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我
边缘化的人生感悟
等女主人放下了筷子，我们和他一齐动手，把饭桌收拾干净。之后，我们就坐在客厅里闲谈了起来。
女主人告诉我，她有一个妹妹，在美国华尔街一家大投资银行里工作，干得非常的出色。出色，就意味着繁忙。所以她们姐妹俩一年能见一次面就不错了。刚才的电话就是妹妹打来的。由此说开，就扯到了她的经历。
在斯坦福上大学的时候，她认识了她的丈夫。这位土生土长的突尼斯男人是突尼斯政府派到美国的第一个留学生。他攻读的是经济学博士。由于突尼斯政府给他的钱并不多，他其实是个穷学生，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穷学生。
在大学里，女主人读的是文学。她聪明伶俐，天真浪漫，风华正茂，学业优秀。加上殷实的家庭背景，活得自由自在。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他们如何在校园里相遇的内容，也许是忘记了。总之，他们被相互吸引了。女主人坦诚地告诉我，她之所以被这个来自非洲小国，讲着一口蹩脚的英文的阿拉伯青年吸引住了，是因为他的朴实，真诚，好学，和刻苦。她说，因为家庭的原因，那时在她的周围不乏来自台湾的高干子弟。尽管他们中间有律师，医生，或者其它无论在台湾还是美国社会上受人羡慕的职业或者头衔，她却受不了这些人那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虚浮作派。
她很快就忘乎所以地和这个家庭和文化背景风马牛毫不相及的阿拉伯青年恋爱了。她还记得第一次把他带到她家的情景。那时，她有一辆汽车，他有一辆自行车。她说，到时候开车去接他。他说，不，我骑自行车去接你。最后，她坐在他的自行车的后面，一颠一颠地到了她家。她的父母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他。喜欢他的质朴，忠厚，勤奋，和执拗。她的母亲夸奖她找了个好丈夫。
他们毕业时，因为女主人的精彩文笔，斯坦福的文学杂志聘用她做编辑。而他决定要回到他的故乡，报效他的祖国。于是，女主人没有顾及周围人的劝告，义无反顾地随她的男朋友到了突尼斯。那时，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位千金小姐真的会从此留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伊斯兰教的国家。斯坦福大学的文学杂志甚至还为她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位置。
然而，我们的女主人和她的经济博士不仅在突尼斯举行了婚礼，而且一直生活到今天。结婚时，婆家送给了这对新人一头骆驼和十几只羊。我忘记问她，当年的两个大学教师是如何处理这一群牲口的了。婚后，她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很见成效。至今，他们一直在突尼斯大学里教书，一个教经济学，一个教西方文学。
她来到突尼斯后，一直生活在突尼斯市。尽管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较开放和富裕，然而，在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里，其城市生活与旧金山，台北这些大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一是生活习惯的截然不同，吃喝拉撒睡，方方面面得适应；二是伊斯兰教对已婚妇女的禁忌限制。比方，她出门必须有男人陪伴，过去是她的丈夫，现在是在大学里上学的儿子。可想而知，这对于从小无忧无虑生活优越的女主人来说，一个在自由民主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女人来说，要适应这种可谓天翻地覆的生活变化，即使是为了所爱的人，是一个多么艰涩痛苦的生活历程。说到这里，我想到了那晚吃饭时她久久不上桌。坐下后，一直少言寡语，知道她的夫君上楼。这就是当下突尼斯社会对妇女的限制吧！
在书香门第的家庭里长大的女主人，诗琴书画，样样精通。她小时候的英文老师是曾教过末代皇帝的英国人。她不仅可以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还可以讲一口地道的英国英语。（那天，她讲给我们听，我和女儿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她又学会了阿拉伯语。她带我们参观了她两层楼的家。墙上是她画的几幅中国山水画，古色古香，画边的几句对仗工整的诗句，不仅展示了女主人的怀乡之情，也显露出她的国画古诗的功底。在她的书房里，文房四宝，古书珍品。她还把他儿子画的中国水墨画给我们看。问她儿子会不会说中国话，她说说不好，但是听得懂些简单的话。前几年，她还带她的儿子回中国寻根问祖呢。
席间，她告诉我，她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每年，她都要去看望她爸爸。有时，她去美国。大多数时间，她都和爸爸和妹妹在世界的某一地聚会，一家人又聚会，又看世界。她笑着告诉我们，911之后她去美国探亲。美国海关的人非常奇怪这个从突尼斯来的女人：这是个中国女人，讲着一口流利纯正的美国英语，但是在她的美国护照上，却有一个典型的阿拉伯的姓。于是，她只好费了一番口舌来解释其中之奥秘。
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老一辈人的身上。于是，她搬出了好几本相册来，指点着一张张的老照片，兴致勃勃地讲开了她那比巴金的“家春秋”里的那个家庭更加有故事的大家庭来。
我从小就知道戴季陶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对这个总是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人有过什么深入地了解。女主人告诉我，她的外祖父戴季陶早年曾经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之后，离开了共产党。他和蒋介石的交情十分深厚，深到了把自己的亲儿子给了老蒋作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蒋纬国。所以，蒋纬国实际上是女主人的亲舅舅。
一边说着话，我们一边看着女主人的老照片。这些几十年前的照片由于质量很好，发黄的都很少，照片上的人物真真切切，栩栩如生。有两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是戴家的全家福。戴季陶身着马褂正襟危坐，自然是一排的正中。好像有二三十口人。男人们一个个油光分头，西装革履，女人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精致旗袍。记得女主人用手指指着，向我一个个地介绍她的叔伯姑嫂的。把我这个对家庭成员称呼历来糊涂的人搞得是一个晕头转向。只记得相片里的十几个风度女人不是金陵女子大学，就是复旦大学等等这些大学毕业的。接了婚，就都闺房藏娇了。再有一张记忆深刻的相片，就是女主人的爷爷死后的灵堂。堂堂一幅署名“蒋中正”的横匾高悬在上，书法颇有功力。原来女主人父亲的家庭也是不凡。她祖父束云章生前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经济类的官职，具体的官职被我这从来对官职不感兴趣，不长记性的人忘记了。反正是个不小的官，不然，老蒋不会亲自书匾的。
听到此，这一家在台湾根基如此深厚，如何跑到美国去做平民百姓了呢？我随口问了一句：“那你们家怎么到了美国呢？” 不料，由此引出了戴家的一段伤心事。原来，四九年间，当老蒋决定去台湾时，遭到了戴季陶的坚决地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明了，这就是中国不能分裂。老蒋自然不听戴劝，而戴也不随蒋意。于是，老蒋过海峡，占岛为王，而戴季陶则留在了大陆。女主人和他的父母随着她的爷爷一家到了台湾。据女主人说，她的外祖父即不愿随蒋赴台，又不愿在共产党的天下过日子，决定自杀。戴夫人对夫君情深似海，要与夫同赴黄泉。家人发现后，把服了大量安眠药的戴家夫妇送到医院。经历了一番抢救之后，戴季陶则如愿驾鹤西去，而戴夫人竟被救了下来。戴夫人在解放后不久也去世了。
女主人的妈妈听到辗转而来的噩耗，想到母亲孤单单一个人走完人生的末路，悲痛万分。那时，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共戴天之仇，使台湾政府对从大陆过来或者回大陆的人的政策是无论何人，格杀勿论。然而，女主人的妈妈义无反顾地决定回大陆奔丧。
在这之后，女主人的一家人就不得不移民到了美国。于是，就有了女主人以后的故事。
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很多我们各自家庭的故事。恍惚间，我觉得有些如梦如幻。在非洲北部这个濒地中海的伊斯兰教的小国，这个纯粹的阿拉伯风格的小楼里，面对面坐着两个中国女人，一个是老国民党员的外孙女，一个是老共产党员的女儿。我们的亲人，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起，就站在中国政治社会中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里，你死我活地斗了一辈子。而此刻，我们两个人谈得却如此的投机，如此的开怀，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想，在那各国列强虎视眈眈，国家动荡落后，社会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多少仁人志士舍生忘死，孜孜不倦寻找国家的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里有这样的人，中国国民党里也有这样的人。抛开那些冠冕堂皇的，给人类贴上各种标志的语言，我觉得，不管他们选择了哪一条道路，他们思想始点是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这是一群有信仰，有抱负，执著追求的人。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离开女主人的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此处，无法打到出租。女主人要把我们送到离城区不远可以打到车的地方。趁着她的儿子把车开出车库的时间，女主人又让我参观了她在院子里种下的一簇簇的花木。红花绿叶在从窗户里射出的灯光下，闪闪烁烁。一阵凉风吹过来，让人觉得爽快得很。女主人兴致勃勃指点介绍着她的花木，她那清脆的如年轻人般的声音随着风在寂静的夜里一定传得很远很远。
当女儿从突尼斯回来时，女主人带给了我两块她亲手画的彩石头，一面是旭日，群山，海鸥，向日葵。另一面是“海外同乡”，“天方巧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