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也做过多年行政管理工作，曾经利用自己的职权，平生发放了二份特殊的毕业证书，严格说起来，我的做法是不妥的；但是，我至今不仅没有觉得自己错了，我觉得完全应该这样做，二张毕业证书，安慰了二个逝去的灵魂，值！
二个年青的生命消逝了，但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却一直没有删除。
谭雅辉、胡德莲，老师永远想念你们。
丙申季秋，学生王君“强行”拉我进群，这是他单独为自己大学所在班级建立的同学群，盛情难却，进得群来，首先向大家表个态：“尽量克制不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不给诸位麻烦，不添堵，不添乱。”“三不”以明志，便与一晃二十年来曾见面的同学问个好，唱个诺。忽然，王君来了一句，可惜：“谭雅辉早就去了，疼哉！”“谭雅辉”，这名字让我心头一震，一连串的记忆瞬时涌上了心头。
谭雅辉与我同是衡东人，正宗的老乡，但在学校，与我没有太多的交集。一则因为自己太忙，二则他也没有什么只觉他瘦瘦的个子，身体有些衰弱，也不太说话，成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曾有几次问过他是不是有什么病。每次询问，他总是淡淡一笑，连说没有什么，就匆匆地走开了。说起来，真有些对不起雅辉，其实，他一直有病在身，作为他的老师，而且自幼习医的我，完全应该认真地和他好好谈谈，更应该深入了解情况，促其及时就医。当时，我只是以为他体质较弱，见面就嘱咐他要注意营养云云。
1995年上期，也是雅辉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一天，谭雅辉突然跑到我家，要我帮他看病，我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整天胃疼，不思饮食，精神萎靡不振。我认真帮他诊断，望闻问切，一点也不敢马虎。凭我的经验，我知道雅辉不是简单的小病，他所指的胃疼，根本与胃无关，右肋刺痛，应该是肝脏有病。于是，我要他回家，并致信予其家，要其父母陪他去医院检查。大约十多天后，他爸爸赶来了学校，我私下向他父亲介绍了病况的危重，嘱他尽快带儿子去附一检查，并反复叮咛，检查结果先不要告诉雅辉。几天后，他的父亲悲痛欲绝地来找我，告知儿子患的是严重的肝硬化，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雅辉怎么也不愿住院，于是开了药品，按医嘱回家服用。我建议雅辉休学一年，治好病再来学习，可雅辉怎么也不同意。他说，父母养育了他，培养了他，他唯一能报答父母的是要领到一张大学文凭，说到这里，他竟眼圈一红，潸然泪下。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人之将死，难道真有些什么先兆。雅辉此时也知道自己仅仅是肝炎，年纪轻轻，断然没有什么太大的草木皆兵，可他似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需要这样一纸文凭，去慰藉父母“望子成龙”的苦心。
听了雅辉的诉说，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嘱咐他注意休息与营养，注意按医嘱服药。但自此之后，我对雅辉多了一种挂念，常常要几个学生干部，多关心照顾他。
又是二个月过去了，学生们纷纷准备毕业考试。一天，谭雅辉又来找我，说这次有几门考试，他绝对考不了，而过去的一年还有四门功课要补考，他非常着急，又无可奈何，看到他瘦的骨嶙峋的样子，心中的同情与哀怜无法描绘，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不管能考多少就多少，剩下的事我来处理，看到我真诚的态度，他似乎放心了，含着泪离开了办公室。
为了让雅辉顺利毕业，我利用自己是中文系领导之一的身份，去找这几位任课教师，说明情况，陈述衷情，恳请他们高抬贵手，放过一马。我知道，这是有违纪律的做法，也是一个老师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认为，法理与情理，中间还是有许多说不明白的交织，很多人认为法理无情，冰冷彻骨；其实，曾与许多法律人士聊天，都反复强调法外有情，理外有情。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对。
谭雅辉七门功课，其中有六位任谓教师同意了我的做法，但有一位不同意，当然他没有错。说实话，当时我的心中有许多的义愤，但为了雅辉，我只有忍着。反正最后在我“一意孤行”的努力下，谭雅辉终于如愿领到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他知道，这张文凭来之不易，领上文凭，他到办公室向我报告并辞行，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含着泪水向我连说了三声谢谢，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了，也不曾料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到了下半年，又是一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谭雅辉托同学给我带来了一个盛凉开水的瓷壶，因为他爸是瓷厂的职工，这是厂里的产品。问这位同学，说雅辉去了医院住院。又过了大半年，传来消息，说谭雅辉因病而辞世，尽管对雅辉的死，已是意料中事，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让我震惊而悲痛，我不能以任何方式去祭奠他，只是常常对着他送来的茶壶，默默相对，静静相思；很多时候，真希望这茶壶有灵性，一定能够沟通我与雅辉的心灵。
可惜的是，雅辉送我的水壶在一次搬家中，被别人不小心打碎了。
白居易《简简吟》有句云：“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悲夫，吾为雅辉一恸！
只是真没有想到，雅辉离开这个世界后十一年，又一个年青的学生因病离开了人间。作为她的老师与学院负责人，平生第二次违纪发给了她一纸文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