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我
边缘化的人生感悟
二零一四年十三日，晨，醒来。坐起来，打开床边的灯，从身边拿过两个枕头，垫在背后，身体靠上去，感觉舒服了，就开始了我一天的生活。拿过床头柜上的iPad，打开，先查看Email，然后看报纸。
嫂子送来了一个mail，题目是”海燕去世"。急忙打开，读到："王海燕姐姐今天清晨忽然去世。泣告。"这个简单的mail，带给我的是难以置信，衷心的难以置信！我送过去一条 mail："真的吗？她才七十七岁啊！"
难以置信！实在是难以置信！去国二十五年，没有再见过海燕大姐。每次回去，总可以听到她的消息，总想着去看看她，却只是想，没有去敲她家的门，没有再听到过她的声音。此时此刻，后悔，无奈的后悔。这把年纪，懂得些人生，后悔的事情已经不多。想到海燕大姐，更多的是她的神情，她的行为，她的情感，和她带给我的一种精神。
一晃，海燕大姐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她胖胖的脸盘依然在眼前，她爽朗的声音依然在耳边。我很想念她。
如果在百度里寻她一下，她头上的光环（主任医师，教授，中国肾脏学之母，等等等）耀眼夺目。感叹今日国人的文字运用境地，如何了得。如今有了国母还不够，还要给自己的肾脏也封个母后。我想，若把此事与海燕大姐交流，她一定会不屑一顾。是啊，海燕大姐大我十几岁，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的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
回想起我们交往的那些日子，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都是些真真实实的喜怒哀乐：在筒子楼里终年不见阳光，总是那么潮湿的水房里，边洗碗边发牢骚／说笑；在她拥挤着书籍杂志繁乱纸张的办公室里，讨论我的职业计划，回答我浅薄的科研疑问；在新建的教学楼里我明亮的新办公室里，为那场悲壮的以流血告终的运动泣不可仰，忧国之沉痛。和海燕大姐聊天，不觉得国家事离之甚远，更不觉个人事只为私事；和海燕说话，感觉海阔天空，明白事大事小。
我认为，我一生，得识一两性情纯洁品德高尚之人士，为大幸。性情纯洁不意味没有缺点，品德高尚不意味没有弱缺。只是在你面对他们时，张不开口去议论无聊之事，晦暗之事，即使说些笑话小事，也是一份精神松弛的享受。和他们在一起，不觉得他们和你有何一二的不同，却又偏偏享受着高于己得益于己的欢喜。海燕大姐就是我至今所遇到的那一两个人中的一个。
四十几年前就认识的海燕大姐。我是先闻其人后识其人。
一九八七年，脱了军装，在北大医院求得一职。上班前，去一位家里熟悉的伯伯家。话间提到我要去北大医院上班之事，伯伯说，"哦，海燕在那里作医生。她父亲和我大革命时在一起。" 于是，我就知道有一个叫王海燕的在北医工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仅此而已。
上班后，我也没有刻意去找海燕大姐。不过，我发现，这位王海燕在医院是个人物呢，几乎人人皆知这个"王大夫"。所以，我很快就知道她的"事迹"了。
王大夫是国内肾脏内科学鼻祖王树贤教授的弟子，文革前就是王老先生的研究生（若称海燕大姐为母，何为王老教授之位？鼻祖？！）。因为我曾经有意搞内分泌，有一段时间每周都参加科里的查房，得幸亲身受教于王老教授（老先生对内分泌学也是研精阐微），感受了老教授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对病人一视同仁，一丝不苟的医风教律。对于王海燕大夫来说，多少年如此身近追随这位圣贤学者，为精诚行医严谨科研打下的基础就是不可言喻的坚实了。
王老教授去世后，肾内和内分泌好像就分了家，海燕大姐作了肾内科的主任。当时，人们都议论说王海燕是个很厉害的人。天长日久，和海燕大姐接触多了，发现所谓的厉害，就是她思想敏锐，说话直爽，干脆，常常一针见血，不大给人面子。话说出去的直接，又得理，就留下了”厉害人"的印象。
不过，尽管她说话厉害，但是她把她那个肾内科的人团结的紧紧的。那时，肾内实验室有两个房间。内分泌是个小科，科研项目也不多，和肾内合着用实验室。我有一阵子为了一个题目，常去作实验，和肾内的人混得很熟。我发现肾内的人很团结，海燕大姐的威信很高。久而久之，我又发现海燕大姐对她科里的人，无论是她的研究生，还是医生，护士，以及实验室的技术员，都很关心，尤其是从个人的角度替人想问题，不管是一个技术员的前途，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深造，她都设身处地为每个人计划着。一个和我很熟的技术员，谈起过海燕大姐和她的一次谈话。唯一的内容就是讨论她近期对这个技术员的培养计划和未来她可以为其的提高作什么。而谈话时，这个技术员才刚调进肾内科实验室，正为自己终于可以在离家近的单位工作而欢欣鼓舞呢。而海燕大姐却已经开始想的她的未来。至于她的研究生通过她在国外学术界的名望和关系，被她送出国深造的就多了去了。尽管很多人没有再回来，她依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这件事。我认为，这是一种胸怀，一种远见。
让我感受到海燕大姐的这种胸怀和远见的还有这样一件事。在医院工作时，我曾经负责了很长一段时间医学生在校后三年临床教学的工作。一年，负责临床医学的教务长从美国考察回来，很欣赏美国医学生课余和假期参加科研活动的实践。几经讨论，决定五年制教学计划中挤出三个月的时间，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基础和临床科研的活动，训练其科研思维的能力。北医基础部各系和附属医院的教授们几乎人人出国进修过，有的已经不是一次，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有关科研的访问学者。和这些教授们谈起国外，都是滔滔不绝，一致感慨国外科研教学的先进，感叹我们的落伍。然而，当我和各科负责教学的主任征求学生搞科研的意见时，询问可以接受的学生数量时，就不那么一致了。学生科研开始之后，各位教授的重视态度就更是大不一致。结果，一些学生不是被放任自流，如同放假；就是被派到病案室翻阅病例，多少天见不到指导教授；或者成了临床，实验室的观察员，图书馆的常客。分到肾内科的几个同学则是收获大大的。海燕大姐和我聊了几次她对这些学生的训练设想。她把他们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科研题目。在指导教授的引导下，他们学习了从立题，查找中外资料，科研设计，直到收集数据，统计学处理，到论文写作的科研全过程。最后，一个小组在海燕指导下写成的论文被中华肾脏病学会年会所接受，海燕大姐选择了让学生自己到西安开会，作了发言。
我在一篇报道海燕大姐的文章中看到海燕对记者说的这番话：“做科研你求什么？写篇文章，单位给点钱，评个什么奖，获得个什么头衔，so what（又怎么样呢）？“我最反对大家围绕一个人的科研而工作，形成一种造星运动。学术上，要群星灿烂。”这就是这位王大夫的胸怀。网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的报道，题为“医者菩提心”（http://politics.gmw.cn/2013-06/20/content_8015148.htm）。说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海燕大姐，她的追求，她的胸怀，她的未竟的事业。
《医者菩提心》讲的是王教授，王主任，王医生。对于我来说，她是我的大姐，朋友，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是一个不讲大道理的真性情的朋友。我来美国时，正是那场可歌可泣的运动刚刚在血腥中结束之时。来到异国他乡，是留下还是回国，我举棋不定。那时，对国家的状况，失望痛苦迷茫，加上国内工作中遇到的不公平令我气愤不已，增加了我不回国的筹码。焦虑与犹豫之中，我给海燕大姐写了一封信。很快，我收到了她的回信。虽然她的字迹不可恭维，但是信里说的话却很是朴实真情，合情合理，实事求是，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她说，因为你是公费出国，理应回国。如果你想再出国，可以回来以后再走。从她的字里行间，我明白她知道我想留的原因想回的理由，流露出一股理解下的信任。虽然最后我决定留了下来，我知道她依然理解我。公费出国，留下不走，总是我一个心结。几年之后，我托家人还清了当年国家发给我的所有出国经费。
海燕大姐是个真性情的爱国者！她不仅有为国家强盛而献身医学科学的精神，还有着一份热爱国家热爱民主的真心。那个广场遭难的晚上，她正在医院。听到消息后，她率领医院的几辆救护车，直奔广场。与清场的军官据理以争，竟然带出了一两百被围的学生。之后，为抢救受伤的市民百姓而彻夜未眠。我永远也忘不了之后的那天上午，在我充满阳光的办公室里，她一边流泪一边和我讲述那天夜里所见，我们相对而泣，黯然销魂，久久地，久久地伤心着。我知道，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政治环境里，在医院里，她的身份（副院长，科主任）使得她只有在我这里才可以袒露她悲愤的心情，而不会伤害任何人。
这些年，每次回去，总可以听到她的消息，共同的熟人也为我们相互传达过问候。这几年，听说她那似乎永远拥有无穷的精力的敦实的身体也开始不顶劲了。总是说去看看这位老大姐，却没有道理的从未成行。于是，就有了今日的无可逆的悔过。借李白一句，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悔绵绵无绝期。
七十已过，对自己对世界似乎已经清楚，似乎越来越觉得我便如此，活至此时，无怨无悔。但是，一想起海燕这样一生不可多遇的良师益友，如此一位磊落光明为民族强盛勤勤恳恳努力了一生的人，我会突然没有了那种无悔的自慰和自信。突然觉得，如果我的花甲之年都向海燕大姐那样做事做人，我或许也可以为国为民做更多的事情啊！
这篇怀念海燕大姐的文章结束之时，想起国内社会上那些依然拉父辈大旗自称“红二代”的人们，有时开会，有时合咏，似乎一个个都如何与众不同的了得。其实，海燕大姐才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她扎扎实实地继承了父辈为民族努力奋斗为国家为人命献出一生的傲气风骨。
听嫂子说，海燕大姐那夜推醒丈夫，告诉他自己左心衰竭了。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她就走了。作了一辈子的医生，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自己的死因作出了正确的诊断。或者说，最后一个病人竟然是自己。海燕大姐就是这样离开了我们！呜呼！
看了您博客里一些文章，很喜欢。小丫的故事让我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