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我
边缘化的人生感悟
半夜醒来，有些恍惚，莫名其妙地想起些刚来美国时的穷日子，想起那时交的那些穷朋友，和那时的穷欢乐来。
现在说起穷日子，年轻的留学生们大概会认为这种“忆苦思甜” 是矫情。但是，我忘不了这种曾经的贫穷。它是我人生中值得珍惜的一段经历。记于此处。
（一）
我们三人合租了一个单元，在三楼。一位室友是77级清华本科研究生毕业，在香港干得挺好，攒了些钱，就跑来美国读书。此人极聪明，不到三年的时间，拿了两个硕士 - MBA 和 Accounting。另一位室友是78级中山医学院的毕业生。来美先是作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相当高水平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跑到芝加哥来闯天下。一通拳打脚踢，还真叫他打开了一片天地。不过这是后话了。
回想那时，国家还没有富起来，出来的留学生都是穷兮兮的。清华男子每周都要去餐馆打几次工，挣下房租伙食费。我是在系里作RA，中山男子的事业还未发达，晚上也要去餐馆打工。那时的留学生，哪个人的父母也供不起儿女出国读书。不少留学生还要寄钱回家。记得有个从农村出来的朋友，暑假还要勒紧裤腰带买飞机票会家，帮着父亲收麦子。回来晒得黑黑的。没有人像现在的留学生，家里供着，出来就买车下馆子买名牌四处旅游频繁回国。与我们出来时的情景相比，天壤之别啊！不过，那时我周围的留学生里藏龙卧虎，有幸交了不少靠得住又有精神交合的好朋友。
租下这套房子后，对女士的尊重，他们二位让我住了最好的一间 - 夜有门可闭，开门就是客厅。他们两个的房间，一间无门，半截布帘子当门。另一间与油乎乎的厨房相邻。晚上，睡觉，房间里充满了白日的饭味。我们三个人相处得很好，好到一个锅里吃饭的程度。大家定时把同等的饭钱交到学会计的清华男子手里，吃完了再交，谁多吃一顿少吃一口，从不在意。做饭的任务，当然以我为主。虽然我出国前掌勺的时候极少。也算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了。
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我有一对德国朋友，要来芝加哥。我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怎么招待他们。
那清华的高材生自告奋勇地说要做个蚝油青菜。他说，他在香港工作时吃过这个菜，太好吃了！我说，蚝油？我还真没有尝过呢。他说，你就等着吃吧！那时的他，每周要去餐馆刷几个小时地盘子，挣出他的生活费来。虽然一瓶蚝油只有两美元，在当时，也是个需要算计的数目呢。不过，他是个仗义的男子汉，不眨眼睛地就把它买下了。
那天，我把该我做的菜都做好了，于是，我们就围着锅灶看他的手艺了。
锅热了，他像平时炒菜倒油一样到了些蚝油入锅，不一会儿，锅干了，他就又倒了些进去。就这么干了，又倒些，倒了，又干了，一瓶子蚝油倒去了一半。他是个好面子的人，见此景，开始叨叨开了，这蚝油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油啊！随着蚝油一点点的无踪无影了，他愈发叨叨得勤快。我在旁边替他着急，索性一股脑把青菜倒进了锅里，也算解了他的围。
过后，我们还真讨论了一阵子，这蚝油怎么没有油水呢？不要说我们这些没有吃过这道蚝油青菜的人不明白，就是这位吃过蚝油青菜的聪明人原来也不知道蚝油不是油呢？
那时的我们，很单纯，就是连吃的经验也很单纯。
十几年后，在北京，见到这位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海归人士，说起此事，两个人大笑一通。他还一脸认真地说，那时我脑子里就是认为蚝油就是油呢。
唉，他还是国民党执政时的交通部长，共产党的高级统战对象的孙子呢。在吃上，也就是这么个水平。
（二）
出来时，是公派访问学者，从卫生部领来了一张1950美元的支票。组织上说了，三个月，一个月六百五十美元生活费。出来后，决定上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三个月一个学期的学费就是1900美元（大概是这个价。时间久了，记不大清楚了）。我连想也没有想，就把三个月的生活费交了上去。
周围的朋友都替我想办法，解决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问题。那时的留学生很团结，都苦都穷，但是相互很帮忙。
一日，有个朋友打电话，告知，学校的辅助医学学院的营养系正在征召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参加一个有关饮食与血脂关系的临床实验，九个月，管三顿饭，坚持到底的还有奖金900美元。这对于我来说，可真是件雪里送炭的大好事情啊。
我和当时住在一个单元的瘦老太太（北京一个大医院的放射科主任，访问学者身份）一起去报名，化验血脂。那时出国的人都希望能攒点钱，挣点钱，回去好买三大件。事情也绝了，我这身体一贯健康，从来不休病假，不看医生的人血脂还高出正常水平了。也算老天助我一臂之力。那老太落选，于是，到走也不和我说话了。
在以后的九个月里，每天到营养系的实验食堂吃饭。周六把周日的饭领回家吃。要是放在今天，就是比较十全十美的事情了，不用花钱买所有的食品，不用花时间作饭，还有九百元的奖金等着你。但是，每天吃纯粹的西洋饭食，在当时很是一件苦差事。除了意大利面条和果酱花生酱三明治外，都是些不到鸡肠响如鼓的境地，就吃不下去的东西。自己是搞科学的，不愿意作违犯实验规则的事情。经常都是把饭硬吃下去，或者宁愿饿着，也不吃外食。九个月下来，血脂还真降了下来。
参加实验的人群绝大多数多是黑人，自然，是穷黑人。吃饭时，就我一个人埋头吃饭，还时不时地捧着本教科书看。偶尔主持实验的教授也来食堂看看。一次，她跑来和我说话，问我是做什么的。当时，我不愿意说自己读书没有钱，是来赚钱的。觉得丢中国人的脸，就说自己在国内是医生，也搞科研，想亲身体会一下美国搞科研的方式方法。如果放到今天，我大概会如实招来的。
（三）
那时，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是住不起学校的学生宿舍的。都是几个人合租学校周边的房子，房租越便宜越中意。 学校附近，有个出了名的中国留学生租下的两层楼房。上下各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都住了六七个留学生，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要交五十到七十元的房租。这是如今北京赫赫有名的心血管内科大专家胡大一开创的中共地盘。我和那里的户长报名，排上了入驻的队。
等了几个月，终于搬了进去，一个月省下了不少的钱。我住在二楼，四个房卧室，外加一间四处透风的小储藏室里，总共住了五个人。有时，还有临时来落脚的，常常是六七个人挤在一起。一个破旧但是功能尚好的炉灶，大家轮流做饭。一个破旧轰轰作响的冰箱，分格分部储存各自的食品。小楼常年失修，墙皮脱落，地毯已经失去了本色，饭桌上蟑螂四处奔跑。一日，一女子大叫，竟然看见一个老鼠从老式的取暖器里跑出来，在地毯上飞窜。
那时，有一从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出来进修的教授小老头和我们同住。因为进修时国家花钱，不用美国老板一分一文，所以他们就有绝对的自由度，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人就想方设法攒钱（不吃蔬菜，天天吃面疙瘩，吃处理鸡等），或者挣钱（教授主任之类给资本家们扛活的屡见不鲜）。这位教授老头属于吃面疙瘩的第一类，常常不去实验室。
自老鼠无故猖獗起来之后，他就开始用他的聪明才智琢磨如何消灭老鼠。美国什么都大，从人到蔬菜，偏偏蟑螂老鼠特别小。小，大概就比较机灵，捉老鼠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几经回合，多次选择，这教授决定用老鼠夹子。再几经回合，尝试过各种诱饵，终于用鸡皮带点儿肥油，捉住了老鼠。从此，大家半夜三更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围坐在饭桌前说几句话，喘几口气时，老教授就会得意洋洋地向我们汇报他一天的战绩。大家开他一通玩笑，各自回屋睡觉。
老教授兢兢业业地抓老鼠，每日有收获，直抓到他回国。
（四）
二十年前，芝加哥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早，冷得时间长，冷得也比现在厉害多了。记得三十五年前的十月二日，抵芝加哥，暂住在朋友处。当晚，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狂风在嚎叫，破旧的玻璃窗哗啦啦地响着，感觉马上就要被吹飞了。几个月后，我跟着一个护士到政府给穷人建的高层住宅去家访，发现那四个卧室的单元远比我们这些留学生租的住宅要宽敞设备要求全多了。
我们住的单元里只有一个老式的取暖器，铸铁的，长方形，打开后，里面煤气燃起红红的火苗，热气从四面的孔洞里飘出来，很快就会使中间的客厅暖和起来。大家都穷，都省着过日子。冬天的大多数日子，即使外边的气温下降到摄氏零度以下，这个取暖器依然和房间里的空气一样冰冷。在最冷的日子里，我曾经把暖气开开，暖暖屋子。但是，我前脚开了，后脚就有人立马关掉。烧去的煤气费是要大家平摊的。我也就作罢了。穷，就懂得了忍耐。
室内太冷，读不了书。于是，下课后，就在学校的图书馆呆到半夜。一是那里温暖如春（有时连毛衣都穿不住），二是那里设备齐全（沙发，课桌，还有小房间可供讨论），地下室还有个咖啡室，有微波炉，可以热饭。很多留学生都在那里苦读书，写论文，讨论。累了，就在那里睡一觉。还可以在那里会会朋友，聊聊天。可谓我们留学生的课后天堂了。
对于我自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那里捡到当天的芝加哥论坛报看。那时，一份论坛报二十五美分。我那里舍得花钱买报纸呢？现在每天早上躺在床上看《纽约时报》，想起那时的穷劲儿，真是感到现在的无比幸福。
前几年，一个侄子要来芝加哥读书，说是在学校找了个月租金450元的地方住，我立马想到当年我们五个人才交450元的事儿，告诉他，太贵！来了先住在我这儿，慢慢找便宜的。最后，这侄子找了一个合租的单元，一千多一个月，两人二一添作五分摊。那高楼大厦里有看门的，有计算机室，好像还有健身房之类的。从他寝室里宽大的玻璃窗望去，是芝加哥的市景。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们的穷日子代表的是过去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那穷日子，只属于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五）
那时的日子，虽然穷，但是过得很快乐。
周末，有车的人载上一车人，有说有笑地去买吃的。我们这帮穷学生买吃的是有讲究的。买面包，要去Audi，那里的面包一袋才25美分；买菜，要去Eggstore，那里的菜虽然买回来要好好洗，但是便宜；买肉，要去Fairplay，那里的鸡大腿一磅好像只要几毛钱。另外，离学校东校园不远的地方每个周末都有跳蚤市场，可以买到便宜的蔬菜，还可以捡到很多家具和衣服。
有一次，我在那里捡到了一条很新的裙子。穿到系里，竟受到一位女教授的羡慕。我想，要是告诉她裙子的来处，她保证目瞪口呆。还有一次，捡到一个崭新的床头柜，我一直用到最后一次搬家才丢掉。其实也没有丢掉，捐给了一个抗乳腺癌的组织。
第一个圣诞节，我和两个白求恩医科大学和一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一起，走了两三个小时，跑去逛一个旧货店。我什么也没买，又走了回来。回来的路上，唯一挣美元的南开的老师买了一个大面包请客。大家高高兴兴，有说有笑，轻轻松松地就踏着满地松软的积雪走了个来回。晚上，那两个医科大学的老师用便宜的蔬菜鸡大腿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饭请我们吃。边吃边谈天说地。我就是和这三个老师一起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罗马尼亚总统的消失，苏联的解体……。那时聊天的话题多是国家大事。为了省钱，我们都不买葱，只用便宜的洋葱作代用品。
芝加哥有个小吃节，在盛夏时节的周末，在密执根湖边的公园里。我和南开的老师骑着十几块钱买来的旧自行车，来小吃节看热闹。说是看热闹，是名副其实地看热闹。我们舍不得买那里的任何食品。我和南开的老师很投机，都爱看新鲜，都想在回国之前把能看到的事情都看到。我们一通穷逛，不过，我们也吃了，也喝了，都是不要钱的试尝品。
我们也有舍得花钱的地方。那时还没有数字相机，我们好多人都特别舍得花钱买胶卷，只想把异国他乡的风俗风景带回去给更多的人看看。医科大学的一个老师，好吃，厨艺也高超。临回国的那几个月，他把没有在国内见过的所有蔬菜肉类和他看上眼的食物成品，都吃了个遍。说是不枉来一趟美国，不枉来世一回。
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浮现的都是这些刚来美国的事情。突然，很想念当年的这些穷朋友，一起度过的穷日子，和那种贫穷的欢乐。他们今天的日子都过得怎样呢？他们一定没有忘记那时的一切。走过了那样的日子的人，怎么会忘记呢？No Way！
