Randall，Professor of Law。The University of Dayt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w at the same pace as the economic growth.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richest 1 percent of the US citizens own 40 percent of the total property of the country, while 80 percent of US citizens own just 16 percent.’
經濟的成長，不一定如人們簡單的想像那樣能‘共同富裕’和‘水漲船高’。這要看分配的模式是否公平。經濟發展的果實，‘花落誰家’。如上述蘭道教授引述的美國統計數字所 表露的，美國人口中占1%的富人擁有全民財富的40%；而80%的美國人只擁有區區的16%。（0.4/0.01=40；0.16/0.8=0.2。40:0.2=200:1）按群體比例是200 比1，按S&P500公司CEO們的年收入和最低法定工資的大量勞工們去比，那大概是兩千比一。也好比窮人花十塊美金覺得挺不少的了，富人要花上兩萬美金才有類似的感覺，難道這是合理和必要的嗎？窮人沒汽車或開一兩千元的破車，一家老小租個窄小破房子住，房租要花掉一半收入。富人開的是百萬名車，住的是千萬豪宅，他們吃喝玩樂的許多開銷，都可以當交際費由公司報銷或合法扣稅。
美國是這樣，中國、印度、俄國、巴西這些發展最快的國家的貧富之間已經不能說是差別，說是懸殊比較準確些。官商階級富得流油，在國內擺譜花不了，只好跑國外如杜拜、馬爾代夫等地花錢；老百姓被通脹和失業所苦，無助地眼睜睜看著汽油、食品價格連連飛漲！心如湯煮！江山如此多嬌，而社會如此不公，還妄想保證既得利益集團‘世襲罔替’，大談什麼‘穩定’？……
最近在貧富懸殊極大又不民主的中東爆發了‘茉莉花革命’之後，連所謂最‘穩定’的美國，也爆發了‘佔領華爾街’的大規模群眾示威。矛頭所向，是金融巨頭，是金權政治、首席執行官制度的腐敗和貪婪無度。他們把世界拖入長期衰退的深淵之中，靠政府濫印鈔票去買贖他們實際上早已破產的機構，卻用上億美元發自己的獎金！民主制度遮掩之下，竟要窮人們為金權的特大爛帳買單。可見：民主制的三權分立是不夠的。原來三權都不過是代表金權，統一于金權。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第三章 自私行為的社會責任
資本主義的根在哪里? ——就是一個 ‘私’ 字。
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是誰提供的？——亞當.斯密。
資本主義力量大不大？——大得很。
資本主義好不好？——看跟誰比。
資本主義能不能萬歲？——肯定不能！
社會主義有多少種？—— 北歐式、‘中國式’、毛式…… 至今共有七十幾種，比川劇的變臉還多。
社會主義好不好？—— 看是真還是假為大多數老百姓謀福利。
社會主義能不能萬歲？——肯定不能！
社會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不是。
歸根到底，自私行為是謀求個人或個別集合體利益的最大化。簡單地認定自私行為是好是壞，是左派幼稚病的一種。
自然人、經濟人或法人的行為可以分為：利己利人、利己不損人、損人利己，損人不利己、損人又損己、損己利人。其中只有利己利人的行為對社會最為有利。利己不損人在法律上應該合法，對社會客觀上有貢獻。損人利己，損人不利己、損人又損己等等在法律上應於否定。損己利人雖高尚，但對社會發展總和為互相沖銷，也不宜過度提倡。遠不是所有自私行為都能客觀上推動經濟發展。必須看到：很大數量的自私行為是對社會、經濟具破壞作用的。
亞當•斯密寫道：‘促進共同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他顯然有意不提不同的自私行為的不同特性，還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個人利益常常有厲害衝突這個事實。如果我們對這個事實不是熟視無睹的話，那麼資本社會祖師亞的上述名言便是一個為迎合自由資本主義的需要而發的謬論，根本經不起推敲。
資本主義不公平，盡人皆知。只不過人人都還有那麼一點僥倖心理：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發大財，成為Bill Gate, 也不想想自己有沒有他的本事和運氣！那麼歐式社會主義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呢？
所謂歐式“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其重點是大大提高所得稅到51% 以上，把中產階級的一大塊肥肉割下來，去提供較好的社會福利。由於大企業有各種優待和避稅管道，對富人的觸動並不象想像中的那麼大。他們依然主宰了絕大部分的資源和財富。但是至少人道多了一點：老有所養，病有國家出錢治，多少緩和了一些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是有一定改良效應的。
“鄧式”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好像至少讓大陸經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這種‘摸著石頭過河’ 摸索出來的體制，其實質不過是一種修正主義或改良後的獨裁體制。經濟上既然三種並存：黨占資本、本土資本、外國資本。政治上當然要改稱‘三個代表’，即三者的利益都要代表！三匹馬拉車是跑得比以前一匹快得多。但是，一切最後要服從黨內大官、巨富及其子女的利益。他們才是中國終極的統治者，別的都可以談，動搖這個核心價值、要改革這一條，絕無可談！然而問題是：這種Hybrid 政經分離體系，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和共產主義的招牌、宗旨更存在著根本的衝突！不倫不類地捏在一起，當然新一代和老一代人都陷入信仰危機和道德空虛，進而社會上下層均告腐敗。貧富嚴重對立和官商對金錢的無止境的追求，道德底線名存實亡，必然會破壞腐蝕社會本身。這就是為什麼“維穩”現在成了最急切的“任務”，鎮壓成了中心工作。然而人的思想變了， 階級關係也變了，舊的權力結構要維持不改變是不可能的！
社會主義能不能萬歲？自古以來，“萬歲”之類，當然是一廂情願的帶有濃厚封建意識的口號。按照大陸官方說法：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一個初級階段就需要幾百年或更長的時間，那不是要一萬年才見得到“高級階段”？ 誰有這麼長的壽命去檢驗這是不是‘真理’呀？人類是否最終會實現‘共產主義’這種在俄國都被拋棄了的烏托邦，恐怕只有戈巴契夫和趙紫陽心裏明白了！
第四章 供應與需求的具體分析，兼論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
眾所周知，經濟學的基本矛盾之一是供求關係。對本文作者來說，這個問題不是再也沒得可探討：應該撇開經濟學家們的老生常談，走一條新路。
下面介紹的是本作者的最新看法：
需求： 這不能簡化成多少人每天要吃多少大米白麵，乘上人口，再乘上天數便了事。例如在股票和期貨、商品市場上，同是這批市場參與者，對特定的金融證劵的胃口時時刻刻都在變動。放大和縮小的程度會令人屢屢跌破眼鏡！本人提議用以下的運算式去反映：
需求 = Ψ﹛實際需要，購買力，客觀情勢，市場情緒……﹜
現實生活中最後反映到市場的需求，它是一個多變量的函數Ψ。
舉個實際例子來說明：世界各國含碘食鹽的需求量本來都很穩定，僅在年平均值上下作小幅波動。因為人體對鹽的需要是有限的，過多對身體有害。但韓國和中國最近居然發生過一陣子食鹽搶購，甚至脫銷。不是由於實際需要突然增加，而是擔心日本福島核事故的污染擴散到這些鄰近的國家。韓國又比中國搶購猛烈得多，因為韓國人喜歡醃泡菜。所以市場情緒和客觀態勢的影響是巨大的，至少對短線需求極為重要。有時一個事件的影響會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經濟學光是研究解決長線、基本的需求，是管不好經濟的。經濟學還要研究解決突發事件和中短線的供需關係。一個政府，如果在解決突發事件、各種危機舉措上無能，又對大眾的需求麻木不仁，老百姓遲早一定會唾棄它。
喬治•索羅斯在他的書裏一再強調：市場參加者的情緒對實際需求量的改變和影響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商品及股票的供求失衡，價格大大波動，造成超買或超賣。他和很多有真知灼見的金融家一樣並不迷信那祖師爺亞當先生效率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有那麼大的魔力，他自己便是操控市場情緒從而獲得巨額利潤的高手。
我認為，需求包括理性需求及情緒需求。態勢和情緒有如‘催化劑’或‘阻滯劑’，會刺激或阻滯情緒需求。所謂態勢，例如：促銷、利多或利空消息、媒體宣傳、價格走向本身的趨勢、信號等等因素；客觀需要和支付能力主要影響理性需求。政府政策則對理性和情緒需求都有相當關鍵性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我提出: 一個理性的、對全體公民公平負責的政府必須盡最大限度努力去滿足人民客觀理性的需求，盡最大努力去平抑、制衡情緒需求，以維持市場均衡、社會穩定。而不是一味的放任金融大鱷們翻雲覆雨，大起大落，設局坑害散民小戶。
少數人太富，必定造成大多數人的貧窮，中等及以下的普通民眾支付能力的低落造成市場萎縮、生產過剩。因為窮人和中產階級才是社會消費的主力軍。富人們就那麼幾個，而且什麼都早擁有了，他們只對新穎的豪華商品感興趣，雖然價格不菲，但相比之下，數量極少，不能真正促進供應增加。為什麼中等及以下的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好壞至關重要？這只要瞭解一下汽車銷售總值中，豪華車與普通車所占的比例便可證明：美國汽車銷售統計資料：
2011年3月销售量 增幅% 2011累计销量
-
-
Cars汽车总计
654,089
21.1
1,532,710
Midsize
320,251
19.1
744,110
Small小型
238,257
32.1
552,457
Luxury豪華
87,123
6.5
213,603
Large大型
8,458
-7.4
22,540
Light-duty trucks
592,534
12.7
1,527,095
Pickup
157,514
13.7
401,811
Cross-over
247,644
6.9
648,730
Minivan
67,194
12.6
170,108
Midsize SUV
67,507
42.5
169,683
Large SUV
20,744
-0.7
54,438
Small SUV
18,182
19.2
46,395
Luxury SUV （豪華）
13,749
10.8
35,930
Total SUV/Cross-over
367,826
12.3
955,176
Total SUV
120,182
25.3
306,446
Total Cross-over
247,644
6.9
648,730
-
從上面的表格提供的2011年3月美國汽車銷售的資料來看，普通車與豪華車的銷售數量比例約為100架比7 架。如果美國市場 豪華車平均售價（約為$100,000）比一般車的平均售價（約$33,000）貴3倍左右的話，那麼購買普通車相對購買高檔車的總金額的比例約為100比21，富人只占5分之一的消費量。也就是說一般民眾對汽車市場的貢獻是富裕階層的5倍！更不用說一般日用品市場約90% 來自一般民眾的貢獻，富人再有錢也不會買比普通人多幾倍的牙膏吧？
事實勝於雄辯，中下階層是市場需求的主要來源的論點是站得住腳的。一般民眾每月的收入大部分必須支付家庭生活的各種支出，所剩無幾。也就是說，大都投入消費市場，成為市場需求了；而富人的高額收入，多到怎麼花也花不掉的，只有極少的能創造消費。他們的錢主要流入到資本市場。這就造成了熱錢過剩、消費萎縮的長期趨勢，對經濟的傷害是致命的。
一個社會的繁榮，必要條件是有旺盛的需求來帶動生產的蓬勃發展，從而保證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購銷兩旺。普通民眾有很強的購買力和購買欲，才有幸福感。多數人富裕起來，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良性迴向反饋的作用。只要辦過實業的人都知道：市場需求和銷售是生意的生命線。只有供給面經濟學的推行者們才有意模糊這個客觀事實，一味刧貧濟富，以剝奪大多數人為己任。下面讓我們研究一下，現代國家的國稅收入裏面，是被政府嬌縱的、自詡為稅利大戶的公司集團呢，還是沒人尊重的“打工仔”們？請看下列美國聯邦官方發佈的圖表：
從上圖示，每年公司稅對政府總收入才只有8.9% 的貢獻。工薪族在工資裏每月扣的和個人年終交的所得稅占了81.6%之巨。日進斗金的老闆們，原來只交不成比例的一點點稅就可以了。不完全是因為他們逃稅的辦法多多，主要是政府本來便是代表他們的，對他們是一味姑息，歷年來多數政府制定的政策毫無掩飾地向富人一面倒。
連多次在世界級富人榜上排名第二的大老闆沃倫·巴菲特也不止一次說過：他和多數富人老闆一樣，只需要交低的所得稅稅率，而他的秘書、職員必須以比他高得多的稅率去交付聯邦所得稅。他覺得極其荒謬、不合理和不公正。廣大的工薪階層背負著越來越重的稅負，可消費的收入份額當然不斷萎縮。每一屆政府上臺必須面對的便是不斷堆到天文數字的高危政府債務和預算赤字。於是無能的政客們最省力的解決辦法，無非是增稅和大砍福利兩招，這兩招連中學生都會， 可惜高官厚祿的聰明的先生們從來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來。說句公道話，這也是利益使然，與智商無關。他們在謀私利的時候，可是花樣百出的呀！
就連中國古代英明的君主，都懂得嚴禁奢華，輕徭薄賦。只會加稅再加稅的現代政客們，其無恥有如一個花費無度，只會一次又一次向父母伸手的花花公子！他們只代表富人和財團、大企業主，無論祭出什麼‘挽救經濟的新政策’，或大印鈔票、或製造通貨膨脹、搞零利率等等，中下階層總是他們予取予求的被犧牲的對象。
供給：除了供求絕對平衡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以外，便是供給不足和供給過剩兩種狀態。
實際觀察的結果告訴我們：公有制社會如蘇聯、過去的東歐和過去的中國、乃至現在的古巴、北朝鮮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供給不足的現象；反之，資本社會往往供給過剩。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咄咄怪事呢？其實很簡單：公有制其實並不能自然而然保證公平分配和高效率。公有制很容易變成只是名義上的，這種國家還是要 由一批人掌權，管理，難道這些人就沒一點私心？其實人人皆知，公用的東西總是壞得快，沒人在乎。公有的事業就有點像沒娘的孩子，沒人心疼。歷史證明，美國的、蘇聯的、中國的、乃至古巴、北朝鮮的國有事業、國有企業大多數都出現嚴重虧損，官僚主義、決策錯誤和浪費公帑是這種經濟體制的不治之症。它們效率奇低。職工們出工不出力也不在乎，幹不幹一個樣，只要組織上、政治上受到信任就可以升遷，如此種種，怎麼可能滿足人民的種種物質上的需求？那種制度下，首先保證國家和上層集團的索求，永遠優先於民眾需要。以此為大前提的計劃經濟，瞎指揮、強迫命令，對普通民眾的供給不足是必然的。這在以蘇聯為首的一批國家裏早已是人人目睹的事實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唯利是圖是主流和動力。一旦發現了某些產品有利可圖，大家不擇手段、爭先恐後地上，不顧後果，更不顧別人。靠所謂“看不見的手”去調節自由市場，那是一個樂觀主義的設想。實際上我們經親身體會到，市場的過度反應是絕對免不了，弄不好還要完全失控。最常見的是泡沫經濟的形成、發展與泡沫破裂的週期性迴圈。供給過度、金融信用危機是這個迴圈中隨時發生的常見病，所以老闆最怕的是東西賣不出去。不管好壞、千方百計把各種產品推銷乃至叫賣以牟私利，是資本市場最特徵的、有目共睹的現象之一。銀行體系最怕的是信用破產，存戶擠兌。因為它們是靠杠杆操作賺取利率差額的，外強中乾，手裡準備金比例很少。
在下面數章中，我們再來看看所謂“供給面經濟學”的嚴重問題究竟在哪里？如何才能使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脫離惡性循環，保持良性可持續增長，是受權“管理眾人之事”的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政府不干預當然是錯的；但政府干預不當比不干預來得更壞！
第五章 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
上面提到的‘供給面經濟學’，是指片面強調供求關系中供給一方的作用，主張政府政策優先照顧雇主。理由是希望他們賺錢多了之後，能擴大生產，多雇些職工。從而既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又增加了就業。歷來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美國的經濟國策掌門人，其刺激經濟措施的基本依據不外乎如此而已。可是，現實經驗告訴我們：供給與需求是一對經典矛盾的兩個方面，相反相成，互為因果，注定是一對共同榮枯的‘同命鴛鴦’，一方不照顧到，即成災難性的經濟失調。
回到經濟學供需關係的基本原理：
供給 = 人均生產力 × 就業人口
需求 = 消費 + 擴大投資
其中，消費 = 政府開支+ 工資所得 ×（1－所得稅率）× （1－ 儲蓄率）
擴大投資 = 稅後利潤－股東分紅－職工分紅
公司的稅後利潤 = 營收－ 材料成本 – 營運成本 －工資成本 －庫存 – 稅
根據美國這樣的高消費社會做一個簡化的宏觀分析：
如果總供給簡化為是100B，那麼總需要大致也要100B才與之平衡。這一頭裡面 80B 都是依賴國民與政府的消費，只有20B屬於增加投資。這樣維持平衡。生產力增加後，如果勞動者工資同步增加，平衡還不會出大問題。但如果像多數實際情況下， 每年平均工資的增幅遠小於生產力及利潤的增加，理論上則必須從投資增加去維系供需平衡。假定產出是100B，就算經營得好，企業從中獲得的稅後淨利平均不過是10B 到25B之內，絕不會都拿來提高工資。就算老板、CEO們居然能不謀私利，不像被媒體多次披露的那樣先拿走大部做自己的紅利，也一點都不漲工資，全部用來擴大再生產，也只能夠支持增加平均20B左右的投資。事實上當然只有不到一半，即10B左右。正常美國企業用於工資的支出平均大致是產出的一半上下，而且不會100% 用來消費，美國的儲蓄率只有2%，98%工資被花掉，即49B左右，合起來總需求（不計政府開支）最多不過60B。這短缺的30B消費能力加上短缺的10B企業再投資，合計40B。如果全靠政府開支去補足，避免供過於求，經濟萎縮。不加重稅負的話，政府的全部稅收是1/4的GDP，不過是25B左右，全花了也不夠。硬要補足去刺激經濟，政府的經常賬必然出現大額赤字，只好靠累積增發國債度日，產生像目前歐美嚴重的國債危機。這已經是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的泥潭。 加稅的話， 則稅後工資及稅後利潤都馬上減少，職工消費和企業再投資能力自然應聲收縮，總需求更加下降，又陷入另一種惡性循環。所以無論共和黨的減稅政策，還是民主黨主張的擴大政府開支的一貫做法，都是反復重復著這兩種惡性循環的下場。
從聯儲會主席到各州政府，多半是‘供給面經濟學’為主導的美國經濟決策人物。他們一屆屆推出的新老提案，理由別看多好聽，結果無非是偏袒了雇主。減遺產稅、減資本利得稅、減富人稅，借口是優待、鼓勵企業發展，這樣老板們也許會多雇人，多追加投資。 可是，如上面分析所揭示的，正常景氣時尚且欠缺40B，現在受到政府鼓勵，企業主就算盡其所能，不過可望增加10B投資比例而已，而這個新投資很可能改在開發中國家建廠，為了利用其廉價勞工，成倍的降低工資成本。後果是國內失業問題更嚴重，工資原來只是相對落後，現在甚至不增反降，。後果是消費但不可能增加，還 大大萎縮了。庫存積壓倒是明顯在增加，利潤進一步被削減，對整體經濟的損害可想而知！很明顯，這完全不是所謂雙贏的結果，富人的收入大增，是建築在勞工收入的減少上的，是損人利己的政策。
相反，如果政府偏袒的不是已經盤滿缽滿的富人們，而是歷來遭受不公平待遇、生活亟待改善的勞苦大眾的話，就可以立法限制CEO和資方分紅與當年稅後利潤的的比例，盡量擴大勞工分紅的權利和比例，立法把勞工工資的提高和歲入增加掛鉤，逐步使每年勞工實際總收入的增幅與企業利潤的增加同步。理由很簡單：如果一個社會裡，大多數人沒多少錢可以消費，那訂單自然就大大減少，沒了需求，生產萎縮、市場不振是必然的結果。那麼，不要忘記：現今社會中，富人的錢是遠遠花不完的，他們實際只能消費其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中下層工薪階層中，卻多的是入不敷出的。據2013年的統計資料報道，美國有超過80%的家庭，是過著‘從paycheck 到paycheck’的日子。也就是說，下個月的工資發下來，這個月的工資早就花掉了。可見中產及以下的家庭，是存不下太多的錢的。依此規律，勞工稅後收入增量的98%必定會投入新的消費需求中去，成為消費市場的主要支撐，比增加富人收入後會投入消費的比例多得多！消費的強勁必然帶來就業增加和生產擴張，富人的收入因而也通過合理的比例而大大增加，這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購銷才能兩旺，流動性才能進一步改善，經濟運作才可以重復著良性循環，可持續的榮景就指日可待了。我們在前面曾經以美國的汽車市場為例，證明了：勞工大眾的總體消費要比看來花錢很厲害的富人的消費總量要大得多、重要得多。正所謂‘藏富於民’才是硬道理、真道理；目今為止的社會形態，一無例外地促使財富日復一日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裡，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這歷來是經濟崩潰、社會動亂之源。有點歷史底蘊的人，一定會贊同這個結論。
以上說的是導致良性和惡性循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
對上面的簡化例子，有人可能認為：消費應包括國外的需求在內，那麼一來，供、需可能沒有你說的那樣不平衡。對於二戰剛結束後的美國，這確實是事實。由於歐洲、日本的生產力在戰爭中遭受了極大的破壞，美國的制造業當時又十分發達，美國貨的高額出超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後來，日本歐洲的制造業迅速重振之後，又迎來了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極大量的制造業轉移到了勞力低廉的亞洲、南美等地。現在，以APPLE公司為例，只有20萬職工在美國， 卻有70 萬職工在外國，還不算台灣、大陸、印度等國大量的代工工廠裡的勞動力人數。是以實際工資水平已經比原來雇用美國員工的時候大大下降，再加上美國年年入超，幾乎無法逆轉的巨額外貿赤字等等人所共知的事實，都可以為以上的簡化分析的可信度背書。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它的經濟的好壞舉足輕重，其國策之利弊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作者認為：人民大眾真正弄明白了，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社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反復出現這些問題 的時候？就是人類決心廢棄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和經濟體制，大膽向前推動社會改革進步的時候了。為了不把本書寫成大眾難懂的專業經濟著作，不得不作最大的簡化。為了不把國與國間的供需干擾了對整體的供需平衡的分析，下面我們把全球經濟算做一個體系再去計算一下，看看是不是也存在上面發現的現今體系內在的供- 需不平衡的規律？
5.1 現今經濟體系內在的供-需不平衡解剖：
為了好懂起見，為簡化数学模型而假設：
全球供應總量=100 Trillion USD. （記為100T）
各公司的稅後淨利=合起來的供應總量- 存貨- 原料成本 - 營運成本 – 工資成本 – 稅
於是Net Profit （稅後淨利NP）= 100T- 15T- 10T- 40T- 15T = 20T.
利潤分配方式：各公司的稅後淨利 -再投資 – 股利 – 管理層紅利 — 雇員紅利 = 0.
（NP-REINVEST-SHAREHOLDER’ DIVIDEND-MANAGEMENT'S BONUS-WORKER’S BONUS = 0.）
因此有：20T- 10T- 4T- 5T- 1T = 0.
又設，全球消費總量 = GC.
GC = 勞工總消費 + 富人總消費 + 再投資支出 + 政府開支。
其中：
勞工總消費 = （雇員工資+雇員紅利）x （1- 平均所得稅率）x (1- 儲蓄率) = （40T + 1T）x (1- 20%) x (1- 2%) = 31.55T
富人總消費（估計為其股利加管理層紅利綜合起來的四分之一） （4T+5T）x 25% = 2.25T
又如前述，再投資 = 10T
GC= 31.55T + 2.25T + 10T + 政府開支 = 43.80T + 政府開支。
要達到供需平衡，要求有足夠的消費：供需平衡所需的GC = 全球供應總量（100T） – 存貨 （10T）= 90T. 不足的部分相當驚人：90T – 43.80T = 46.20T
也就是說，要有龐大的政府開支（46.20T）去填補不足的消費：
可是，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 =雇員交稅 + 富人交稅 + 企業交稅
政府稅收 = (40T + 1T) x 20% +（4T + 5T）x 35% + 15T = 3.15T + 8.2T + 15T
= 26.35T 。
也就是說，即使政府把全部的稅收都花光，也填補不了消費不足的缺口。更何況，富人和企業有太多的方法和優惠可以逃稅、減稅、甚至不交稅。上面的估計可以用於消費的稅款其實遠小於26.35T。
簡化後：供應過剩 = 46.20T – 26.35T = 19.85T。 意味著每年都有大約 20 Trillion的貨品賣不出去!
這就說明了全球經濟每年大約有20T的缺口，無法滿足供需平衡。也就是說：現今世界各國經濟體系與生俱來的、內在的供-需不平衡的規律確實存在。
如果不舉國債，則存貨勢必要增加，賣不掉。逐年累積的生產過剩，最終造成了“古典式”自由資本主義固有的供過於求的週期性經濟危機。
其實，許多產品並不是真正的生產過剩，而是窮人們分到的勞動果實份額太少，買不起！君不見富商的糧食賣不出去的同時，世界上卻有無數的兒童天天在挨餓！
但如果以加發國債，大印鈔票，擴大政府支出去填補這個缺口，則逐年累積的國債，是個不定時的炸彈，釀成了今日大家正在深受其害的現代版的國債危機和通貨膨脹。
戰爭可以解決生產過剩或資源分配的經濟危機，所以每當經濟危機解決不了就會發生大的戰爭。戰爭解決了就業，破壞了大量現有的設施。於是軍工大大繁榮起來了，戰後又要重建，帶動了經濟和消費的復甦。
但是，戰爭解決不了國債的問題。相反，軍費開支大的嚇人，使國債暴增得更離譜！除非像八國聯軍那樣去搶劫，去迫使戰敗國付天文數字的賠款。就算這樣，也只是對一些戰勝國有利，從全球的角度去看，戰爭只會對全球的經濟帶來重大的破壞！
所以，不僅從道德的、公平的、正義的角度，就算只從供需平衡的角度，從數字計算的角度，要解決經濟危機的問題，只有‘藏富於中下層平民’、縮小貧富差距，才能徹底解決。比如說：可以適當下調企業稅，用來擴大工資成本比例，並擴大職工分紅的比例（與CEO分紅的比例顛倒過來，如上述例子中：改成職工分5T，CEO等只分1T，由於高管人數很少，他們每人拿到的也比職工多得太多了。假如把工資增加到50T，減企業稅為10T，減營運開支為5T，那麼稅後利得保持為20T。未計政府支出的總消費馬上增加為64.37T，維持供需平衡對政府支出的要求已下降為25.63T. 政府如果比照歐洲提高到以52% 所得稅率對富人收稅，加征奢侈稅2.03T， 政府稅收變為25.63T。 25.63T- 25.63T = 0 。
就這樣，供需關系才可以大體平衡，才可以彌大患於未然。國債危機和消費不振的危機，才有希望被一般的宏觀調控所解決。否則，供需差額缺口有20T那麼大，靠什麼樣的宏觀調控，也不可能恢復平衡。
上述辦法的更大好處是貧富分化的矛盾大大緩和了。富有階層不再以驚人的速度占有人類財富的絕大部分，中產階級擴大了，社會穩定了。由於工資和就業一起都增加了。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國家在救助窮人的福利開支負擔也就大大減少了。離真正的和諧社會就比較接近了。我們只要看看所有低工資、高通脹的國家裡人民的痛苦指數是何等的高，就可以理解：我們提出的上述提高中下階層收入在利潤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富人所得稅和高奢侈稅、同時降低企業稅、加上高遺產稅的政策，對於維系一個穩定的現代經濟體是何等的必要！否則，貧窮、戰爭以及暴力革命將永遠不可避免！
5.2 利潤分配的不公平是萬惡之源：
有道是：‘事實勝於雄辯’。讓我們用最新的調查數字去說話：
美國的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對2011年財政年度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著名的26家大企業2011年付給CEO的年薪（還未包括選擇權和紅利所得）遠高於該企業當年所付的國稅， 更不要和它們普通職工比了。普通職工幾輩子掙到的工資總和也遠不及他們一年從企業拿走的百分之一！
篇幅關系，這裡只列出無人不知的十二家大公司就夠了：
Motorola Mobility (手機行業)： CEO是Sanjay K. Jha， 年薪 $47,200,000; 交聯邦稅 $0
Marathon Oil (能源) ： CEO是Clarence P. Cazalot， 年薪$29,900,000; 當年公司獲聯邦退稅$442,000,000
Ford Motor (汽車) ： CEO是Alan Mulally，年薪$29,500,000; 公司獲退稅$4,000,000
Abbott Laboratories (制藥) ：CEO是Miles D. White， 年薪$19,000,000; 退稅高達 $586,000,000
AT&T （通訊）：CEO – Randall Stephenson, 年薪$18,000,000; 退稅 $420,000,000
Boing （飛機、航太）：CEO – W. James McNerney, 年薪$18,400,000; 退稅多達$605,000,000
Tyco International（食品）：CEO - Edward D. Breen, 年薪$16,500,000; 退稅$4,000,000
Halliburton（石油設施）：CEO – David J. Lesar, 年薪$15,800,000; 退稅 $1,000,000
Travellers Co. （金融、信用卡）：CEO – Jay S. Fishman, 年薪$15,800,000; 退稅$176,000,000
Citigroup （銀行）：CEO – Vikram Pandi, 年薪$14,900,000; 退稅 $144,000,000
Broadcom（科技）：CEO – Scott A. McGregor, 年薪$16,000,000; 退稅$605,000,000
Advanced Micro Devices（半導體）：CEO – Rory D. Read; 年薪$15,600,000; 退稅$3,000,000
為公正起見，同時提供2016年美國CEO以外大多數雇員的年薪資料: 先看看如下的統計圖。航天工程師是美國工程技術人員裡工資較高的一群，可是下圖明明白白告訴公眾，他們的年薪與CEO們仍有天壤之別：
Aerospace Engineer Salary - U.S. National Average
| $51,302 | $56,705 | $67,412 | $71,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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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民2011年的平均年薪是$42,000。據Salary.com最新數據，（見上圖）美國航天工程師年薪的統計平均值為$62,640，高級工程師能拿$100,000上下年薪就很不錯了。對比之下，把26 個大公司的CEO薪酬加起來是$531,600,000/年， 平均起來每人每年穩拿兩千多萬美金，差不多是美國人平均年薪的500倍，等於是一個高級工程師兩百年的總收入。 人一生工作的時間也就是40多年而已。一個很努力上進的人，就算修煉到博士、專家的水平，竟然要出賣五輩子的智能和體力，才勉強得到相當於CEO老爺們區區一年的工資收入。（還未算上投資、股息、選擇權等項他們的其他豐厚收入哦！）這難道是合理的嗎？他們就那麼偉大、那麼高明嗎？非也！其實，相當多的CEO不但自身並沒有給公司創造多大的財富；他們的錯誤決策還屢屢把公司帶入巨大的危機之中，搞糟了被趕下了台，還要給他們巨額的資遣費。AIG, Lehman Brothers，Bear Stern 等等公司的總裁不正是最典型的實例嗎？他們甚至把全世界都拖入可怕的金融海嘯之中！時至今日，多少失業者和大批無辜的百姓，還在身受他們帶來的苦難。透視這些美國人叫做高高在上的‘肥貓’們，他們中的不少人，不過是《詩經》中百姓們痛恨的‘碩鼠’，擅長於利用手中的權力，或非法、或‘合法’地吞沒了原應分給職工們的利潤罷了！
公司在這些人的手裡，避稅、逃稅的招數多得很呀！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來形容這個弊端是再恰當沒有了。不要忘了：稅法全是有大老板們支持才選得上的議員們定的， 由與大企業有千絲萬縷關系的官員們來收用的。小民們早年躲稅的漏洞早已被堵得點水不漏，唯獨向老板們一再開多多方便之門，那是不會缺乏‘救國、救民、救經濟’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舉個活生生的例子來說： 2012 總統候選人Mitt Romney 在2011 年收入為 $13,700,000之多。按當年美國聯邦稅法，凡夫妻兩人總收入高出$189,575就要歸入稅率35%的範疇。按常理他比此規定高出80倍以上的收入，至少也要交35% 的稅才合理。但他用各種‘合法’理由， 實際只交納了14.1%，連一半都不到。在美國只有少數上層工薪族才能有望年收入$189,575 以上，而且政府對工薪族的稅法漏洞早已經堵得很精准了，35% 的稅負很難逃得過。上述報告披露了：這26 個美國著名大公司在2011 年總計從政府那裡獲得退稅達$3.889 Trillion 之巨！ 這麼的巨額的退稅，也許乍一看還合乎當時的稅法；實際上，要不是也享受了政府給他們的各種特別優惠和扣抵、鑽了種種空子，是絕對不可能得到的。從宏觀來看，尤其是對一個號稱公平正義的社會來說，這麼巨型的企業，占用了大量社會資源和勞力、腦力，來為老板賺取了巨大的財富，卻不承擔足夠的社會責任，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一個每年從美國收入大筆知識產權費的大公司，只需用一紙公文，把知識產權轉讓給旗下的一個在免稅的開曼群島注冊的子公司， 就可以不給美國政府繳納這筆收入的巨額稅金。另外，公司購買大型設備當年就可以全部抵稅，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要分十年折舊，也是方便之門之一。這絕不是空穴來風，據統計，僅僅在這26 家內統計，在‘避稅天堂’國家開的子公司合計就有537 家！這不是美國才有的醜聞：2016年上半年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32萬份‘巴拿馬文件’，把這個貪腐、逃稅的大黑洞弊端端了出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英國、冰島、澳洲、瑞士的貪官、富商、權貴們，僅僅通過這家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經辦的用成立境外公司來逃稅的大戶就有32萬個之多！巨額民脂民膏就經由類似通道，合法或暗地裡洗錢到了免稅的各國富人、貪官手裡了。國家的財政卻是越來越捉襟見肘。
美國政府這幾年自己承認處於‘財政懸崖’之上，好幾次發不出政府雇員的工資，年底不提高法定舉債上限，就幾乎開不了門。這麼拮据， 卻把大大的金錢塞回到大企業老板的口袋裡。其刧貧濟富的本質不是不言而喻了嗎？貧富分化、財政危機、供需失衡、人民的痛苦指數飆漲等等，其罪惡的源頭，正是在於分配的制度不合理。而經濟上的分配往往和權力的分配密不可分。
26家公司的例子舉的是美國。歐洲各國的實情也大同小異， 除了做老板的有減稅的通道之外，普通工薪階層的稅率甚至高達51%以上，不少國家還是在鬧國債危機。可見，光榨取工薪階層不是什麼解決辦法。
看看亞洲，印度、大陸中國，目前的貧富懸殊程和分化更為嚴重。加上根本就是一個不透明的制度， 平民們無法監督。幾乎到了上層想怎樣分配財富和權力就怎樣分配的程度！所謂‘三個代表’就是為其向權錢集團一邊倒提供的‘理論根據’。大陸號稱‘工農蘇維埃政權’，可是建國60多年了，工農兵的收入還是在金字塔的最底層。現在盛行‘灰色收入’，幾乎無官不貪。兒女財產都送到國外‘留好後路’了，哪裡還有臉再彈什麼‘代表工農兵’、‘全心全意為人民’、‘執政為民’的高調！
第六章 所謂“宏觀調控”
現代經濟學的所謂‘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通過央行，利用規定各大小銀行准備金的多與少和隔夜拆放利率的升、降，調節宏觀經濟固有的過熱或放緩的周期性走向，從而回復經濟的大體平衡，實現所謂的‘軟著陸’。央行並且有權控制貨幣供應量，去保證各大銀行的流動性。央行還有許多其他的功能：例如干預貨幣的彙率，從而影響外貿差額，促進本國產品的出口；以及買回公債或本國貨幣以影響市場，儲備或售出黃金等等。
宏觀調控是國家調整經濟不均衡的手段，誠然是應該使用的。只可惜那些大員們多半非太遲鈍即太過激，往往適得其反！遠不是被權錢集團捧上了台彈經濟這個大鋼琴的都必定彈得好聽。亂彈琴、病急亂投醫的比比皆是。更不用說有不少利益集團無時無刻都在鑽空子，圖謀私利，或誤導經濟，或假造數據，或官商勾結、濫用權柄。國家經濟這艘巨型航船，不是光會瞞天過海、嘩眾取寵就能駕駛得好的。搞不好就會觸礁，造成慘重的災難！
其實央行自己宣稱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便是控制通貨膨脹。可笑的是，在人類歷史上，最後蓄意放這頭吃人的怪獸出籠的，就是國家機器本身！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歐、中國大陸都在實行所謂‘量化寬鬆’、‘零利率’、以及政府偷偷摸摸超量大印特印鈔票的金融政策，就是明目張膽地、大大地製造通貨膨脹。
這一損招其實是沿襲日本在房產泡沫和金融泡沫破裂之後，長達十幾年所用的政策。可是不要忘了，日本十幾年超低利率，經濟就低迷了十幾年而效果不大。政府把超印的鈔票幾乎無償地借給銀行，銀行得以免遭破產，並轉手低成本地借給老闆們，讓他們在失業民眾無力消費的低潮時期還能熬過去，日後好東山再起。整個金融架子是暫時不倒了，但是，失業還是高居不下，老百姓沒錢花，老闆們不敢多生產、自然更不會多僱人。窮人於是更窮。一不小心，經濟會墮入一種經濟學家們最害怕的所謂‘滯漲’的泥潭。歷史上美國的大蕭條時代令人提起來就不寒而慄，後來還是一場世界大戰換來了就業，資源重新分配，才擺脫這惡性循環。日本現在好歹經濟指數看起來有點起色，全靠修改和平憲法去大力出口軍工產品，來增加就業。說起來有點像飲鴆止渴。政府讓軍火廠商發大財，勞工暫時有人僱用了，但是如果戰爭沒打起來，失業就會給經濟致命一擊，來一個大蕭條。如果他們千方百計挑起了戰爭，對百姓的生命財產更加造成極大的災難。當今世界戰火從未停過，不能不說也是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
增加公共支出及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是現今各國央行用來救經濟的主要招數。
先說增加政府支出，政府財政已然如此困難，大量增加國防、基建等公共支出無疑是雪上加霜。
再說幾乎為零的低利率：銀行不給儲戶合理的利息，大投資人一般會改投股票、房地產，並不會增加消費。小家小戶利息收入少了，反而會減少渡假、外食等消費。這方面的業者反而會經歷嚴冬。沒錯，企業借款成本是低了許多，但大眾可以消費的錢少了，訂單少了，生意蕭條，業主也不敢多僱人，失業率高居不下，經濟勉強維持在低位徘徊。日本自從泡沫經濟破裂以來，十多年一直維持零利率，經濟就是處在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現在輪到美國和歐洲了。股市倒是因低利率和通貨膨脹的夾攻而不斷上漲，華爾街像享受莚席一樣樂於低利率的環境。就算利率很低，銀行還是不會批准窮人們的貸款。當然無人體恤百姓的疾苦。
至於瑞士某些銀行實行多年的負利率，說穿了，其實是替貪官、奸商保密收的保密服務費。只對該銀行是大筆收入，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卻是一種敗壞！最近（2016年），由於低利率達不到急功近利的效果，有些經濟學者鼓吹一些大國也要考慮實行負利率。美國聖路易斯聯儲副行長Waller指出：歐洲央行和其他貨幣政策機構實施的負利率相當於一種‘披著羊皮的賦稅’，無助于經濟復甦。他承認，歷來加稅既不會刺激消費，更不能刺激經濟增長。政府錢花光了就向百姓下手、加稅，試問和盜賊有何分別？受益人只是華爾街和官員而已。
第七章 國有化與私有化
公有制不一定能保證實現公平、合理、高效率的財產和權力分配。近一百年來，不少紅色國家搞過的‘公有化’、‘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已經證明了：如果整個社會的產品根本不夠滿足全體公民的需要，哪有辦法公平分配？以蘇聯為首的一些國家，公有制搞了不到一百年，還不就倒退回去，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實質上還不是回到劫貧濟富，從法律上、政策上保證富人、官員的優先地位。但是，人類社會中的發達國家，生產已經過剩，如果還是這樣的架構，就太不合理了！應該反過來，以富濟貧，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公平、合理、高效率的現代化分配。原因很簡單：人類畢竟不可以停留在弱肉強食的野獸般的動物世界，進步了的人類有理性、有愛心、有抱負。應當要建設更美好的共同家園。
誠然，作為一個大經濟體、國家管理者的角度來考慮，占了舉足輕重地位的各大企業、各大集團的正常健康運作，直接關系到商品供求、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的榮枯，是應當放在重要地位去保護、扶持的。可是，還要同樣重視的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企業有義務負起它應負的社會責任。既然政府扶持了你、你消耗了應該為全人類共有的地球資源、你的員工努力為你貢獻了智慧和勞力、消費者大眾是你唯一的財源，那麼你有沒有對他們負責？做了什麼回報？高明的企業家懂得這是一種良性互動循環，可持續發展的體系；過去時代裡也會有開明點的士紳，也許現代人回頭看來不過是一些‘土財主’，但他們有的發了財，也會去修橋、鋪路、蓋學堂，甚至接濟窮人，積德行善。只有最低俗的某些生意人，滿腦子想的是騙人一把就溜，不惜竭澤而漁，甚至殺雞取卵、損人利己、違法亂紀都干！舉個人人關心的實際例子來說，一個出產牛奶的企業，就要為嬰幼兒的健康負責。如果不保證每一頭牛的發育營養，不關心它們的病痛，不改善牧場的環境，不老實保證乳品的衛生和品質，還要去弄虛作假，加入有害化學物質騙取金錢。那算什麼好的法人？只能算是早就應該被淘汰的社會蠡賊！
話又說回來，今天一個社會的政策，如果完全寄希望於人人自覺、個個公司都會自律，顯然是迂腐的、脫離實際的。所以中山先生告誡我們：要“節制資本”。在作者看來，光節制資本還遠遠不夠，還要節制權力！權、錢都要節制，不能讓它們無法無天。權、錢勾結起來，對整個社會的危害就更具破壞性了。兩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見證到：資本主義的操盤者們一直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共產主義的實際掌權者們則以權力的最大化為手段，權、錢都旨在謀私。二者最終都必然走向反面，危害到社會和人民大眾。無論金權政治、極權政治，都在盡量壓榨百姓。社會資源和社會所得的不公平分配，是社會大眾痛苦的根源。一個平等、小康、互愛的家庭中還會有溫暖；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就只剩下冷酷的現實，有權的以權謀私，有錢人‘窮’得只剩了錢了；沒錢沒權的百姓連錢也沒有，更不用說權力了。
私有經濟有靈活、積極、自然孳生的優點。剛好與容易變成大而不當、官僚沒效率的國有企業形成對照和互補。二者各有千秋，不能偏廢。中國漢代有個宰相叫曹參，是名相蕭何逝世前推薦的繼任人。繼任後有人建議他取締農貿自由市場，認為那裡藏污納垢，助長投機倒把。曹參以為不可。他明白：一個社會應當使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容身之道，才能繁榮穩定。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一花獨放、一黨專政、一式的國營機構、僵化的‘計劃經濟’，最後是‘萬馬齊喑究可哀’的蕭殺局面。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此應該是記憶猶新的罷？
一個合理、正常的社會裡，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二者不可偏廢，手心、手背都是國家的肉。不能讓某個方面壟斷獨大，要和諧發展。有的事業關系到國家命脈，就算是私營的也要由國家嚴密監管。所有大小私營的企業，一定要由國家審計，國家品管。不能放任家族或集團腐敗胡搞！你在社會上注冊一個法人，就有責任正當經營，對職工公平對待。國營的企業的營運效率、財務的合理性，官員的廉潔與否，同樣需要公眾有效的監督！
該公的一定要公，該私的一定要私。比如金融、礦山、鐵路、水資源、土地、外貿等國家命脈資源有關的事業，既然全民平等，不可落入少數私人手中。各公司的財會由國家派輪換的專員辦理，公民的儲蓄一律由國家郵政系統兼營，銀行只做代理貸款業務，從國家那裡貸款付息給國家後再貸給私人公司。其呆賬自負，國家只賺不賠。 既可以大大保證了國家的財源，使郵政不再虧損，又可以使所有公司和公民的收支賬目對國家透明化。這樣一來，不但貪污賄賂之類無所遁形，逃稅漏稅也大大減少，國家稅收因而大大充裕了。不但可以多做福利事業，更可以大大降低稅率，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過去各國有錢有勢的人都想盡辦法逃稅，政府只好竭澤而漁，逐步提高稅率。說來可悲：現代各民主國家的稅率居然比封建帝王的十一稅還高得多，高達33% 到56% 的 已不少見。中產及以下的廣大工薪階層卻無法逃稅，早已不堪負荷，老實的企業也苦不堪言。其實懲罰的卻恰恰是守法的百姓和法人， 國家照樣入不敷出，赤字高企。
土地的所有權從根本上就不應該歸私人所有。既然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土地天經地義是人人有份，屬全民所有。過去封建貴族兼並土地，逐步剝奪農民的居住權和他們賴以謀生的手段。現代則是官商勾結，把大量國有土地低價劃歸他們，高價炒賣房地產、大發橫財。無論新的、老的，土地兼並現像都是國家走向腐敗、民不聊生的主要禍根之一。因此，一個合理的社會裡，土地不可買賣，只可向國家有償租用。國家又可以對貧戶低價借出，以此扶貧、鼓勵無業民眾生產就業自救。對土地及其使用權兼並的設限，是保證公平的公民生存權和居住權的根本措施，又是節制資本無限擴張和杜絕貪官奸商的極為重要的一環！
總而言之，人類社會的實踐證明：私有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同時，人的占有欲和動物性的膨脹往往到了過份的地步，如不加節制，戰爭和周期性供過於求的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光靠公有制也完全不能保證公平正義的分配結果。干部所有制和官僚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供不應求、物資短缺以及效率和積極性低下。
歸納起來，私有制的缺點有十要點：
1. 非商品的商品化：才能、職位、榮譽、學位、性…… 等等，不一而足。
2. 道德淪喪，人欲橫流。物質補償不了道德空虛和精神上的痛苦。
3. 貧富分化、劫貧濟富, 財富高度集中到少數壟斷集團手中。
4. 戰爭不可避免。
5. 私心泛濫，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關系冷漠。
6. 人性中的動物性壓倒了人的社會性。
7. 供過於求的自由經濟體系。
8. 個人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太重，自殺率高。
9. 官商勾結控制國家機器。
10. 弱勢群體得不到保護。
公有制的缺點也有十要項：
1. 效率低、耗損大、無責任感，對公有財產不關痛癢。
2. 供不應求的計劃經濟體系：國家壟斷，任意操縱物資和物價。
3. 個人上進心弱，過份對社會照顧依賴，工作懶散、應付。
4. 社會福利負擔沉重。
5. 掌權者或干部權力過分專制。
6. 貪腐、瀆職嚴重。
7. 關系學、‘走後門’大行其道。
8. 艱苦地區、艱苦工作無人問津，發展緩慢。
9. 拉幫結派，地方勢力割據。
10. 發展緩慢，積極性不高。
綜上所述，公有和私有都不可偏廢，也不可獨大膨脹。要揚長避短，既互相制約，又要讓它們相輔相成。政府要充分發揮調和鼎鼐的功能，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